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在关东军的扶持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即位”，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至此，东北彻底沦为了日本的又一个殖民地。

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很多日本学者们就开始基于文化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内容和思想渗透，旨在将东北从中国割裂出去（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中国学者们都做出了哪些应对？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进攻北大营的日军

1）日本学界的“中国野望”

实际上，早在1894年10月，即甲午战争爆发之初，日本第一军就特邀著名间谍，有着“中国通”之称的宗方小太郎（1864—1923）撰写了臭名昭著的告示短文——《开诚忠告十八行省之豪杰》。

宗方小太郎，日本海军省间谍，知名的“中国通”

他在文章中指出，“满清氏元（原为）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简单地说，宗方认为，“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的清朝，并非“中国正统”（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清朝皇帝眼里的“中国”）。

为什么清朝在朝鲜战场上一败再败？宗方将其归咎于与“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对于甲午战争的性质，宗方将其称之为“之所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的“正义之战”，因为“贵国民族（汉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谐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

最后，他话锋一转，建议汉族百姓们“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尔复三代帝王之治”，甚至号召汉族百姓帮助日军，反抗清朝统治，“勿为明太祖所笑”——显然，这里的“境外”，就是“山海关以外的东北三省”。

日军攻陷平壤，清军的金钱鼠尾辫子，实在是过于瞩目

1905年，东京帝大教授，有着“东洋史学奠基人”美誉的白鸟库吉，在山上会馆发表的专题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倡导满（东北）鲜（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成立亚细亚学会”的建议，但遭到了参会者的冷遇。但到了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857—1929）的支持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迅速建立。

“调查部”不仅收集了大量与东北和朝鲜有关的史料文献，还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库”，陆续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等丛书，培养了一批“东洋史学”学者，极大程度影响了整个日本“东洋学界”的学术风气（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白鸟库吉（1865—1942）

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洋史学研究的背后，蕴含着很强的政治思考与殖民背景。实际上，白鸟库吉本人也从未避讳过自己的意图。他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序文中如是写道：

“回顾六七年前，当收拾日俄战争的残局，经营南满之经济，保护和开发朝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日本国民身上时，我曾经倡说在学术上对于满鲜的研究，乃是学界急务”。

在1915年出版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白鸟库吉更直言不讳道：

“满蒙研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满蒙对我（日本）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蒙古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所”编纂发行的十余册《满鲜历史地理报告》，价格居然暴涨到了令人咋舌的“百金”，成为了在日本军方和政界炙手可热的“情报”。

白鸟库吉著《塞外史地论文译丛》

与白鸟库吉一样，另一位“东洋史学泰斗”内藤湖南也一点没闲着。清帝退位后，他旋即对新生的民国做出了一系列“展望”。比如他在发表于1911年11月的“中国时局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不会分裂为南北朝”。

不过，文章中的“中国”，与当今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具体而言，内藤文中的“中国”，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汉族聚居区，即所谓的“汉地十八省”；至于以蒙、疆、藏和东三省为代表的边疆地区，已经被他排除出了“中国”大名单。

1914年，内藤湖南在文章《支（中）那（国）论》中，更对“五族共和”理论提出了很大的异议：“所谓五族共和云云，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考虑到实际力量，宁可一时失去领土，达到内部的统一”。

在他看来，基于政治实力和内部稳定的角度，北洋政府可以应当缩小版图，即彻底放弃蒙疆藏和东北地区（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内藤湖南（1866一1934）

更令人遗憾的是，受制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不少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一度沉迷于建立的“单一的汉族国家”的想法中无法自拔，致使国家一度陷入到了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换言之，“得益于”这样的大背景，使得不少日本学者一度“对满洲（东北）、蒙古、回疆（新疆）、西藏、朝鲜等地，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中国学者的反击：“东北”非“满洲”

为什么日本学者频繁使用“满洲”一词来指代“东北”？对此，历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一针见血地指出：

“彼邦（日本）之学者，由历史上、地理上作种种之证明，谓东北三省非中国之故土，其意欲歧东北与中国而二之，故不称东北，而称满蒙。盖以研究之方法为吞并之先声，其用心甚苦，亦即以学者为前驱也。”

金毓黻（1887—1962 ），辽宁辽阳灯塔市后八家子村人，汉军正红旗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对于一些中国学者“跟风”日本，使用“满洲”、“中国本部”等“日式词汇”的做法，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显得极为痛心：

“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依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

在由著名学者顾颉刚（1893—1980）等人共同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杂志的发刊词中，更是痛心疾首地写道：

“试看我们的东邻（日本）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认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傅斯年（左）和顾颉刚（右）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东北？”对于这一棘手的问题，金毓黻做出了极为详尽的考证。在他看来，“东北者，以其地处中国本部之东北方而得名，其中有广狭二义”，“以东北之方位言之，当从广义；以研究方便言之，又当从狭义”。

1941年，《东北通史》系列丛书正式出版（拓展阅读：客从何处来：一文纵览，东北人的源与流）。对于“东北”一词的内涵，他在书中如是写道：

“东北云者，中国之东北部，亦即中国之一部也。岂能于中国外，而别所有谓东北也耶。东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后复画分一定之区域，亦从而名之曰东北。对中央则为其国土之一部，对地方则示以方位之所在，立名之允，涵义之当，称说之便，宜无有逾于此者。所谓方位，所谓区域，义虽有异，理实相因，此之谓矣。”

《东北通史》目录页

除了金毓黻之外，历史地理学家李长傅也指出，在严格意义上，“满洲”并不等同于“东三省”。何谓“东三省”？他认为：

“满清之晚年，于满洲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因满洲为清之发祥地，故行政组织，与本部不同，各设将军，以资控驭。因地在山海关外，故曰关外三省，一曰关东三省，简称东三省、东省。清末曾设立东三省总督，民国成立，仍沿用东三省之名。最近有称东北三省者，简称东北。”

对于“满洲”与“东三省”的区别，他认为，“满洲为以民族为根据之地名，而东三省则为以行政为根据之地名”：“东三省大部分因为满洲地方，而其一小部分如黑龙江之呼伦一带，吉林之长春一带，及辽宁之洮南一带，原为蒙古之游牧地，而新设县治者，此满、蒙之分界线，大概以柳条边为界。”

站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带有极大“较真儿意味”的“东北”与“满洲”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以史救国”的精神（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满洲国”的教科书，是如何歪曲中国历史的？）。

满洲国”的《满语国民读本》封面

3）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研究”

伴随着“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等“研究机构”的成立，国内也相继出现了以“东北历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团体。限于篇幅关系，我们简单聊聊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由金毓黻主导创办的“东北学社”。

金毓黻编著《中国史学史》

青年时代的金毓黻，曾经与日本学者有着较为深层次的接触。在交往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日本学界对东北人文史地的研究“竟然胜于中国”。对此，他如是感慨道：

“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若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检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总其部居，校其篇目，林林总总，几于更仆难数。”

因此，从1924年开始，金毓黻便开启了《辽东文献征略》的创作。1925年12月，他拟于《辽东文献征略》杀青后，辑《辽东文征》一书。从1927年开始，他又开启了《东北文献零拾》的创作，最终于1935年正式收官。

金毓黻编著《奉天通志》

1928年改旗易帜后，东北局势相对稳定。于是，他开始着手寻求建立一个带有专业学术性质的“东北研究团体”，希望把国内的东北人文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29年10月，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召开会议，金毓黻发表了成立东北学社的提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同年12月，《东北学社规约》审定通过。学社雏形基本确定。1930年1月1日，学社成员公推金毓黻、卞宗孟、王永祥为干事。至此，以“发扬东北文化，倡导学术之研究”为己任的东北学社正式宣告成立。

学社以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为固定会所，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每周在辽宁省立图书馆举行例会一次，讲演讨论。而且，学会还会组织社员旅行，“郊外之雅集，与名胜之探访，亦季有一次焉”。

与此同时，学社还发行了由教育厅编译处出版的会刊《东北丛镌（月刊）》，作为学者们研讨学问、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

《丛镌》设有通论、学术、专著、文苑、佥宰、纪事、通讯、书评、别录、插图等栏目，刊载了大量东北史研究论著，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及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领域，取得颇多成果。

《东北丛镌（月刊）》内页

需要指出的是，《丛镌》还连载了由日本学者稻叶岩吉（1876—1940）主编的东北史学著作——《满洲发达史》。

在书中，稻叶岩吉不仅以“满洲”代称“东北”，还将“中国人”的范围“缩水”为“（山海）关内的汉族人”。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人之于满洲，即使能占有其土地，其范围亦只限于辽河流域之一角，于其处设一边郡而止”。换言之，东北境内的汉族人都是“外来移民”（拓展阅读：“闯关东”：华北贫苦百姓的血泪漂流史）。

与此同时，他还相继提出了“满蒙不可分离”、“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的理论，甚至认为日本“经营东北”，对于“中国人之幸福，并无所杀减”，“缘彼等幸福之根本，具包容于吾人支配建设之基础中”。由此可见，稻叶岩吉的“东北研究”，本质上就是在给日本殖民东北的侵略活动“搭桥铺路”。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丛镌》要连载这一“不怀好意”的著述？对此，金毓黻认为，“稻叶是书，虽用意别有所在，而其可取之资料甚多，正可取为渔猎之资，何可废也。余主译此书，盖以取人之长，益我之短”。

在金毓黻看来，该书尽管恶意满满，但同样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稻叶不仅对满洲老档和朝鲜文献有着较高的重视，并对“东洋史学”的研究成果特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一言概之，他的著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开阔国内学者们的视野。

稻叶岩吉编著《满洲发达史》内页

在今天看来，以《丛镌》为阵地的学者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协作研究，开启了东北民间学术合作研究的风气，具有很高的积极意义。

首先，这些学者们对于东北的地理范围、主权归属、民族属性等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有效且详细的论证，有力回击了日俄等国学者所发表的混淆视听的言论，极大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统一。

其次，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史地研究“多详于中原而略于边省”，东北学社有意识加强了东北边疆研究，不仅延续了对传统文献实证和实地踏查的重视，还注重结合新兴的考古学，有效填补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漏洞”。

第三，东北学社不仅对地方文物整理与研究，为东北地区考古学、文献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网络，培养了以卞宗孟、王永祥、罗继祖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为东北地区储备了丰富的史学人才。

“改旗易帜”的奉天（沈阳）

可即便如此，与日本的“东洋史学研究”相比，近代中国的“东北学研究”实在是太“势单力薄”了。对此，日本清史学家和田清（1890—1963）就曾指出：“日本的满蒙研究从来都处在先进的地位，白鸟（库吉）博士《东洋学报》的刊行也比金毓黻氏的《东北丛刊》前二十余年。”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学社旋即宣告解散，仅“存活”了一年零八个多月。

但不管怎么说，东北学社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地研究的重镇，有力地推动了东北问题研究的学术交流与深化。

4）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思

不可否认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多数国人眼中，东北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偏僻的、未开化的边疆地区。实际上，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存在着这样的认知，就像他在1932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

“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漠视东北的认识有了非常大的改观，而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知亦发生了重要转向。

浓烟滚滚的北大营

首先，中国知识界对过往“漠视东北”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重要性长期被国人忽视。对此，《“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编著者陈觉如是写道：

“吾国人对于东北向不注意，以为东北之存亡，与中国全部无重大关系。郎素以知识自诩之士，亦以失掉东北，如人失去双臂，然与生命上尚不致发生重大危险。故六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日急一日，我国政府迄无具体的抵御方策。举国上下似视东北为化外。吁嗟呼！此东北所以有‘九·一八’惨案之发生也。日本强占东北固为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然我国人之漠视东北尤为罪恶深重。”

东北沦陷后，中国知识界亦不平静，一度有部分爱国学生赶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先后通过报刊媒介刊发文章与出版专著等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冯家升（1904—1970）就曾悲愤地指出：

“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欲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作起文章来。我尝说：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

冯家升（1904—1970），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享誉国内外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与此同时，他先后两次在《禹贡（半月刊）》中发表主题文章，痛斥国内学界在东北研究方面的缺失。

在《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一文中，他指出：“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时代，和别国起了境界问题的交涉时，已不知吃了多少大亏。就是民国以来，一旦遇上这类问题，仍是受人欺骗。譬如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

在《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一文中，冯家升进一步指出：“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直有不堪胜言者矣。”

《冯家升论著辑粹》封面

其次，对于东北的人文史地，中国知识界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和研究。至此，“东北学”从“边缘”迅速成为当时国内学界研究的“重心”之一。

针对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傅斯年，联合众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撰写了《东北史纲》一书。

为了反驳矢野仁一（1872—1970）发表的《满蒙藏非中国论》一文，傅斯年坚持使用“东北”一词并拒用“满洲”。理由很简单，在他看来，“满洲一词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

《东北史纲》封面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11—1992），早年曾对清朝东北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进行过一番较为详尽的梳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将成果整理成书，取名为《清代东三省疆理志》。在前言中，他如是写道：

“有清疆理封略，内地率因明旧，更易者鲜；惟边陲为前代版图所不及，经营恢拓，自列置军府以迄创建郡县，其设治之沿革，境域之损益，多有足述者。白山黑水间为国族发祥之地，初年厉行封禁，自柳边以外，但列旗屯，渺无民居……诚国家之弘猷，民族之伟业也。辨厥疆理，尤治史者当务之急。”

谭其骧夫妇与子女，1940年代中期摄于杭州

除了学者的努力之外，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从1932年1月8日开始，训令各省教育厅并转令各大中小学校，广为搜集有关东北的资料。尤其是日本出版的有关东北研究方面的书籍，务必“加以仔细研究，谋求救亡之道”。

训令发出后，各大学校迅速作出回应。岭南大学东北问题研究会就曾表示：“自东北给日兽兵蹂躏的消息传来后，各同学皆异常奋激纷纷进行各种反日工作，本会同人的爱国热诚素不落人后，故除日前组织青年会反日演讲队外，现开始组织东北问题研究会，务便同学对于东北情形有深刻的认识。现拟分大学、中学、华侨，三校为三组，每组请聘教授名领导研究，至于每组的详细规条，则由加入之同学共同决定。现已分头邀请各同学参加，预料将来的成绩定必非常满意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岭南大学鸟瞰

更令人可歌可泣的是，这一时期“东北史地研究”的骨干力量，多为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学者。他们不仅组建了以东北青年学社、东北行健学会、东方快报社等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还频繁号召国人认识东北和熟悉东北。虽然一些团体没有善始善终，但他们对东北的研究成果，是不容置辩的。

截至日本投降前，除了前面提到的《东北史纲》、《东北通史》外，国内已经出版了大量研究东北的专著，这在过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30年代的沈阳街景

第三，中国知识界民族觉醒的自觉性与广泛性，开始逐渐展现了出来。

前面提到，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依然有很多国人对东北长期存在漠视和偏见的心态。比如有着强烈“排满倾向”的章太炎，尽管在1912年底接受了北洋政府“东三省筹边使”的职务，并在临行前发表了所谓的“六条筹边政策”。

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四条，即“东三省人皆土司也”、“东三省省城无一好官也”、“筹边使有流氓性质也、”“北方无好女子也”等内容，均表达了他对东北的蔑视之感（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章太炎（1869—1936）

东北沦陷后，中国知识界对于东北的战略价值、与全国的关系及在世界和平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比如地理学家张其昀（1901—1985）就认为，“东北乃我国边疆最大之宝库，亦为关内移民天赋之农区，东北真是中国的生命线。”

时人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知识界对东北认知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九一八事变是沉睡的中华民族深夜的第一声鸡鸣，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只有家族而没有民族，只有地域而没有国家的弊病”。

鉴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尝试以“中华民族”为号召，主张民族自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认同符号与身份象征，并显现出中华民族符号的多重内涵和对中华民族结构的理性自觉（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在中国，各民族要团结起来！

5）尾声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边疆史地的研究环节，近代中国与日本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以金毓黻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尽管看到了东北的日渐危亡，并由此开始研究东北问题，但并未形成研究的合力。

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开始痛定思痛，在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与总结的同时，开始对东北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自此以后，面对日本的不断侵略，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最终得以重归祖国的怀抱。

另外，近代日本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情，既可以视为是一种学术追求，但决不能无视其重构“东亚新秩序”的内涵。由此可见，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历史学科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