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神妙决策！！！
毛主席：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例子1：“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作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
这种决策，非辩证法不能做出。
通常对“反水”即背叛者，是消灭的策略，所谓“你不忠、我便不义”，但是从辩证法出发，这里可能包含了以下的正反面，
1）后方和前方
2）正式队和后备队
3）背叛和忠诚
4）斗争和团结
首先，在性质上，群众一般是属于后备队、也是属于后方，后备队是要争取的，后方要靠说服的，所以就有放纸枪，争取群众和教育群众的策略。
其次，背叛的反面是忠诚和信任，因为群众通常是动摇的，所以，更好的策略是补充背叛的反面——信任和忠诚，以使得群众下一次对己方的任凭和忠诚成为可能。
最后，反水的过程，属于斗争的过程，那就要补充斗争的反面——团结。以上四个正反面，都倾向于要求做出争取和教育的决策。
对背叛，什么情况下实行消灭政策呢？要看时间长度，如果是长期共存的，那么取辩证法的做法，因为辩证法走向另一面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时间不够（短期内都还是敌人）、在性质上就视为敌人了，那么就可以取消灭的策略；如果时间足够，则按辩证法，使其走向反面。
例子2：“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
这种决策，非辩证法不能做出。
这里同样包含了几组正反面，
1）敌人和朋友
2）正式队和后备队
3）斗争和团结
首先，士兵通常也是动摇的，虽曾经在官长的命令下成为敌人，但他仍然有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当其是敌人时，就补充它的反面——朋友，所以，当其放下枪后，要当弟兄看待，那就不允许报复行动了。
其次，敌人的士兵，因为大家在成分上都是属于农民，所以他就有可能成为我方士兵的后备队。后备队是要争取的、要教育的。所以抓了俘虏之后，往往是开个会教育一番，然后就放走了，这个教育一番就是争取的过程。所以，即俘即放的一个条件是先教育一番。
最后，和敌人的士兵在战场上，是刚斗争过的，那么补充斗争的反面——团结，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
例子3：“在我们方面，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
这里包含了攻和守这样的战争思想，攻和守构成了一组正反面，也就是守是为了向攻转化的，攻也是为了向守转化。
这样，就得出了两个结论：
1）只有能转化为攻的守，才需要守；不能转化为攻的守，应该不要守。
2）同样，为了守，才要攻。只有能守住的才攻（为了攻的攻不在此列），守不住的可以不攻，尤其是在攻击力量不多的时候，这一点就尤其需要遵守。
比如，对于长沙的进攻，毛主席是不赞成的，因为攻进去了，也守不住，这样的结果，容易形成流寇的倾向，于长期发展是不利的。
从辩证法，就得出了要守的地方，以及进攻的部署，所以军队的部署就按这个讲究去变成现实的部署。
当然，随着技术装备的进步，进攻的转入条件不同，所以守的位置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例子4：选王明为七大代表。
一般犯严重错误的，多是要给以打击，但王明却要选为七大代表。这里面也包含了几组正反面，
1）局部和全局
2）正面教员和反面教员
3）个别和普遍
因为王明背后还有共产国际，要照顾到这个全局，所以要选王明为代表。
因为王明的策略和毛主席的策略正好相反，毛主席是正面教员，王明正好是反面教员，所以要选王明为代表。
因为王明是犯错误的个别人，还有普遍可能犯错误的人，所以要照顾到普遍性，要敢于行动即使犯错，而不是就此不敢行动以避免犯错。
这些都是王明入选七大代表的正面理由。
正如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
这些充足的正面主张，正是来自于辩证法的正反面，因为有多组正反面的存在，所以正面主张总是有多个，所以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所以也无关于指摘“缺点”。显然记者的这个评语，正是毛主席按辩证法行事所产生的客观效果。
辩证法考虑了正反面，也就有了客观性与全体性，通过联系多组反面，就有了——看穿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因为一组正反面，正是构成了一个矛盾，发现了现实里的正反面，也就发现了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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