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台前幕后：（38）较场口血案

叶秀峰自上任以来，总摆脱不了与前任徐恩曾的比较，与徐恩曾相比，叶秀峰在反共方面的成绩可谓乏善可陈，他深知：想要打开局面，必须要在反共方面做点文章。

抗战胜利后，根据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条款，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历史称为“旧政协”）。

会议由国民政府主持召开，邀请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其目的是“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

会议地点设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时间为1946年1月10日至31日。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计38人。

叶秀峰等人无关秉承蒋介石旨意，盯着参会的民主党派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共产党。

叶秀峰专门成立了一个“十人特工组织”，在“重庆实验区”内进行大范围调查、搜集共产党人的情报，汇编成册，每日呈报给陈立夫和蒋介石批阅。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为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中国民主建国会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迁川工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

这天晚上，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政协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关于政协会议进展情况的报告，响亮地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

会议决定在政协会议期间，每天召开各界民众大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由民建出资5万元作为协进会的活动经费，并选出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李德全、茅盾（沈雁冰）、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等35人组成理事会。

协进会决定：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开会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与建议;在最近期限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叶秀峰得知情况后，请示陈立夫：“咱们是不是该行动了？这样下去非闹出事情来不可！”

“是啊，你尽快安排一下，千万不能让这群人闹出乱子！我最担心的是，共产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于是，叶秀峰当即命令其下属特务密切注视协进会的活动，同时拨给法币400万元，以每人每晚2000元的报酬，雇请了一批特务打手，趁机生事，进行大肆捣乱和破坏。

自1946年1月12日至27日间，协进会连续八次召开各界民众大会，到会群众十分活跃，由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3000多人，包括各界各业，相当广泛。

杨沧白故居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沧白堂原名叫“杨沧白纪念堂”，坐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控制四川，堵塞四川地方势力要求“川人治川”之口，以纪念国民党元老、四川重庆巴县（今巴南区木洞镇人）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

1月16日，从第四次起，民众大会便在重庆沧白堂进行，由于意义更为重大，与会民众众多，每一次开会都会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

这天，协进会分别由周宝航主持、民盟同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成为党军”时，台下立即就跳出10多个特务打手，疯狂地叫嚷：“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广大听众十分气愤，同时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严加反驳，把那些特务、流氓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

正在演讲中的郭沫若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接着，特务们时而大呼小叫，时而挥舞着棍棒，现场陷入混乱，会议不得不被迫终止。

1月17日，又一次协进会召开，这一次是由李德全主持，邀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琦到会作报告，曾琦因故未能到场托李磺（青年党负责人之一，不是政协代表）代讲。李璜由美国归来，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上的各项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但在大会尚未开始时，特务们就狂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反动口号，报告人演讲后，特务们立即肆意狂呼、谩骂等等，如此一闹，又令会议终止。

在第六次民众大会上，特务打手们的行为更为嚣张，1月18日晚上。由李公朴主持，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

邵力子在报告中竭力为国民党辩护，要求大家不要抹煞国民党在推翻满清政府，进行北伐和对日抗战中的作用，希望问题在和谐中解决。

中共代表王若飞针锋相对地指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的解决问题，他在会上揭露了蒋介石提出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污蔑共产党“拥兵自主”，搞“封建割据”，妄图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听众无比愤怒。

这时，“中统”特务刘俊山等人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砸去，会场秩序立即大乱。

许多进步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即奔向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大家奋不顾身，将王若飞护送上车离去，不少群众因此被石子打伤。

一个在会场上发了言的青年，刚刚走出大门即被围攻殴打，多名流氓将其按倒在地，拳脚交加，使这位青年多处重伤，动弹不得。

1月19日，捣乱已经演变为赤裸裸的恐怖事件，其中许多政协代表、媒体工作者遭到了特务们的谩骂和殴打，许多人被特务打伤，这个事件就是著名的“沧白堂事件”！

得知协进会无法召开，叶秀峰非常高兴，他表扬自己的手下一番：“你们做得不错！他们散了会，共产党就无法做文章了！”

虽然叶秀峰沾沾自喜，但是，他却无法控制政治协商会议的走向，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复杂、激烈的讨论。

中共代表顺应民意，团结各党派民主分子与国民党极右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最后，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和人民的决议。

关于军队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原则，并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方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

关于政权问题，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从而确保国家的和平发展。

纲领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一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

关于改组后的政府，三方协商认为，从结束国民党“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政府，负有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的任务。

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确立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行政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

但是，立法院对行政院内阁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有权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历经23天，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促使5项决议贯彻实施。

2月2日，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随即，陈立夫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陈立夫再三叮嘱叶秀峰：“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细，不能给共党反咬的机会！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

回到中统局，叶秀峰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这种“惹是生非”的事情，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才行。

他迅速召集本局的大特务们一起研究“破坏活动”的具体做法。

破坏方案制订出来后，叶秀峰立即致电国民党重庆党部协调任务部，最终与党部协调任务部达成了四项共识：

一、力求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举中统特务刘野樵为大会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党员参加演讲辩论，以控制局面；

二、把握会场秩序，发动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及社会服务队等600余人参加大会（主要是搞破坏），其中，市党部组织科负责组织200人，干事长陈介生负责组织200人，委员徐鸣亚负责组织200人；

三、派警察局人员进行现场维护，对“捣乱者”进行抓捕工作；

四、遴选有能力的人员，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等，参加大会的600余人，应予开会前一小时提前抵达会场，以保护主席团的安全。

叶秀峰还秘密拼凑了另一个9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他们分别是中统特务刘野樵、市工会理事厂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理事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和市党部科长庞仪山。

较场口惨案之前场景 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大会规定9时30分正式开始，8点刚过，政协代表和筹委会选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尚未到达，叶秀峰安排的9人主席团在中统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党员等600多人的护送下，来到了会议现场。

刘野樵、吴人初等人跑上主席台，向筹备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抢占讲台。

这些人按照叶秀峰事先规定好的，每组成员20人，分成30组悉数围在主席台周围，形成“阵势”，为了掩盖破坏活动，叶秀峰还安排了一个“军乐团”伺机制造混乱。

大概9点左右，与会代表李公朴、沈钧儒、郭沫若和马寅初等人来到会议现场，当筹备会推定的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一到，甫经介绍认识，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

李公朴回答，待主席团到齐后共同商量。刘野樵急不可耐，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同章乃器纠缠。

正在谈话之间，刘野樵身旁窜出打手，对章乃器破口大骂，劈胸就是一拳。这时，他们布置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们同声吆喝，蜂拥而上，同时高声吼叫：“开会，开会！”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候、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扩音器，李公朴、施复亮等出面劝阻，同时与刘野樵磋商总主席人选，章乃器提出筹备会推定的是李德全，刘野樵提出吴人初，吴人初提出刘野樵，尚未商定，市商会的周德候即在扩音器里对台下声称：“我们选刘野樵担任总主席。”

接着，悍然宣布开会、奏乐、唱国民党党歌、叫刘野樵讲话，这时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当即严词抗议，正站在台口的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

参加集会的部分民主人士 图片来自网络

李公朴刚走到台前，立即就被特务打手们包围起来，一阵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打手们大打出手。

李公朴被扯掉胡须、踢倒在主席台下，头部鲜血直流。这时，郭沫若以身保护李公朴，并喊道：“请勿打人！请勿打人！”但同样遭到毒打，眼镜都被打落。

马寅初身受重伤，马褂被扯掉、文稿被抢走，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内，特务们还不肯放手，巧逢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到会，才用车把他接走。

就连70岁的沈钧儒，也受到暴徒追逐殴打，幸遇来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驱车经过，才将沈老送了回去。

当时，在李公朴、陶行知身边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说不必动武，均遭到毒打。

与此同时，台下的特务打手对参加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的队伍也不放过，见人就打，该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身受重伤。

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特务们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事前就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肆意行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60多人。

就在特务们疯狂打人之际，周恩来、冯玉祥等人赶到了现场，周恩来见此惨状，大声怒斥中统特务：“这是什么国家？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允许这种暴行，简直无法无天了！”

现场一片狼藉，血迹遍地、伤员众多。周恩来迅速拨通了医院的电话，请医院派救护车来救助，并亲自护送李公朴等人去医院就诊。

这个时候，会场上只剩下二三百特务暴徒，刘野樵为了蒙骗群众，还伪装受伤，周德候冒充代理主席，盗用大会名义，从台下拉了一个特务打手作为民众代表上台讲话，大肆诬蔑攻击政协决议，反对修改《宪草》。

然后，通过所谓的《宣言》，一直闹到11点半才草草收场，他们把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劫一空，拿到大梁子（今新华路）百龄餐厅，由刘野樵拉到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蜀报》的几个记者，串演了一出所谓的记者招待会，谎称自己被“特务”打伤。

后来，李公朴等人以“刘野樵殴打伤害罪”向重庆地方法院提出控诉，刘野樵也向法院提起反诉，说李公朴等人诬陷自己。

3月15日，重庆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事，庭长龚某只是走了走过场，他认为，双方既是被告又都是原告，况且大家均是社会知名人士，建议双方采取政治途径调节，化干戈为玉帛。

法院最后只是宣布：政协综合小组和宪法商小组前晚会议已经决定排解本案，故先交付排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

就这样，这场震惊全中国的“较场口血案”不了了之。

“较场口惨案”发生后，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然而国民党中央社却对事件进行了歪曲，处处为打人特务进行辩护。

后来，郭沫若发文抨击中央社：“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挨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盐田。”

校场口惨案之后，时局急转直下。

一、政协决议是美国政府费了很多心力促成的，闭幕不久就出现这么一件令人瞠目的蠢剧，盛怒之下，特使马歇尔建议美国政府立即冻结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援，使随时可以提取的五亿美元从此化为乌有，同时停止军援，使国民党军队赖以杀戮人民的武装断了货源。

二、中共对决议的形成作了决定性的贡献，本来还想在参加联合政府后，在苏北新四军军部驻地建立第二个延安，与国民党共襄国是。

这一打，和平希望灰飞烟灭，被逼上全力进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的道路。

三、对中国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来讲，本来也是希望国家太平的，但太平不了怎么办？不太平的祸根又在哪里？

人民看清了真相，只有群起而攻之，举起“争民主、反独裁”的大旗讨伐，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