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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投”会变成国家财政的“蠹虫”？

最近，地方基建投资的塌楼，再一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很多人对“城投信仰”大倒苦水，直斥其为国家财政的蠹虫、作秀的产物，时代的垃圾！

确实，以上这些评价都是正确的。

因为在当前，城投带来的隐性债务，本就是我国亟需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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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而言，城投的发展在我国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1994年。这一时期我国逐步走向改革开放，四化逐渐成为我国的发展目标，城镇化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时，城投的思想萌芽已经开始出现。
• 第二个阶段为1994年至2019年。这一时期，经历过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将注意力全面转向城镇化，城投进入繁荣期。
• 第三个阶段为201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经历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试点后，政府开始探索解决隐性债务的新模式。

三个阶段的发展中，第二个阶段是以前的主流，第三个阶段则是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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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而来，在过去几十年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性财政负担。

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城投公司往往直接作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但其财政却又独立于地方政府。

城投公司因为地方政府盲目的推进城镇化，被赋予了能力不足以担当的使命，产生财务危机后往往又需要政府出资解决。

企业的债务，虽然不在地方政府的账本上，但最后出钱还债的却都是地方政府，因此其债务也被称为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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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城投带来的隐性债务？

在以往，解决城投债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债务置换，也就是银行兜底；第二种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通过发行债券还债；第三种则是再融资，通过借钱还债。

这三种方法，显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

要是东墙牢靠，则西墙无虞。

但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殆尽、无法再卖地融资，城投债务累积过大、甚至远远超过地方政府收入时，则城投债务将成为无法偿还的烂账！

所以现在，各个地方都在热切讨论城投融资平台的转型问题。

如何让城投与政府脱钩、让它独立自主运行而不用政府来为其兜底还债，成为了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

现今，成功的案例还未衍生出成熟的转型理论，因此如何转型还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城投三方面的积极参与。

但是，目前还是大致有这么几种思路来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

一是从根源出发。

城投之所以会积累巨量债务，达到当地政府无法偿还的地步，根源还在分税制改革上。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抽走了地方政府的大部分税收收入，但是保留了地方政府建设当地的全部责任。

小部分税收，同时应付工业化和城镇化显得捉襟见肘。

于是，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开始走歪路。

通过见效快的城镇化积累政绩，大量投入无效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财政的浪费及形成隐性债务的风险。

那么基于此，可以细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根据地方政府的事权比例，为其规划财政支出。

管多少事，拿多少钱。

地方政府不至于无钱可用，中央政府也可以做到透明监督，不任其滥用财政。

二是从隐性债务的直接来源出发。

城投之所以会给地方政府带来隐性债务，是因为城投平台的账本，和地方政府不是一个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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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只要将城投公司的预算，纳入地方政府的预算制度中。

两个账本合为一个账本，城投公司的预算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

与隐性债务不同，地方政府需要对显性债务负直接责任。

这样，地方政府盲目利用城投平台进行一些不规范的动作，就可以规避。

当然，以上两点还是对未来的一个畅想。

对于如何解决城投已欠下的巨额债务上，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短期内，只能说将部分地方政府资产变现，拆东墙补西墙；中长期，也只能说尽快制定地方政府负债表，增强有效监督。

总之，城投发展成现今万人唾骂的地步，有历史的原因在内。

当前，加快城投与政府脱钩的进程是重中之重。

但要完成这一点，又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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