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批量的发生，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大批冤假错案不断被纠正的时候，除了感到谨慎的稍许惊喜之外，绝大多数人几乎很少从相反的角度去思考如下问题：第一，这些冤假错案到底是谁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制造的，现在是否还在继续制造？第二，这些被纠正的冤假错案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沉默的冤假错案，如果正义的成本过于高昂、正义之路过于漫长，如果没有国家资助，这些人的冤屈是否还有可能得到申诉？第三，国家一再声称，“纠错不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实体”，但是，如何纠错？如何追责？如果不能形成第三方权力的介入和控制，几乎没有任何操作空间。司法系统的冤假错案，其实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才能看清。只是司法系统的本身就构造了一个封闭的权力系统，很难就司法技术层面出现的本质上是腐败的问题，暴露于阳光下。

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并不能止步于想象和画饼充饥。口号正义充其量是一句广告语。

四级两审终审制流于形式

大量的司法实践证实，正义的程度常常与正义的距离正相关，案件越是远离管辖地，就可能越正义，反之，就越不正义。无论从司法的水平还是利害关系而言，审级越高，利益的牵绊就越少，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就越大。

基层法院或者偏远省份的中级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法官的法律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状况。任何冤假错案的背后都有法律水平极低的法官存在。不管怎么说，任何一个案子的背后都有一个以正义之名践踏正义的法官。基层法院的法官相当大的一部分并未通过司法考试。匪夷所思的是，就法律水平而言，一个外行的法官却能审理案件，但是要当一个律师，却要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法官凭借什么来评判律师的辩护？除了法官的职业身份及法律赋予判决的强制力以外，并不是法律知识。这是非常荒唐的。但是这却是事实。这就等于学生在评价老师。很多法官高傲到简直让人发指的地步：无论律师怎么辩护，我就是不采纳你的意见，反正是我说了算。判决书写得像天书。将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辩护意见罗列完毕之后，就是“本院经审理认为”，究竟是为什么这样认为？连法官自己都搞不清楚。至于你怎么认为我不管，反正我就这样认为。

实际上，中院的相当大部分的法官都是直接来自基层法院，都是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工作经验与其工作能力并无直接关联，特别是在司法领域。有很多法官审理了一辈子，但是可圈可点的判决没有一个。任何系统内部的监督都是乏力的，司法系统更是如此。上诉的案例绝大部分都是维持原判，充其量变相的维持原判，或者绕一圈之后还是维持原判。中级人民法院的逻辑与认定方式几乎与一审完全一致。很多刑事案件的审理在判决之前都已经被一审法官私下“上诉”过。这种司法霸权，长期以一种非常顽固且极其隐蔽的方式像绞肉机一样在撕裂着正义。

司法系统霸权的维护，就是依靠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之间的职业配合支援。在人们的想象里，如果上诉或许会接近正义，事实并非如此。上诉率和改判率对基层法院而言，更多的是关乎工资待遇而不是正义。与其说上下级法院之间设计的初衷是为纠正司法错误，不如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固化错误，使得基层法院的错误看上去更正确而已。当事人眼里的正义，在法官的眼里就是一种以正义之名获得的实际利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考察逻辑和交锋路径。司法自诞生始，并不高深，如果非要说法律很高深的话，只是在当事人看来，很多一眼就能看到的正义，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怎么也看不清楚了、怎么也看不到了。法院重新界定了正义的生产方式和正义的形态。

美国的陪审团之所以经历过百年依然有其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就正义而言，法律只是接近正义的一种国家方式，但是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事实上，除了法律以外，坚守正义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当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通过法律怎么也实现不了正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屏蔽在法律上对正义的追求，而是通过道德、社会舆论、修行等方式来坚守自己心中的正义。同样，对正义的评价，法官并不是唯一人选，甚至也不是最好的人选。这已经被大量的证据证实。衡量一个法官是否优秀，不在于看他一生判决了多少案件，而在于他一生判决了多少冤假错案。

人民陪审员虽说有点模仿陪审团的味道，但是事实证明就连味道也变了。如果人民陪审员敢于就某个案件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他就不可能再做陪审员了。真相不在表面而在本质。如果我们对受到冤枉的受害人漠不关心，下一个受害人可能就是我们。除非你有足够的自信和把握，你这一生不与他人发生纠纷，一生顺风。

有一点值得反思的是：陪审团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陪审团的选择是随机的、也是一次性的。只对一个案件负责，而且其审判权的赋予也是一次性的。无论是从利益还是从正义的可能而言，一个人只对一次案件的正义做出评价，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比如对种族、宗教，性别等持极端观点的人，陪审团成员对正义的追求，无疑是最公平公正最无私的。我实在看不出，随机选择只对一个与自己并无任何利害关系的人，做出是否有罪的评价，还会有什么别的私心。很大程度上，陌生人就事论事的正义评价方式无疑是最纯粹的。

陪审团的成员除了法定的陪审费用以外，绝对不会因为陪审一个案件会得到职务、工资和奖金的升降。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必须源自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再正义的法官也无法保证让所有人得到公正的审判，但是制度能。

之所以会出现两审终审制流于形式，除了上下级之间天然的职业捆绑和官官相护以外，就是出于对正义的一种本能的自我化和私有化。

“陪审团的替代品是法官。在我们国家，法官通常要么是选举出来的，因此要回应选民的要求；要么是终身任命的，因此不对任何人负责。以我的经验，以任何评价标准来看，多数陪审团都比多数法官表现更好。他们更诚实，更少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更努力工作，更体贴，更开明，更少投机取巧，并且经常更聪明。最重要的是权力能够影响法官，却无法影响陪审团。陪审团听到的所有情况就是公开记录的那些，而检察官和法官之间的秘密和单方面沟通则太司空见惯了。”（〔美〕艾伦·德肖维茨 著 金成波 杨丽 译《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6月 第217页）

再审的“原地踏步”实际上就成为重复的上诉

申请再审更加漫长。申请再审并不必然启动再审程序。事实上，很多案件，特别是大量的刑事案件，申请再审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甚至等到申请再审的人已经死在了申请再审的路上，依然没有被立案。聂树斌的再审案让人感到正义不是迟到了，几乎是消失了。聂树斌21岁被执行死刑，42岁才被申冤昭雪。父亲聂学生还未等到儿子被平反的消息，就在为儿子伸冤的路上死去。好在这个案子在经历21年之后被平反了。要是没有被平反呢？真不知道天下有几个张焕枝——一个为儿子伸冤长达21年的母亲？

大量的案例一再证明，相当多的案件，即便是争取到了再审的机会，还是会被指定到原审法院再审。是个傻子都明白，这样的再审几乎没有被改判的可能。匪夷所思的是，申请再审本身就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再审案件而言，正义肯定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所谓的原审法院对案件比较熟悉，更利于审理案件。

显而易见的是，让原审法院再审案件，就像让被医生治死的患者再次送到原来的医生那里复诊一样。原审法院，即便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还是原来的程序，在同一个法院，难道再审的法官还会让其前任法官和现在的同事难看吗？难道这些法官之间就没有情感和利益牵绊吗？再审管辖回避应该写进法律。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无论被吹嘘得多么完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堵塞漏洞，与恶法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评价，无需那么多高明的知识和专家，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只要把自己置于当事人的地位，不用绕弯子，就能得出最直观的结论。

如果再审沦为一种重复的上诉审，企图通过再审获得救济的机会就不复存在。连原始的案件都不可能改判，怎么还能谈到追责呢？如果再审始终是一种玻璃门，可望而不可即，不触及审判的制度设计，最终都是镜中月水中花。

如果审判不以证据规则为基准，法院究竟在靠什么审判？

我始终没有明白，当法官不是基于证据而得出判决结果，特别是对非法证据不予排除，而是为了审判而审判，法官究竟想通过判决给当事人和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正义？

如果案件的审理是建立在当事人、公诉人的陈述或者公诉人的身份，而不是基于证明事实本身的证据，那么，可以想象，这样的审判究竟在审理什么？是法律？是报复？是玩笑？

至今我都没有搞明白一个逻辑，那就是，很多法官甚至以传播法律自居的媒体，不厌其烦地表白，为了给社会一个安宁，必须从严从重从快的审理和判决，但是，如果审判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证据的逻辑和法治的思维之上，而是基于想当然的维护正义的口号，甚至打着正义的旗帜满足个人的私利，把冤枉当事人视为一种政绩或者正义，那么，这样的正义的目的，是否本质上就是一种以正义之名的犯罪呢？

正义首先是“正”，其次才是“义”，如果连案件的基本事实都认定不清，连基本的法律都适用错误，又如何谈论正义呢？任何不能实现或者不能证实的目的或者正义，不管听起来是如何振奋人心，最终也不过是弥天大谎。不真实无正义。当正义变成只有法官自己才能证明的正义的时候，这就是对正义的强奸和蹂躏。当我们看到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原始判决书，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连普通人都觉得荒谬不堪的拼接的证据竟然成为屠戮冤魂的铁证。当法官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时候，很难想象，法官通过审判害死无辜者与凶手杀害无辜者有什么不同。似乎法官通过判决杀害无辜成为一种可以容忍的犯罪。

正如艾伦·德肖维茨在《合理的怀疑》中所说的：“正义不仅仅是结果，也是过程。”“富人的正义和穷人的正义，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必须通过分配更多的资源给穷人来消除，罪犯逍遥法外是不正义的，判无辜者有罪也是不正义的。然而，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减少前者的同时，也不增加后者。每一次，越容易定罪犯的罪，就越容易定无辜者的罪。” （〔美〕艾伦·德肖维茨 著 金成波 杨丽译《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6月 第216页）

究竟为什么导致了对普通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虚假证词，为什么会在法官的眼里变成了铁证如山的证据，特别是侦查机关通过刑讯逼供得出的证据在法庭上简直不容置喙，甚至在部分法官的眼里，如果有正义感的律师，对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提出反驳，法官就嗤之以鼻，甚至认为大义不道，在极个别法官的思维里，甚至律师的一口饭就是自己给的。如果说法官没有利益作祟，没有权力的交换和互惠，法官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来采信本身就是污染不堪的证据呢？司法腐败的背后是血债累累的利益权力的背书。

正义关乎每个人。需要每个人去守望和抗争。

还是用《合理的怀疑》中的一段话来拷问我们自己：

“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很可能是对大屠杀的一般情况进行了最佳的描述，他说：‘纳粹抓捕共产党员，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抓捕犹太人，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抓捕工会成员，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抓捕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所以我没说话。后来来抓捕我了……到那时，没有人为任何人说话。’” （〔美〕艾伦·德肖维茨著 金成波 杨丽 译《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6月 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