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蕃部主要生存于西夏与宋的交界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受环境因素的制约十分严重。生存地处于大陆内部，气候条件并不是很好，耕地稀少，因此蕃民的生存问题一直是个蕃部首领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生存地环境的制约导致粮食的缺乏，各蕃部甚至需要向北宋乞贷粮食。

虽然蕃部在游牧方式的历练下多强壮彪悍，不怕战争，但是各蕃部分散生存的现实也使得蕃部受西夏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严重，这也就使个蕃部首领萌生了向北宋迁移，归附北宋的念头。

另外，这一时期的北宋与西夏王朝多处于对峙的状态，而位于西夏与北宋交界处的各蕃部就成了西夏王朝用来抵抗北宋的盾牌，这也是各蕃部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与抵触情绪，因此也希望以依附北宋的方式使自己能够摆托诸位西夏王朝盾牌的艰难处境。

另外，这一时期北宋对蕃部的“抚蕃”政策也是吸引个蕃部附宋的一大诱因。在长期被西夏王朝压迫剥削的情况下，各蕃部有一颗想要脱离西夏但又害怕自己变成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但是北宋的“抚蕃”政策给各蕃部一颗定心丸。

本文就从西夏蕃部与北宋两个角度分析西夏蕃部附宋的各种拉力和推力，来探讨蕃部逃离西夏控制的因素和条件。

西夏之推力和拉力

西夏作为蕃部迁出地，经济水平与北宋相比较落后，并且西夏统治者多残暴，为了巩固统治不择手段，使蕃部人民多有怨言，这成为蕃部附宋的推力。蕃部在归附北宋的路途中常被收到消息的西夏官员抓返，并受到惩罚，甚至杀害，这是西夏蕃部在归附宋朝方面的拉力。

最初，党项族北迁后，散布于陕、甘黄土高原地区。夏州政权形成后，人们的居住地相对集中。到11世纪初西夏立国时，其东部、南部是黄土高原；北部是蒙古高原的鄂尔多斯和阿拉善高原，这里以沙漠为主，间有草原；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屏障。

这中间有富饶的河套平原，有河西走廊的绿洲。可以说，西夏境内地形地貌多种多样。但适合耕种的土地却很少，吕大忠有言：“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

由于耕地不多，为了种更多的粮食，西夏沿边的人民就在北宋的土地上开垦种植，就有了“侵耕”事件发生，宋夏间最尖锐的是“河西侵耕事件”。

谅祚继位之后，西夏政权被其母的兄弟没藏讹庞掌握，他知道河西是一块富庶之地，默认西夏人的侵耕行为，还强占了河西之地的收成。西夏逐渐把这块地当作自己所有，以至“游骑直至城下，或过河东，往来自若”。

气候变化对西夏农业发展也是一种打击。竺可桢根据宋代的梅花诗考证出“在十一世纪初，华北已经不知有梅”，说明在这一时期气候逐渐在变寒冷。

庄绰的《鸡肋集》记载过“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黏齿不可食”，反映出陕西因气温低导致粮食产量低且口感差，比陕西更偏北的西夏的粮食生产情况只会更严峻。

在耕地面积狭小和气候寒冷的条件下，西夏的粮食产量不够，在满足了上层社会的需要后，西夏底层普通百姓只有外出挖野菜果腹，“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叶黄、登相草，冬则杀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

若是遇到灾荒，饿殍载道，百姓生活更是苦上加苦，实在走投无路的西夏百姓只有“鬻子女于辽国、西蕃以为食”。可见西夏国内的粮食产量无法保障人民的温饱，迫使他们出此下策。

西夏蕃部在归附北宋的途中并非一帆风顺，若只身归附和相约几人归附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也不容易引起西夏方面的警觉，成功投宋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但是有些归附的蕃部是几十人归附，甚至举族而来，拖家带口、携带孳畜，如咸平六年（1002），“河西蕃部教练使李荣等率属归顺”。

又元符元年（1098），“西蕃大首领李讹口移将妻男并人户约千人、牛羊草畜等归”。在蕃部归附途中，西夏方面会派人追捕。李德明曾派兵追逐过投北宋的蕃部，虽然他没有踏入北宋境内，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北宋方面的警觉，玢宁环庆都部署孙全昭令张崇贵戒李德明，禁止李德明因追捕蕃部而过境。

有些企图归宋的蕃部首领如果没有被北宋接纳，只得重回西夏，但重返西夏的蕃部首领，将被从原来生活的土地上迁到另外的地方拘禁起来，至亲骨肉甚至会遭到屠以作惩罚。

关于处置叛逃之人，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明确的规定：“诸人议逃，已行者造意以剑斩杀，各同谋者发往不同地守边城无期徒刑，做十三年苦役。主、从犯一样，自己妻子、儿女当连坐，当入牧农主中。

其父母者，当视逃者总数，系百人以内，则不连坐，系百人以上，则同居不同居一样，当因子连坐，人牧农主中，应无期服役。”针对有议逃却未来得及实施的情况，“主意绞杀，从犯迁居异地，当持守边地城中无期徒刑，做十二年苦役。造意从一律家门勿连坐”。

一旦叛逃，不仅是逃人被斩杀，家人也会被连坐。西夏为了抓逃人，专门设“捕告赏”鼓励乡里邻居相互监督、举报、追捕叛逃之人。叛逃者所属的大小首领、正军、迁溜检校边管、近邻等知有人叛逃而不追或没有全力追捕，也会受到徒一年的惩罚。

若要从西夏成功逃至北宋，从计划到实施所冒风险极大，押上的不仅是个人的性命，还有全家人的生死。况且，这一路上的重重困难和层层严格管控就足以让人畏而退却。

北宋之推力和拉力

北宋为了在宋夏战争中保持优势，推行了“以蕃制蕃”的政策，他们将蕃部作为北宋边界的屏障和宋夏战争中的向导。为了招抚蕃部，北宋向蕃部赐爵赐金赐田，这成为北宋招诱西夏蕃部的拉力。但是西夏在宋夏关系中不断战和，反复无常，在北宋看来是“戎狄之性本无常”“本无仁义”“尤难为信”“常有翻覆之情”。北宋为了更好地控制蕃部，要求蕃部首领选一个亲人安置到北宋设置的“纳质院”中。“纳质院”就是西夏归附蕃部过程中的北宋方面的推力。

北宋“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使之成为“边垂之屏翰”，也将归附的西夏蕃部当作向导。为达到目的，北宋接连不断地以优惠措施招诱西夏蕃部。

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部下指挥使卧浪己等四十六人来附。诏补军主，赐袍带、茶彩，令石州给田处之。同年八月，河西蕃部指挥使拽浪南山等四百余人来归，北宋赐袍带、茶彩、口粮。咸平六年（1003），蕃部叶市族罗埋等持李继迁伪署牒，帅其族百余帐来归。

北宋下诏封罗埋为本族指挥使，啰胡为军使。北宋赏赐归附的蕃部首领帛、袍带、彩茶，赐口粮给蕃人，赐土地安置他们，给归附的蕃族首领封官。

为了招诱更多的蕃部归宋，北宋还“诏诸路各置招抚蕃落司”。北宋虽以经济诱惑恩赐招抚西夏蕃部，但是由于北宋社会的长期轻视少数民族的观念，边界汉官对归附的西夏蕃部常有轻视之意，导致边界藩汉之间存在着矛盾。

官职上，北宋封蕃部“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已上为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以功次补者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

其充本族巡检者，俸同正员，添支钱十五千，米麪傔马有差。为刺史、诸卫将军，请给同蕃官例。首领补军职者，月俸钱自三千至三百，又岁给冬服绵袍凡七种，紫绫二种。十将而下皆给土田”。北宋给蕃部首领赐官爵俸禄，但“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寨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

诏依兵部所乞。契勘诸路蕃官，不系官职高卑，久例并在汉官之下”，换言之，北宋会给蕃部首领封官授爵，发放俸禄，但蕃官的官级无法超越汉官，权力始终由汉官掌握。汉官会仗着自己高人一等欺压蕃人。如“知环州翟继恩擅配州界熟户和买粮草，因纵人入诸族帐催督。

羌人愚鄙，初不知粮草数目，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数倍，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北宋边界官员对蕃人的歧视、欺压、残忍对待，使得“诸族帐皆怨恨思乱”，边界秩序不稳，严重地会引起西夏蕃部归附而又复叛。

结语

宋夏战争起，北宋千方百计想制御西夏，“以蕃制蕃”政策提出，无疑是给北宋提供了对夏政策新思路。“推拉理论”清晰地分析出宋夏争蕃中双方的优劣。西夏相对落后的经济，让其人民在困境中挣扎，北宋的招抚政策正好能够解决其生活困难。

即使选择附宋会有骨肉分离的痛苦，但与一大群族人的生死相比，质子显得微不足道。北宋招抚西夏蕃部，虽然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但获得了土地、人口、情报信息，在宋夏之争中增加了实力。西夏蕃部从夏迁至北宋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蕃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