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偏爱，而是压迫！欧美男人为何对亚裔女性“情有独钟”？

你是否在外国的影剧中看到过亚裔女性的形象？

又是否注意到她们所共有的一些特点？

无论是《老友记》中罗斯的中国恋人朱莉，还是《哈利·波特》中哈利的初恋女友张秋，亚裔女性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美影视作品、乃至社会交际之中，成为亚裔文化逐步融入异邦的表征之一。

但相比于对亚裔文化的接纳，很多欧美男人还将“亚裔女性”当做幻想、追求的对象。

而这种对亚裔女性近乎狂热般的渴求，逐步演化成一种病态的社会现状，欧美男性愈发钟情于与亚裔女性交往、甚至将“娶亚裔女性”当做炫耀的资本。

为什么亚裔女性备受欧美白男的“偏爱”？

这难以定义的“恋亚癖”浪潮，究竟是欧美男性的独特癖好，还是居高临下式的侵略占有？

• 一、狂热的“恋亚癖”

在当下，“恋亚癖”在西方语境中泛指欧美人对亚洲女子或具备亚洲面孔的女子，所存在的强烈爱慕、性渴望的癖好。

不止是平民层面，欧美诸多有头有脸的达官显贵、政界名流、商界精英、影视巨星，也都有着与亚裔女性交往乃至步入婚姻的经历。

那么，亚裔女性缘何成为一些欧美男人的择偶首选？

从大众的视角来看，亚裔女性往往能表现出与欧美女性截然相反的特质，她们更为忠贞，更为温柔，更加愿意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并且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格外重视。

这些性格上的长处，弥补了她们与金发碧眼的欧美女郎外表上的差异，使得她们成为婚恋市场之中格外抢手的存在。

而这种原本也许只是局限于小众的癖好，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讨论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拥趸，诸多白人男性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亚裔女性的爱慕渴求，并希望与其步入婚姻殿堂。

这种对亚裔女性单方面爱慕的态度，原本倒也无伤大雅，最多上升到个人独特癖好的层面。

但“恋亚癖”的影响却并未止步于此，部分白人男性往这一团渴求的欲火浇上汽油，使得“恋亚癖”逐渐偏离了它原本的寓意，上升到病态一般的“黄热病”。

在此之前，“黄热病”指代的是流行于拉美等热带地区，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高传染性疾病。

但在针对亚裔女性的问题上，“黄热病”却成为一个包含贬义的词语，用来指示部分白人男性对亚裔女性的身体、乃至精神那狂乱放荡、不加掩饰的渴求与迷恋。

翻译成通俗点的语言，就是他们疯狂迷恋上了亚裔女性。

在这种狂热浪潮之下，许多五官并不出众，长相远远逊色于同龄欧美女性的亚裔女性，身边也不缺乏欧美男性的拥趸。

而经观察，她们往往有着西方人对亚裔女性长相的刻板印象：独特眼型、高颧骨，娇小身材；性格则婉约内向，不事张扬。

许多初来乍到异国他乡，略带羞涩，举手投足还有些自卑的亚裔女性，面对来自西方男性始料未及的殷勤与接踵而来的溢美之词，放下防备，交付出身心。但当她们以为自己遇到真爱时，往往很快感受到西方人“快意恩仇”的爱情观，成为这段感情中被伤害的一方。

此外，患上“黄热病”的欧美男性们，还会乐于分享自己与亚裔女性交往的细节经历，继而吸引来诸多具备同样“病症”的人。

他们乐此不疲地讨论，像是在名为“认同感”的虚妄框架之下，宣泄压抑了许久的欲望。

在“黄热病”的讨论圈子之中，夸赞亚裔女生“可爱”并非仅仅只是“可爱”，而是一种包含着物化与性渴望的眼光。那些“钟爱”亚裔女性的白人男性，喜欢的并非女生身上的闪光点，而是那一张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可以被侵略”、“可以被占有”的亚裔面孔。

倘若问及这些狂乱者对亚裔女子的理解，他们大抵会高谈阔论，赞扬她们富有格调的异国长相，体毛稀少的清爽形象，乃至是风情万种的独特韵味。

总之，欧美“黄热病”患者们对亚裔女性的欣赏和眷恋，大多直接来源于“性”。

• 二、偏见与爱恋的纠葛

研究欧美男人的“恋亚癖”成因时，洞悉其影视文化同样是颇为重要的一环。观察在他们的价值观下亚裔女子被塑造而成的形象，能够更深一步地了解他们对亚洲女性态度的暧昧转变。

在电影产业已经臻于成熟的今日，我们能在荧幕之上的国外电影中看到许多亚裔面孔。

与当下各具特色的华裔女角色相比，曾经西方滤镜下的东方女性形象的演变，是一个充斥着刻板印象与先天偏见的过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电影开始越发频繁地出现华裔女子的面孔。

受晚清政府以来外国对中国人存在的长期偏见，华人女性在电影之中的形象往往并不光彩，很多时候都是作为象征“保守”、“卑微”、“纤弱”等具备些许政治讽喻的形象而出现。

坦白而言，彼时选择出演电影的华裔女子必须要习惯忍辱负重，她们无法更改大洋彼岸的普罗观念与傲慢偏见，想要安身立命，只能出演一些蕴含着“忍辱”的角色。

在这种形象框架的限制之下，彼时的华裔女演员能够出演的大多是《蝴蝶夫人》、《海逝》等表达“情感霸权的理所当然与服务于西方男性情感诉求”的剧目。

被称为“首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女星”黄柳霜，正是活跃于这一时期。

受到西方长期“傅满洲”式的偏见，黄柳霜在角色妆容上都呈现出了与传统中国女性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韵味特征。

比如，在黄柳霜身上，象征东方女性温婉的旗袍，往往要配以烟熏妆容与狭长细眉。

这代表的正是西方视角审视下对东方女性形象的解构式重建，他们期望在保留所谓民族劣根性的同时，展现出独特的东方美。

在同样诞生于二三十年代的《唐人街繁华梦》、《龙的女儿》、《上海快车》等电影中，华裔女性的角色尽管有了更大的弧光，拥有了更为精彩多舛的命运，却依然逃不过公式化的共同点：异国风情、性格独特，供白人玩赏。

甚至，诞生于新世纪前后的一些广为流传的美剧之中，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好追、性感。

长期的角色定式，使得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欧美男性，对逆来顺受、温驯妥协、甚至“渴望被征服”的荧屏华裔女性形象“心驰神往”。

近几十年以来，伴随着亚裔人口在欧美大陆基数的上涨，这些曾经长期占据荧屏一成不变的华裔女性形象开始逐渐改观。

相较于性意味大于角色本身的“玩偶”，彼时的华裔女性获得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认可，如“学习用功”、“上进心强”等。

至此，亚裔女性在西方影视以及社会生活中受到的偏见，是否销声匿迹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即使在今日，好莱坞针对亚裔女演员的潜规则依旧存在，社会层面上将亚裔女性视作“性”的代表的人依旧不在少数。这使得许多生活在这些偏见下的亚裔女性，不得不长期忍受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以及屡见不鲜的性骚扰与性暴力。

而对于欧美那些患上“恋亚癖”的男性而言，他们在歧视排斥亚裔女性的同时，又无法说服自己被荷尔蒙占据的大脑。

长时间、且多方面的霸权文化渗透，使得他们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对亚裔女性的迷恋，视作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拯救，是“高尚的”、“理所应当的”。

这种来自于性、有恃无恐于理所当然、骄傲自大于自身肤色的狂乱迷恋，彰显的正是强者占有弱者的森林法则与霸权国家居高临下式的自我标榜。

本质，正是一种霸权主义。

• 三、由来已久的“有色眼镜”

欧美男性对亚裔女性的病态渴求，交错着刻板印象与霸权思维。

是自诩为强者的一方对观念中弱势一方的侵略式霸占，是根植于文化脉络中的傲慢与偏见。

希腊神话中，象征着爱、美与性的美神阿芙洛狄特正是“东方女性”的化身，她代表了欧洲观念之中对东方女性美丽雍容、温婉内敛、又不失性感的形象的朦胧理解。

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使得西方掀起了一阵对东方女性渴求的狂热浪潮。

在他的夸大渲染之下，东方女性被形容为“饱含女性魅力”的男性附庸，不仅身体散发着迷乱的情欲，更是各具特色，风情万种，引人流连。

步入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东亚各国的殖民侵略，一个强权凌弱弱者的文化框架被订立下来，继而渗透到国家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衣冠楚楚的西方殖民者堂而皇之地流连于氤氲着东方女性气息的花街柳巷，将来自于政治层面的霸凌与理所应当一般的占有，施加在无数亚裔女性的身上。

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于1904年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便是这种侵略占有式文化霸权主义的直观体现。

《蝴蝶夫人》的故事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日本长崎。

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娶了一位日本新娘巧巧桑（蝴蝶），可平克顿并不忠于这段感情，他只是将蝴蝶视作填补感情空缺与泄欲的工具。婚后不久，平克顿应召归国，独自撇下巧巧桑。

3年后，已经又娶了一位美国妻子的平克顿回到日本，并决定认养巧巧桑为他生下的儿子。巧巧桑不堪受辱，心灰意冷的她最终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蝴蝶夫人》中恰如其分地讥讽了不言自明的西方优越感。

而这种“认为东方女性是西方男性情感与性的附庸”的观念，又被称作“蝴蝶夫人情节”，并在此后逐步成为诸多西方男性看待亚裔女性心照不宣的共识。

不止是殖民扩张时期，在近代移民潮之中，西方男性也在固化着对亚裔女性的偏见。

由于语言不通，缺乏安身立命的手段，许多远渡重洋到达欧美的亚裔女性只能选择出卖身体维持生计。于是，在欧美男性的眼中，“性”与亚裔女性始终形影不离。

此外，封建文化中“妻妾成群”的糟粕，日本二战后风俗产业的方兴未艾，以及来自东方各国诸多因素的叠加，使得西方对亚裔女性具备了刻意的审视目光。

如此，“温驯”与“顺从”成为附着在亚裔女性身上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欧美男性迫切渴望在温驯、被动、弱势的亚裔女性身上得到满足感、认可感，填充自身的主宰欲与好胜心。

可见，根植于殖民霸权主义的“黄热病”，本质上是沾染了性欲与占有欲的畸形心态。它来自于东西方文化长时间的碰撞纠葛，发酵于西方视角下对侵略行径的另类解读。

本质，是一种携带压迫的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