Narrative Medicine

“人文交响”| 医学人文写作：以神经学泰斗的医生成长回忆录叙事创作为例

专家点评｜ 杨晓霖

随着叙事医学理念在全世界医疗领域逐步推广和普及，具备一定叙事素养的医生纷纷推出自己创作的叙事作品。我非常喜欢阅读神经学家的叙事性作品，几乎每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都是一位杰出的叙事者——会讲故事和写故事的人。2000年，哈维·布鲁姆（Harvey Blume）在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首次使用“神经学叙事”（Neuro-narratives）一词，主要用来描述当代小说从心理学领域向神经科学领域转变这一现象。其中，由神经学家创作的神经科学虚构叙事可以称作“元神经虚构叙事”（Meta-fictional neuro-narrative）。然而，叙事本身涵盖虚构与非虚构两种叙事类型，因而，神经学叙事作品也应涵盖非虚构叙事作品在内。

在叙事医学语境下，“神经科学叙事”不仅指小说家和神经学家创作的神经学小说或神经学虚构故事（Neuro-novel；neuroscience fiction），还包括神经学家和神经疾病患者及其照护者撰写的传记叙事、回忆录叙事、教育成长叙事、疾病叙事以及神经学发展史叙事等类型作品。这类叙事的主题包括：神经解剖学、神经结构与网络、神经化学、神经元及其遗传效应、精神药理学、脑瘤、脑损伤、神经系统紊乱（自闭症、注意力缺失障碍、精神分裂等）、神经毒素、大脑健康与疾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中风、大脑老化）、脑移植、大脑投射效应（心灵感应等），以及其与心理学的重叠领域（谈话疗法、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学说等）。

本期“人文交响”推文点评的是英国女王广场国立医院、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学教授安德鲁•李（Andrew Lees，1947-）的《我的学医之路：成为有灵魂的医生》（“The Making of a Soulful Neurologist”）。安德鲁•李是帕金森病领域全球引用率最高的三位研究学者之一。安德鲁•李叙事素养非常高，是一位擅长各种类型叙事的临床医生和神经科学研究者。他与前人世界、周围人世界（导师、患者、同事、亲友等）以及当代人世界都建立了良好的叙事连接，对未来世界也有着非常精准的预测，这让他能在历史、现实和未来几个空间维度驰骋自如。

安德鲁•李教授的多部叙事作品被列入“中国生命健康叙事阅读书目”。 我第一次接触安德鲁•李的叙事医学作品是其发表在医学期刊《大脑》（Brain）上的一篇名为《威廉•高尔斯医生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奇怪案例》（“The strange case of Dr William Gowers and Mr Sherlock Holmes”，2015）的论文。论文指出，弃医从文的小说家柯南•道尔在创作福尔摩斯名侦探系列故事时，除了以其导师，爱丁堡皇家医院的约瑟夫贝尔医生（Joseph Bell） 为原型之外，很可能也深受神经科权威、帕金森氏症先驱、《神经学圣经》(Bible of Neurology)的作者威廉•高尔斯医生所推崇的医学思维影响。

高尔斯认为每一个患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唯有通过细致观察和全面推断才能得出正确诊断，高效地减轻患者痛苦。受此观念影响，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精准地将医生具备的“望闻问切”的职业叙事素养融汇到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本期译文中，安德鲁讲述的“高年资医生通过要求年轻医生模仿其品尝糖尿病患者尿液，却因为没有观察到细节，而被“愚弄”的故事旨在强调“医生细节观察和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性”。高尔斯告诫自己的学生：当我们面临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个案时，应该忘记我们所知的一切专有名词和案例。不要用之前的任何经验来妨碍我们观察眼前的病人，我们要将他/她当作全新个案加以判断。

文本细读是叙事医学强调的叙事素养形成的必备途径。安德鲁的观点与叙事医学理念完全契合，我非常赞同将《福尔摩斯探案集》列为神经学专业学生必读书目。可以说，福尔摩斯在高尔斯和严肃的神经病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浪漫的桥梁，神经学家和侦探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在各自的叙事中寻求隐藏其中的真理和意义。事实上，单纯依靠循证医学所提供证据无法避免误诊和漏诊情况的发生。医生群体要想提升诊断能力必须关注患者的故事，至少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生命故事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用以辅助诊断。

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大多秉持科学至上主义，鲜有人文素养极高的医生。大部分医生缺乏文本细读素养，往往管中窥豹，只见器官不见人，疏于细致观察，无法真正尊重患者的全人健康。正如福尔摩斯在教导助手华生时所提到的这句话，“你观看但不观察”（You see, but you do not observe.），所以你会漏掉许多破案或者正确诊断的重要信息，医生诊断和侦探破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的都是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个具备文本细读素养的医生可以更高效地与家人、导师、同事、患者及其家属，还有周围任何人建立高质量的人际叙事关系，并从中获得信任和尊重。

安德鲁受前辈医生高尔斯的影响，非常注重与患者建立人际叙事关系。一位成功的神经性医生一定愿意讲述和分享患者的疾痛故事，让更多人从中获得启发，并展开临床反思。1993年，年轻医生安德鲁•李曾与患者合著《希望之光：雷•肯尼迪的故事》（Ray of Hope: The Ray Kennedy Story）一书。雷•肯尼迪（1951-2021）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格兰足坛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在1983年，30出头的雷就被诊断出帕金森退行性病变，在安德鲁•李等神经科医生的帮助下，他活到70岁，于去年12月离世。

安德鲁提出，患者的故事并非不可靠的低级证据；患者的个人陈述往往是许多重大医学发现的第一步，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乎医学界的想象”。我个人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在构建中国叙事医学体系时，我特别提出“患者的故事也是诊断和治疗的重要证据，而且是有温度，有灵魂的证据”（Patients’ stories are data with a soul.）。只有将患者的生命叙事融入临床和医学证据体系中，我们才能既“作出准确的诊断，还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又能提升诊断的准确性，让医护患（包括患者家属）三方切实感受到医学的温度和医学的人文性，使得“循证医学时代”成功过渡到“精准医学时代”成为可能。

一位成功的神经学医生一定愿意讲述和创作神经学科前辈的传记故事，传承导师和先驱的人文理念和医学思想。英国女王广场国立医院神经科发展从一开始的“最伟大的临床神经学家”高尔斯到麦克唐纳•克里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1900-1997），再从弗兰西斯•沃尔什爵士（Sir Francis Walshe）到安德鲁•李，都保持良好的人文精神和传记叙事写作传统。2012年，安德鲁•李出版了帕金森症研究先驱高尔斯的传记叙事作品《威廉•理查德•高尔斯：探索维多利亚时期的脑科学》（William Richard Gowers 1845-1915: Exploring the Victorian Brain）。

此外，安德鲁也在神经学期刊上发表同时代神经学前辈威廉·沃尔顿·古迪（William Walton Gooddy，1916–2004）的讣告小传。安德鲁也经常讲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直接导师杰拉德•斯特恩教授（Gerald Stern，1930-2018）的故事，尤其是斯特恩如何成为聆听患者病史的人文主义典范医生的故事，以及如何对年轻的科研合作者秉持宽容态度的故事。

一位成功的神经学医生也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医学教育成长经历。安德鲁医生认为文学家是他的医学成长之路上的重要导师。他于2016年出版回忆录《狂人导师：威廉•布洛斯实验记录》（Mentored by a Madman: The William Burroughs Experiment）。安德鲁从年轻时就阅读布洛斯的小说。这本独特的回忆录中阐述文学家、散文家、社会评论家以及说故事表演者威廉•布洛斯（1914-1997）的人生故事如何引导自己在帕金森疾病研究领域获得巨大突破。布洛斯是一位毒瘾缠身的前卫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具半自传叙事性质，主要描绘他身为海洛因成瘾者的经验。

对于安德鲁而言，如果说高尔斯是他在临床医学上的精神导师，那么，福尔摩斯则是他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启蒙导师；如果说杰拉德•斯特恩教授是他在医学现实世界中关于帕金森疾病研究的导师的话，布洛斯就是他将科学世界与文学世界桥接起来的灵魂导师。在《狂人导师》这部回忆录的腰封上，安德鲁引用了布洛斯的一句话——“是时候被抹去横在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尤其是医学科学之间的一条纯粹武断的界线了”（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lin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 purely arbitrary line, to be erased）。

我们既可以说《狂人导师》是一部科学叙事作品，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非虚构的文学叙事作品。也就是说，安德鲁本身就是“神经学叙事”的支持者和践行者。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提出，医生必须每天花睡前的半小时阅读伟大医学人物的传记和文学家的小说。安德鲁更进一步地倡导神经学家同时应该也善于创作文学叙事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反思自己的职业成长和职业身份认同，提升个人的职业素养。这与叙事医学所强调的观点——反思性写作是提升医者叙事素养的重要检验工具——相呼应。

一位成功的神经学医生也善于将神经疾病专著转化成民众耳熟能详的叙事性科普作品。如果大家对神经内科，尤其是帕金森和其他神经疾病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阅读安德鲁今年出版的作品《神经学神奇之旅》（Brainspotting: Adventures in Neurology，2022）。安德鲁以神经科桂冠诗人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文学叙事风格，带给大家探寻神经学的迷人世界。现代神经医学离19世纪之前“将人视为整体的神经学”观念越来越远。藉由一系列精彩、有见地的自传叙事，安德鲁带领我们进行福尔摩斯式的神经学之旅，让神经医学在其不断推进的科学进程中重拾“治愈心灵，并修复大脑”的人文传统。

我们需要创造各种条件鼓励更多的医生从事写作，尤其是叙事性写作。医生利用工作闲暇之余从事写作可以看作是医生的一种社会责任和职业担当。医生藉由写作前辈的传记、自己的成长自传和回忆录、学科发展史故事以及患者的疾痛经历故事等，可以把握或者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权，也可以不断构建和营造关于某个学科的叙事生态。目前，国内神经领域叙事生态仍然处于荒漠状态，真正愿意和能够担负起这一职业和社会责任的医生不多，只有零星的叙事作品，例如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学首席科学家的凌锋教授团队出版的《用心：神经外科医生沉思录》等。

形成神经叙事荒漠生态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国内医疗领域存在的诸多客观现实因素，二是神经学领域医生的整体叙事素养欠佳的现状，三是医生群体大多急功近利功，只重眼前，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跟职称晋升和待遇提升无关的写作之上。然而，从西方神经学发展史来看，“美国现代神经外科之父”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是一位叙事素养非常高的传记作家，他撰写的导师传记《奥斯勒的一生》获得了美国传记文学最高奖普利策奖，这并未影响他的专业发展，而是让他在事业发展上更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也形成了可持续的职业叙事身份认同。

为了学科的长久健康发展，医科院校和医院应该积极鼓励和倡导医生从事叙事性写作，因为反思性写作是维持职业长久健康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职业素养。可喜的是，在南方医科大学的带领下，我们叙事医学团队在全国各地已经创建多家叙事中心，致力于创设不同维度的叙事关系。我们期待，在国内叙事医学传播者，以及神经科医生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像安德鲁•李这样的人文医生不断涌现出来。我们呼吁更多医生群体除了做好医生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兼具科普作家、传记/自传作家、小说家、医学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我们期盼兢兢业业、默默付出的中国医生在世界医学人文领域拥有自己的叙事权，中西方医学人文领域的交流和沟通更加顺畅；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充满人性的光辉，各级医院叙事生态以及社会整体叙事生态更加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杨晓霖. 叙事医学人文读本[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Lees, Andrew. The strange case of Dr. William Gowers and Mr. Sherlock Holmes[J]. Brain: A Journal of Neurology. 2015(138): 2103–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