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华大学校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不仅在中国高教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史上也是寥寥无几。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校长职位频繁更换，直到他上任，这一现象才得以终止。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服务清华，为母校弹精竭虑，整个一生，都是为了清华，这种终生不渝、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敬佩。为何他能执掌清华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他身上有5个让后人高山仰止的魅力。

对学生关怀备至

梅贻琦向来爱学生如爱子弟。清华早年校友时常论及梅贻琦爱清华、爱教育事业十年如一日，但他对青年学子的爱尤甚。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可以总结为“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因此，梅贻琦倡导的师生关系理念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充分诠释，他将父子之爱与教育家的庄严之爱完美地融为一体，终生不渝地践行到底。

既彰显了他的大爱胸怀，又成就了他教育家的伟业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因为校长的身份和立场不能与学生完全一致，但他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对运动的发展给予了默认、关怀乃至推波助澜的实际作用，并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

学生因一时冲动违反校规，他都耐心劝导，并给他们悔过改正的机会。有十一个学生违反校规，“本应立予开除学籍，姑念该生等事后己知深自引咎，特从宽每人记大过两次，以资做戒”。 当学生要求罢课罢考，他往往激励学生要志存高远，“诸君任重道远，来日方长，勿激于一时之气氛，忽视根本之训练，是本校师长切望诸同学注意者也”。当得知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出校车给在寒风中筋疲力尽的学生食物和水，随后又把学生安全送回学校，尽量给学生温暖与满足。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对一个人来说，在私生活中做到节俭并不难，难的是将这份节俭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梅贻琦治校，始终注意一个“廉”字，使清华大学形成了俭朴好学的优良学风。虽然梅贻琦长期担任要职，但从未要求享受特权。

1928年，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为节省开支，他只身前往，刚一到任，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率先垂范厉行节俭，简化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人员。三年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上位伊始，便激浊扬清，取消特权。

比如自行支付私人话费与家中工人的日常薪水，放弃学校免费供给的两袋煤等。他处处以德服人，以身立教，带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从不搞半点特殊化。在美国时，他掌管清华的所有庚款基金，但他的公寓仍旧很小，甚至没有单独的卧室。他经常和别人说：“清华有点钱，要尽量用在仪器、图书、请教授上”。这种勤俭办学的良好传统，值得学习借鉴。

时穷节乃现，岁寒梅更香。西南联大期间，由于战时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身为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与大家一样囊中羞涩。他们同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摆上几把藤椅便是客厅。

他下令撤去办公室的火炉，主动封存学校分配给他的汽车，解雇了司机，每天步行往返于住所和联大办事处之间。他主持着这偌大的学校，还时不时需要靠典当来维持日常生活。他的太太上街卖过糕，儿子眼镜丢了也没钱再配副新的。为给公家节约200多元，宁可自己舟车劳顿选坐邮车而放弃搭乘飞机的机会。

抗战后方时局艰难，物资匮乏，作为校长难免有一些官场聚会，场内的奢侈之风与他一向奉行的廉洁奉公相悖，也会心生不满。如1941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

梅贻琦一生极其节俭，没有积蓄，清贫地家徒四壁。晚年因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连丧葬费都是靠校友捐赠。但他对公益事业极为慷慨，毫不吝啬。他曾把自己出差的全部津贴都用来贴补清华驻美办事处，为采买图书所用。因此，有人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就是得把钱花得经济、持久与有效…积极的俭，才够得上德”。时至今日，梅贻琦两袖清风、大公无私的风骨仍然值得后人敏仰。

梅校长无时无刻不挂念清华大学，重病住院的两年，依然坚持在病床上办公，临终前还不忘在病榻上给即将到来的校庆录音，给学子送上真挚祝福，对于校友捐赠的住院费他心怀感激，却不忍心全部用在治病上，希望拿出一部分支援学校建设。他去世后，亲朋好友打开那只他生前视若珍宝且不离手的提包，大家纷纷感动落泪，包里面竟然是清华办学的日常收支明细……。

公开透明，开明民主

1931年底，梅贻琦正式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倡导并延续“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校内行政体制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具体说，就是包括校长在内的“四驾马车”。

各自的权限都在校章中有明确规定，彼此之间权能分立，互相牵制，作为校长也绝无特权，一切照章办事。事实上，这全部根源于梅贻琦毕生都在遵循的法治思想梅贻琦深刻认识到，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只有遵行法制，民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梅贻琦曾与秘书约定，对于求情信件不必上呈与回复，直接“专档收藏了事”。自己女儿不够清华分数线，他一视同仁，不徇私情。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贯彻到西南联大，使三所不同传统与风格的名校依然做到团结互助，达到珠联璧合的效果，这与主政三校校务的梅贻琦的公正作风脱不开关系。学术管理方面，梅贻琦常用“吾从众”体现其民主作风，在各种会议上，他总是广开言路，博采众长，充分体现了他对校内民主制度的认可与尊重。

此外，梅贻琦在家对待妻儿也是如此，一切根据自愿，从不强迫命令，他的儿子梅祖彦参军，他既未主动提出，也未进行阻拦。总之，梅先生的不拘私情与秉公办事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之一。

梅贻琦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沉默寡言，因此大家称他为“寡言君子”。他沉默寡言说明他不屑于空谈，只注重实际行动。少说多做，甚至做了也不说。在他看来，行胜于言，无疑是一种高尚的品格。

胸怀博大，兼容并包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积极解决战时教育问题，批准建立西北、西南、东南等多所联合大学。这是在战争背景下不得已进行的战术撤退之举，但为中国高等教育延续了人才与文脉。众多联合大学中仅有西南联大一联到底，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段成功的联合经历离不开执掌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他使不同背景下的三校师生团结一心，不畏艰难坚持到底，体现了他强大的组织能力与精神凝聚力。梅贻琦在协调联大人事安排和经费分配时，充分考虑了各校的利益，从不独私一家，也绝无孰轻孰重之分。

首先是领导层方面。各学院院长和系主任的职位通常采用三校教授轮换担任的方式。三校合并后，对于各职位的任留问题，大家都是敬贤让能，不分来自何校，也不计较资历长短，而是以办事能力和学术造诣作为推选标准。

尽力推选最适合的人来担任，真正做到三校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41年秋，总务长和教务长先后请辞，剩梅贻琦一人唱独角戏，但毕竞独木难撑，况且校中不能空缺此等教育部明令设置的高级职务。但是，不管形势多么严峻，梅贻琦始终坚持校级高层职务不能由一个学校的人全部担任。

在此期间，梅贻琦曾在日记中多次谈到与众教授谈论过这个棘手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开会讨论与奔走劝说，最终该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三校人员安排达到平衡，实现了梅贻琦心中最为理想的效果。

通过查阅史料可知，这种平衡的局面实际上是十分难以维持的。人事安排和各方势力的牵扯，诸部门负责人的请辞告假，这些现象屡屡发生。唯有梅校长的博大胸襟与君子风度始终坚守不变，成为众人的主心骨和压舱石。

其次是在教师职位的任命方面。为保证三校平等，避免清华因人数过多而占据压倒性优势，梅贻琦利用清华的庚子赔款基金，建立多个研究所，将老师们分散安置其中。其他事情上，梅贻琦依旧做到公平对待三校师生，充分考虑所有人的需求。

当时生活条件极度拮据困苦，梅贻琦也始终做到一碗水端平。当北大与南开的教师不能领到全额工资时，梅贻琦给清华教师也只发和他们一样的薪水。尽管当时三校经费各自独立，他依旧坚持所有教师要一视同仁、同甘共苦。

最后是分配方面。三校合作，难免涉及到利益问题。为避免因利益分配问题成为三校不能联合到底的导火线，梅贻琦总会顾全大局，不惜让清华做出一些让步与牺牲。毕竟三校有通家之好，除了在图书和仪器设备上“吃点亏”，对待三校教员更是不偏不倚，不分彼此。关于联大教师们的临时补助事项，本由三校代表经过各校商讨，独立制定方案。

但梅贻琦不忍看到教师们生活的如此困难，他提出把清华服务社经营所得资金，以奖金的形式额外分发给三校教师，原本这些奖金只是给予清华内部教师的，与北大、南开无关。但是梅贻琦认为三校应一视同仁，因此将年终分红的奖金也同样分给其他两校的教师，保证了一人一份。

直到抗战结束，联大北返之时，梅贻琦提出将“本大学现存之美金公债共计美金一千七百元，连同利息所得，应平均分给三校，作为复员后三校分别设立纪念本大学奖学金之用”。梅贻琦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兼爱三校，不偏不倚，他心中的“大”是联大。

西南联大八年联合，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战争环境下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充分显示了梅贻琦的治校实力，也显示出他博大无私的崇高追求。作为国内顶尖高校的管理者，梅贻琦温良恭俭让，怀有和睦宽容之胸怀。

重视工科教育，培养工业人才

梅贻琦虽然工科出身，但他对人文科学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人文学科教育直接关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社会文化的价值导向、精神文明的塑造，所以无论何时都不可轻视。任何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过度强调或轻视某一学科，必定会造成整体的发展失衡。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强调特定某门学科的片面之词必定会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变得枯竭。”因此，大学应顾到百年大计，不应该为一时的偏倚而变质。

对于教育部提出留学生应以当前我国军事国防急需学科专业为主的命令，梅贻琦并未反对且遵命行之。他既响应教育部“提倡理工”的命令要求，又暗自坚持发展文科专业.梅贻琦在1941年评议会报告中特别强调，在下届招考留美公费生时应该增加名额给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生，以弥补上届没有文科生的缺憾。

在他的“通才教育”理念下，公平选送优秀生留美深造，力求均衡发展。因为他知道，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一定是文理兼修，在不同学科专业的交融中才能培养高质量人才，创造出更好的发展成果。

早期的清华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了一批批学子赴美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二三十年后，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科技独立自主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科学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梅贻琦在历史与政治的大潮中，显示的一大超人之处。

结语

刚入清华时，梅贻琦也没有特别坚定自己会一辈子在学校教书。在清华执教半年后，产生了对教书没什么兴趣，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工作产生厌倦，想换个行业，换份工作。于是便去请教在南开学堂时的老师张伯苓先生，但恩师教导他要学会忍耐。因此，梅贻琦改变了当时动摇的想法，遵从恩师的教导回到学校继续教书。

梅贻琦从结缘清华到担任校长，他将终生心血献给清华，献给了这个动荡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他使一所原本规模不大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世界闻名遐迩的大学，他的辉煌成就将永远留在我国高等教有史册里。

梅贻琦六十岁寿辰之时，傅任敢专门撰文褒奖他“专”的精神：“清华之所以能成为一所国际闻名大学，原因自然有很多，可是梅校长将一生贡献给它，是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梅贻琦的专，不是今天干教务，明天当主任；也不是今天东边应酬，明天西边交际；更不是今天办教育，明天搞政治。

潘光旦曾这样评价梅校长，“试问，清华所培植出米的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此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再试问，一般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