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收紧代孕政策：“防止贩卖我们的儿童”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2022年11月27日宣布，将立法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使用代孕服务。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近年来，俄罗斯境内约4.5万名代孕母亲产下的婴儿被送往国外。据估计，此类非法产业的交易金额超过20亿欧元。（视觉中国/图）

俄罗斯代孕从业者狄玛最近很沮丧，他就职的未来助孕中心正在失去所有海外客户。

2022年12月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式通过“禁止为外国人及无国籍人士提供代孕服务”法案（以下简称“反对为外国人代孕”法案）。

上述法案明确规定，今后仅为俄罗斯公民提供代孕服务，且代孕妈妈（代妈）也必须拥有俄罗斯国籍。代孕申请者必须是结婚一年以上、年满25岁不超过55岁的俄罗斯夫妇，或者俄罗斯单身女性。申请代孕的女方需提供不孕的医学证明。

俄罗斯新闻社评论称，“反对为外国人代孕”法案意味着俄罗斯禁止为外国人和同性恋群体代孕。

“防止贩卖婴儿”的反代孕法案？

“我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桑德罗，他现在下落不明……我无法把他从俄罗斯带回家，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活着。”2020年初，67岁的菲律宾富商拉多·波滕西亚诺在一则视频中焦急地说。

据俄罗斯《消息报》透露，拉多的代孕婴儿位于俄罗斯奥金佐沃的代孕公寓中。2020年1月，该公寓出现了一名代孕婴儿意外死亡事件，之后，救援医生又在公寓中发现了三名两个月大的婴儿。他们的生理父母身份均为菲律宾的政客或富豪。

同年6月，俄罗斯执法人员又在莫斯科奥斯坦金诺电视塔附近的公寓中发现了五名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最小的才出生6天。他们长着一副欧洲面孔。

新冠疫情暴发后，俄罗斯国境封锁，远在国外的代孕客户无法入境，造成多名代孕婴儿被迫滞留俄罗斯。据英国《卫报》统计，在2020年上半年，有超过1000名为外国家庭生育的代孕婴儿滞留俄罗斯。

代孕婴儿死亡与大量滞留事件激起了俄罗斯政界谴责。代孕产业反对者、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伊琳娜·雅罗娃娅强烈要求变更代孕立法，她强烈呼吁“俄罗斯不应成为外国人代孕的温床”。

与伊琳娜站在同一战线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国家杜马副主席彼得·托尔斯泰。2021年，沃洛金、托尔斯泰和伊琳娜等人将“反对给外国人代孕”法案提交给国家杜马审议。2022年12月，该法案正式实施。

在法案支持者眼中，为外国人代孕会使婴儿成为人口贩卖、器官出售的受害者。

“儿童贩卖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代孕产业反对者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早前在社交平台上称，过去几年，至少有4.5万名俄罗斯代孕婴儿被送往国外。“这是一项营收超过20亿欧元的非法生意”。

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认为，家庭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儿童”组成的。

俄罗斯人类生殖协会主席弗拉迪斯拉夫·科尔萨克曾在俄罗斯代孕研讨会上观察到，与会专家半数以上是穿着长袍的牧师，“一连几小时，这些东正教基督徒都在叫嚣着代孕如何成为人口贩卖的工具……”

不过，俄罗斯医学人士、代孕从业者和部分妇女权益保护者则对该法案持反对意见。

“俄罗斯的代孕婴儿仅占试管婴儿市场的1.5%。在俄罗斯出生率下降、不孕不育人数增多的背景下，围绕代孕产生的争论实在让人头皮发麻！”科尔萨克止不住吐槽。

在俄罗斯网络医生手册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半数的医疗工作者认为俄罗斯公民应该为外国人代孕，仅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禁止。

多年来，跨国代孕业务为俄罗斯创造了大量经济收益。俄罗斯代孕机构欧洲代孕中心负责人弗拉迪斯拉夫·梅尔尼科夫坦言，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代孕市场，仅次于美国。

俄罗斯是少数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之一。欧洲代孕中心统计发现，俄罗斯每年至少有2.2万名代孕婴儿出生，其海外代孕市场年增幅不低于20%。

2015年，许多俄罗斯年轻女性受生计所迫，选择成为代孕妈妈，以此度过经济危机。

“限制为外国人代孕，会让俄罗斯的医疗旅游收入大幅减少，医院也无法支付更多税收。海外客户只会转往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等其他国家。”俄罗斯妇女权益运动负责人主席柳德米拉·埃瓦尔告诉《消息报》。

“转向东欧或中亚”

“反对给外国人代孕”法案让狄玛的工作陷入停滞后，他愤愤地对南方周末记者吐槽了三遍：“外国客户不能来俄罗斯做代孕了，跟他们讲太多也没用！”

狄玛从事代孕行业已有五个年头，他所在的未来助孕中心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所罗门大街。该中心为代孕申请者提供供卵、匹配代妈、胚胎移植、亲子鉴定等系列服务。

“新冠疫情前，我每年会接到一两百个客户咨询，平均为50个寻求代孕的家庭提供服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客户不限于夫妇、单身男女和性少数群体。

“法案出台前，我跟海外客户会提前在网上沟通好，再让他们飞来俄罗斯体检。体检的生殖医院由我们公司指定，项目包括男性精子质量、女性卵巢功能、双方染色体等。”狄玛说，得到相关证明后，医院再安排客户进行取卵、取精，大约20天左右后可以孕育出胚胎。

试管婴儿技术出现后，合法代孕国家均采用“妊娠代孕”，即用夫妻双方或捐助者的精子/卵子，形成受精卵，再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妈的子宫内，完成生育。相当于“借宫不借卵”，只“借用”代妈的子宫，而代妈与婴儿不存在遗传学关系。

理论上，代孕妈妈由生殖医生会根据胚胎情况选择。但不乏代孕客户指定代妈国籍、相貌，甚至学历。

按狄玛的经验看，从客户咨询到宝宝降生最短也得一年半，理想状态下，一套代孕服务总收费约为6万美元。

在行业内，代孕服务均是分阶段收费。“收费阶段包括合同签订、胚胎形成、胚胎顺利移植进代孕妈妈子宫等。”狄玛说，若代孕过程中出现胎停、流产，需要再次代孕，则按代妈怀孕周期评估价格。

部分代孕夫妇会加钱查看胚胎性别。“看性别按理来说是非法的，但是公司可以与生殖医生协调，一次染色体筛查需要加收500美金。”狄玛坦言。

新法案出台后，狄玛所在的未来助孕中心只能完成正在进行中的海外代孕服务。狄玛坦言，“如果真想代孕，胚胎移植的部分必须转到其他国家，比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代孕从业者兰希（化名）打算放弃俄罗斯代孕市场。过去几年，兰希长期对接两家俄罗斯生殖医院，不过受到新冠疫情和政策冲击，她经手的俄罗斯订单都在赔钱，“要么是开不出来代孕证明，要么是医院倒闭，手里的几个单子都黄了。”

政策变动后，订单彻底无法推进，兰希每个客户要赔三万元人民币。

利他主义，还是身体剥削？

在俄罗斯，一套完整的代孕流程需要多方参与，它包括生理父母、代孕妈妈、精子捐赠者和卵子捐赠者。其中，代孕妈妈承受的伦理争议与生理风险最大。

来自叶卡捷琳堡的塔利亚·佩特洛娃深思熟虑了半年，还是投身进代妈的行列。她独自抚养小女儿，曾开过幼儿园，但没挺过2015年的俄罗斯经济危机。

长期失业的塔利亚没有收入来源，孩子的父亲又拒绝支付抚养费，成为一名代妈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新人道主义新闻社（TheNewHumanitarian）报道称，在俄罗斯市场里，代孕妈妈的报酬约为80万卢布，而普通女教师的月薪仅为4万-5万卢布。

南方周末记者浏览俄罗斯代孕网站发现，它们招募代妈有着较为相似的模板：年龄在20岁至35岁之间；至少生育一个孩子；身心健康；配偶同意代孕。

“代孕妈妈大多数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中下层女性，单身、离异或丧偶，没钱养家，找不到工作。”俄罗斯代孕从业者娜塔莉亚·卡彻耶娃曾在采访中说。

商业代孕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伦理和道德争议。反代孕人士认为一单单的代孕订单将代孕妈妈的子宫和代孕婴儿商品化，跨国代孕产业更成为富裕阶层对贫穷国家代孕妈妈的身体剥削。

代孕支持者的主流论调是：女性拥有生育自主权，成为代孕妈妈的女性可以选择“利他主义”的代孕行为，也可以从商业代孕中获得报酬。不孕不育家庭或单身人士亦享有哺育后代、为人父母的机会。

在保守的俄罗斯，成为一名代孕妈妈并不轻松，她们时常遭受家人或外界的冷嘲热讽。

几年前，维多利亚成为代孕妈妈的原因不是挣钱，只是为了帮助不孕不育家庭。她没有加入任何代孕机构，仅通过社交媒体和熟人推荐为他人代孕。

为他人代孕期间，维多利亚的婆婆总是挑剔她“弄乱了家”，而丈夫因无法继续接受妻子的行为，选择离开。

维多利亚的社交媒体主页上也常常会出现“你卖掉了你的孩子”等恶意留言。

尽管《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俄联邦家庭法》对代孕申请者和代孕妈妈的身份、代孕流程作出了较为详尽的法律规定，可在现实案例中，代孕仍存在大量的法律漏洞。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俄罗斯《民法》和《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发现，代孕客户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与代孕公司的合同，即便在代孕妈妈怀孕后。

这意味着生理父母可能会因为出生婴儿的残疾，选择“退单”。

“有些代孕妈妈也会勒索生理父母，以此获取额外收入。”俄罗斯生殖法律与伦理中心负责人康斯坦丁·斯维特涅夫看来，在一套理想的代孕服务中，生殖医院、代孕机构、代孕申请者、代妈必须是各自独立的。

2010年初，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代孕妈妈齐内达就将代孕婴儿的户口登记在了自己名下。经过了两年的法律诉讼，婴儿的生理父母才赢回孩子。

俄罗斯新闻网gazeta.ru分析，在新生儿注册户口前，如果代孕妈妈拒绝按合同要求将婴儿移交给生理父母，海外代孕申请者的权利也是很难保障的。

代孕国家？

目前，代孕在全球范围内尚未达成国际惯例。不同国家对代孕的法律边界均有差别，大致可分为禁止商业代孕、允许商业代孕和允许无偿志愿代孕三类。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等国完全禁止代孕，它们认为此举损害了女性的尊严。挪威法律规定，女性捐赠卵子会被判5年监禁。

在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均明确规定禁止相关医疗机构和技术人员实施代孕。

美国大部分州、南非、乌克兰等国均允许商业代孕，将其视为一种“利他行为”。在匈牙利和丹麦，只有生理父母的亲属才能成为代孕母亲。

早在俄罗斯政府之前，部分亚洲国家便开始调整跨国代孕政策。为了避免成为“婴儿工厂”，印度政府开始严格限制代孕。

2018年，新《印度代孕法》仅允许为有需要的、无法生育、结婚满5年以上的印度夫妇提供无偿的代孕服务。此外，已婚并育有亲生孩子，且为准父母近亲的女性才被允许可做一次代孕。

当本国禁止代孕时，大多数求子人士会选择跨国代孕。

俄罗斯代孕机构欧洲代孕中心总结，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中国客户的首选，欧洲人更喜欢去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和乌克兰。格鲁吉亚常受到以色列和日本客户的青睐。

由于代孕期间易出现胚胎发育不良、体外受精（IVF）失败和代妈流产等风险，医疗技术成为跨国代孕选择标准之一。

多位代孕从业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俄罗斯的代孕技术并不如本土代孕公司宣传得那么厉害。

“在俄罗斯成功移植胚胎（到代妈的子宫中）需要一至三次。国土面积小、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格鲁吉亚成功移植得三次起步，该国的代孕中介为了留住客户，只会推荐包成功套餐。”代孕从业者兰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许多富豪家庭只会选择赴美代孕，这还可以为之后全家移民美国铺路。”兰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美国法律规定，出生在美国的婴儿即享有“出生公民权”。

南方周末记者 顾月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匡海齐 何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