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战史连载（18）七仙女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众所周知的警句，似乎成了战争的规则。

红军长征，跋山涉水，不断地战胜敌人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历尽艰难险阻。这是一个为全世界人所惊叹的奇迹。但，奇迹中的奇迹，莫过于长征途中的女红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就有30多位女红军，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李坚真、刘英等，她们每个人都有着一部动人的史诗。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只有很少的女共产党员在前线中和军队一起，她们本人都是苏维埃的职员，或者是嫁给苏维埃的官吏的。"

红二十五军中就有7位女红军战士，虽然她们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但在那艰苦而又坎坷的长征路上，她们同样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们所付出的汗水比男性红军要多，她们所忍受的痛苦比男性红军要深。她们在长征路上谱写了一曲一曲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青春之歌。

"七仙女"，人们这样称呼红二十五军中的女红军。

在这支将近3000人的长征队伍里面，只有7名女护士随军，"七仙女"之说由此而来。她们是周少兰（后改名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后改名余光）、张桂香，大部分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才十五六岁，其中，周少兰、曹宗凯、田喜兰都是安徽人，其余的大都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七仙女"的缘起还要追溯到1934年。

1934年11月16日夜晚，经过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心情十分复杂，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这座革命的熔炉，这块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战士们不明白这次战略转移的艰苦性，情绪高昂地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可是，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们知道，这次转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被迫进行的。经过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大别山整个苏区已经是民穷财尽，特别是1932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外线去以后，敌人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清剿"，疯狂进攻，野蛮屠杀，鄂豫皖根据地在日益缩小，红二十五军的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央派程子华来要红二十五军转移，实在是适得其时。中央虽然没有指明转移的具体方位，却有着4条原则性规定：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的地区；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在过去，要找到这样的一块地方是很容易的，可现在，中央红军已经转移，红四方面军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而周围都有敌人，到底到什么地方去，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这次战略转移的艰苦性是可想而知的。军政委吴焕先在动员会上，向指战员讲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明确而又巧妙、同时也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动员口号：一是打远游击，二是创建新苏区。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全军指战员大都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把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尽可能地做妥善安置。军医院的女护士们还不知道，女同志也在精简对象之列。

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击退了敌人的"追剿队"后，来到了平汉铁路旁，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于是就给每人发了8块大洋做路费，或是返回老家，或是就近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做媳妇，都无不可。总而言之，既不能拖累了部队，同时也得给以生存的出路。军医院政委苏焕清传达了上级的决定。7名女护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她们手里攥着沉甸甸的大洋，心里一片茫然，感到无路可走，坐在路边抱头痛哭。当她们听说这是军参谋长戴季英的命令时，便决定退回银洋，一起去戴季英那里请求留在部队。

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哪个不略施粉黛，哪个不想美丽，可是，长征中的女护士们却始终穿着从大别山出来的衣服。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换中，鞋子磨烂了，没有了鞋子，就用布缠着脚走，但走不了多远又磨破了，只好重新缠。长征路就是这样走走缠缠、缠缠走走走过来的。

酸甜苦辣也好，喜怒哀乐也罢，都是人生的体验，长征中的"七仙女"们的人生体验无疑是更为丰富的。苦，对于这些女护士来说，实在是太平常了。"七仙女"中间，出身生活最底层的占大多数，而且多半还有着童养媳的经历，她们投身于红军队伍中，多有着逃难的倾向。红军的政治宣传，尤其是红军的行为准则，无疑对她们的逃难起了启发作用，对她们的逃难去向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旦她们认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红军，红军到底是干什么的时候，她们就把红军当成了"家"。

"家"中的气氛是和谐的，生活在"家"中的女护士们是幸福的。在长征途中，"七仙女"们都被安排在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里，7个女护士组成了1个班。班长是曾纪兰，副班长是余国清。军医院共有30多人，曹宗凯是军医院的共青团支部书记，

说到红二十五军军医院，就不能不提一下军医院的院长钱信忠。

钱信忠，1911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当校工，参加工人运动，并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入上海宝隆医院学习。1931年在国民党军第十师当军医。1932年6月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重新组建后，出任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解放后，曾担任过共和国卫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医疗技术精湛，对战士和蔼可亲，很受大家的尊敬。在他的领导之下，军医院的战友之间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忠诚地担负起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红二十五军军医院工作的日子里，最令这位院长紧张不安的，要数庾家河战斗中受伤的正、副军长的伤势。军长程子华的伤势很重，两只手都被子弹打穿，伤着了骨头，左手腕的动脉血管破裂，流血不止；副军长徐海东的伤也不轻，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脸颊，虽然没伤着骨头，可也是昏迷不醒。

其实，这时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谁的心情也不轻松！自长征以来，军长同党中央、中央红军的联系就中断了，红二十五军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局面。现在，正、副军长都受了重伤，随军行动的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又是一个病身子，军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全军的目光聚焦到钱信忠身上。

钱信忠最担心的，莫过子程子华的左手腕子。他知道，程军长的左腕曾受过伤，而手术恰恰是他做的！原来，在程子华来红二十五军之前，他俩就已有了一面之缘。

那是1930年，程子华所领导的"大冶兵暴"部队与何长工等领导的红军第五纵队合编后，程子华因在一次战斗中左腕负伤到上海宝隆医院就医休养。为他操刀动手术的就是钱信忠。那时，钱信忠还不到20岁，他在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学习，精通德语和外科医术。钱信忠只知道他的病人是陕军"杨虎城部的一位小排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彼此之间熟悉了，临别时互道"珍重"。

没想到，4年后两人又见面了，原来陕军的"小排长"，这时居然成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原来上海宝隆医院的小伙计，这时已是红二十五军军医院的院长。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白白胖胖的"钱医官"，参加红军已经两年多了，入了党，当上了领导。因为他精通德语，当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就送他一本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本闪烁着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他的革命人生观，砥砺着他的斗争意志。大别山的战火硝烟、风霜雪雨，把个又白又胖的"钱医官"完全磨炼成红军战士所具有的那么一种精神气质。拥有红二十五军最高医术权威的钱信忠，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以他敦厚善良的性格待人处世，赢得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的敬佩，同时，也赢得了"七仙女"之一的田喜兰的爱情。

"七仙女"小时候都缠过脚，走起路来格外困难。军医院领导经常把马让给她们骑；军政委吴焕先还让供给部分给她们一匹小马，一路上驮驮行李，病时换着骑骑。这在当时，也是莫大的关怀照顾。她们感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935年8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攻占甘肃两当县城、夜袭天水北关成功之后，来到了渭河岸边。军领导决定北渡渭河，去陕北会合刘志丹。

渭河，像一条狂怒的巨蟒，在陇山峡谷中奔突着，咆哮着，由西向东而去。初秋时节，渭河水流湍急，虽是晴朗天气，却透着丝丝凉意。河面上没有桥梁，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船，但人多船小，后面又有追兵，一船一船地将全军运渡过去是来不及了。军领导决定，全军的伤员、幼童，还有女护士们，来享受这条小渡船。

在抢渡泾河时，连一条船也没有，军领导就让几个女护士排在队伍中间，拉着绳子，扶着她们过河。正是这样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大家庭间情同手足的友谊，给了这些女护士无私的友爱和战胜困难的力量，使她们顺利地走完了长征路。

到达陕北时，"七仙女"却成了"五仙女"。神话般的美丽，毕竟是人们对美好的想象和向往，而现实无论多么残酷，却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七仙女"中的曾纪兰，是女看护班的班长，也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其实也只是20岁出头的年龄。她性格比较内向，言语不多，而内心里却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她以大姐姐的身分，理解照顾其他姐妹，有困难自己先上；对伤病员，她耐心仔细，竭力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她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得到了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的广泛赞誉。艰苦的环境、繁重的看护工作，严重地损害了曾纪兰的健康。积劳成疾，她终于病倒在商洛山中，再也没有起来。病中的曾纪兰，没有忧伤痛苦的神情，却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能重新站起来，与姐妹们同甘苦共患难；临终前的曾纪兰，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却有着一种深深的遗憾，不能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曹宗凯，安徽省霍丘县叶家集人，1916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四五岁的时候，被卖给一个40多岁的老财主，做续弦夫人。因为不满意这门婚事，她才跑出家门，参加了红军。她的性格活泼开朗，长征路上撒下了她的欢歌笑语。又谁知，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她却悄悄地离开了人世！50年过去了，黎光还念念不忘曹宗凯这位长征路上的同行人，这位活泼多情的姑娘。

黎光，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共青团委书记，与曹宗凯都是霍丘老乡，比曹宗凯小1岁。长征时，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汤圆子"，叫习惯了，时间长了，他的原名尹昌尧反而不为人们熟悉了。在被称为"儿童军"的红二十五军中，共青团委书记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位置。

黎光回忆道："我们都是霍丘老乡，她是叶家集人，比我年长一岁，从小就共饮一乡水，长大又同时当红军。长征途中，我们也常在一起参加团的会议，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并兼做过群众工作，相互比较了解，还曾默默地建立过一段美好感情。"那还是在商洛山中的时候，曹宗凯注意到汤圆子还穿着麻草鞋子，就笑着说："汤圆子，当心点儿！数九寒天的，你还前头卖生姜，后头卖鸭蛋，当心把生姜冻坏了、鸭蛋裂缝了！"汤圆子晓得她指的是光脚丫子，当时也不曾在意，只是傻呼呼地笑笑。过后不久，当她把一双棉布袜子送给他时，汤圆子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出曹宗凯的幽幽情思。但在艰难的长征中，急行军、游击战是红军的家常便饭，这种爱情的幼芽，当时也只能悄悄埋在心里，不敢声张开来，更何况他们俩都才十七八岁。

天有不测风云。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路过双石铺（今陕西凤县县城）时，军领导派汤圆子带领一个班去打土豪，有个战士点油捻子照明，不小心燃起一场大火，烧了土豪的几间房子。这在当时也是不可饶恕的过失，国民党侮骂红军"杀人放火"，我们正好留下话柄，造成不良影响。汤圆子是带队的，负有领导责任，领导上要追究下来，即使不枪毙也要罚做苦工。当时红军的纪律就是如此严明！汤圆子愁得吃不下饭，眼睛也哭红了。最后，还是军政委吴焕先出面过问，及时给以批评教育，汤圆子得到了宽大处理。从此，汤圆子便经常到连队去挂职锻炼。

…·…这事却急坏了曹宗凯，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真是祸不单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军医院副院长吴子南又向她求婚。可怜的姑娘，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追求自由幸福，参加了红军。红军中兄弟姐妹般的团结友爱，使她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火一般的军旅生活，虽然苦点却很充实；对汤圆子的芳心暗许，她在编织一个美满的梦。而今她却又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她选择了死亡，在红军渡过渭河之后，便服毒自杀了。坎坷的征途上，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无时无刻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曹宗凯虽然改变了作妾的命运，却最终在爱神面前倒下了。

这悲剧色彩的事件，曾经使多少人痛苦，曾引起多少人的遗憾！文韬武略的红二十五军领导虽然率领军队所向披靡，但战争与生存毕竟限制并忽视了人们情感的需要，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51年5月中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来到大连老虎滩海滨。在附近的文化街75号住宅里，周恩来握着周东屏的手，说："你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感谢你！海东同志有你精心照顾，我和小超就放心了。"

周东屏，就是红二十五军"七仙女"中的周少兰。徐海东遍体弹痕，卧病在床30余年，妻子周东屏含辛茹苦，一直守护在床边。他们被誉为为后世楷模的一对革命伴侣。

周少兰，安徽六安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7岁时死了娘，13岁时被人贩子拐走，以50块大洋价格卖给他人。1931年月，14岁的周少兰不堪虐待，参加了红军，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成为"七仙女"中的一员，是最年轻的女护士。

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满头是血，被抬下了战场。周少兰奉命赶来救护。当她第一眼见到满脸是血、昏迷不醒的老军长时，不知什么原因，眼泪便一下子流了出来。

钱信忠院长擦去徐海东脸上的血迹，这才发现子弹打穿了他的脸颊，流血过多。钱信忠边冲洗伤口，边向周少兰介绍伤情："徐副军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虎将，打起仗来不要命。他的双腿、胳膊、膀头、胸口、屁股上下留有17处伤疤。这一回，子弹从他的左边颊穿过去，又从右耳朵背后穿出来了，失血太多，伤比前几次都重，你要精心照顾他！"

周少兰，这位18岁不到的姑娘，长脸尖下颜，虽个头不高，却聪明伶俐，泼辣能干。她仔细地听着院长的嘱咐，坚决地说："院长，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就保证首长不会出差错。"她协助院长给徐海东上药包扎伤口。

这时，钱信忠发现徐海东的喉头好像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困难，若不尽快排除，极有可能造成窒息。医生急得团团转。

周少兰突然说："让我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自己充满少女温情的嘴唇贴在徐海东那胡子拉碴的嘴上，然后开始一口一口地吮吸着血和痰。

不一会儿，徐海东急促的呼吸便变得均匀了。

军政委吴焕先匆忙赶来了。他先询问了徐海东、程子华的伤情，然后对钱信忠吩咐道："今晚我军要离开庾家河，你们用担架抬着程军长、徐副军长随军出发，我派1个营的兵力担任掩护任务！"

吴焕先走后，周少兰和医生、护士们把程子华、徐海东抬上扣架，用被子把他俩盖得严严实实，以防冻伤。

深夜，天气奇寒，战士们抬着两位军首长冒着风雪出发了。一路翻山越岭，周少兰和她的姐妹们不停地为程子华、徐海东盖好被子。

到达蔡川时，周少兰他们的双腿沉重，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分别把两位首长安排在老百姓家中的炕上，找来柴禾为他们生火取暖，盼着他们早日痊愈。

当时，医院条件很差，药品严重匮乏，再加上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进行静养，因此，伤病员的治疗护理受到了很大限制。徐海东昏迷了4个昼夜，周少兰也守护在他身边4个昼夜，她当时真是着急。担心首长一睡不醒。

到了第五天，徐海东终于醒过来了。

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自己身边，细细端详之后，似乎记起了她就是军医院叫周少兰的护士，就问她：

"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首长可醒来了！四天四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周少兰竟高兴地流下了流泪，也忘记了自己是在答非所问。

徐海东这时已把周少兰当做老熟人了，便开玩笑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周少兰怕徐海东刚醒来太劳累，不让他多讲话。她知道他已是四天四夜水米未沾牙，就去搞来碗面条，细心地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

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许多，又向周少兰问这问那。

周少兰说："吴政委、戴参谋长和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首长都很好。就是程军长在你负伤之后，他两只手都被手弹打穿了，伤了骨头，流了不少血，现在正在治疗中。连以上的干部伤了10多人。现在部队的情绪很好。你就不要担心了，安心养伤吧！"

徐海东受伤后一直昏迷，醒来听周少兰这么一说，心里直发急，嚷着要去看望受伤的战友，要见吴政委！

周少兰正着急时，吴焕先、徐宝珊等领导人闻讯赶来了。

吴焕先、徐宝珊介绍了敌人双方的情况，言谈举止之间，流露出乐观的情绪，表达了领导核心对前途的信心。徐海东很高兴，他拉着政委说："焕先，眼下，部队的千斤重担都压在你的肩上了，你可不能垮啊！"

"放宽心，我不会垮的！你就静下心来，尽快养好伤吧！"吴焕先说。

徐海东又拉着省委书记徐宝珊的手说：

"宝珊，你身体不好，要多多保重啊！"

"我是老毛病了，不要紧的，请放心！"

大家往门外走，看见周少兰送到门口，又嘱咐她：好好看护徐海东。少兰点点头，又有点为难地说：

"徐首长脾气犟，整天躺着，忍不住。他不听医生护士的话，反过来，医生护士都得听他的！"

"那怎么行！"徐宝珊说，"伤病员哪能不服从医生护士！"

"就是嘛！"吴焕先也笑着对周少兰说，"我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地管着他，以后我还要给你做媒呢！"

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得周少兰不好意思低下了头。政委平时很少和女同志说笑，今天说出开玩笑的话，使得少兰脸发红，心猛跳。她小时候家穷命苦，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她不情愿，投奔了红军。那年她才13岁，心想当了红军，就解放了，其他的事她还想不到。后来，她看到红军队伍里也能结婚，才想起自己也有个终身大事。政委的这一席话，犹如一颗石子，在她的心中泛起波澜。

革命者最大的烦恼，莫过于不能为革命工作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徐海东的伤口却总不能完全愈合，而且，不知从哪天开始，他左耳也有些失灵。加之部队在飘忽游击，又时逢寒冬，稍一着凉，他就发烧、咳嗽，伤口也跟着发炎。

因此，他心情极为不快，动不动就发脾气，甚至有时还摔杯子。尤其是听到红军处境不利的消息，他更是叫天骂娘，暴跳如雷。

每当这时，医生和警卫员都吓得不敢吱声，只好悄悄躲到门外；而唯独周少兰敢走过去，微笑着站在他的床前，眼睁睁看着他摔，听着他骂。等他摔够了骂完了，这才不慌不忙地细声细气地对他耐心开导着，反复劝慰着，声声入情，句句在理。

说也奇怪，雄狮般发怒的徐海东，在这柳叶般瘦弱的小姑娘面前，渐渐就变得没了一点脾气。到后来，还会不好意思地冲周少兰一笑，憨厚的脸上便露出一对圆圆的小酒窝。

渐渐地，徐海东觉得这位小护士挺有能耐。

他们渐渐地成了知心的同志。

1935年2月5日，在葛牌镇文公岭战斗前，正值天降大雪，吴焕先向周少兰、警卫员交代说："你们快抬着徐副军长转移吧！"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忘记了伤痛，跳下担架要去前沿指挥所。周少兰和警卫员再三劝阻，也无济于事。徐海东大怒，硬让两名警卫人员搀扶着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头阵地，协同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指挥作战，这一仗打胜了，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徐海东返回驻地，看见周少兰为他生好了火炉，做好了饭，高兴地笑了。他感到浑身像是着了火似的，火烧火燎的，他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的女护士。

无情未必真豪杰。在自己受伤的日子里，徐海东真正了解了周少兰。她的苦难经历激起了他无限的同情。同时，他觉得小周诚实可靠，考虑问题既周到又仔细，脑子也很灵活，因而他对这个年轻的护士产生了美好的感情。

是啊，角色的转换，的确能够变化人们的心理；正是由于这种角色的转换，人们之间才能找到合谐点。在战场上，徐海东是"老虎"，是一员指挥千军万马的骁将，而周少兰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战士；但在病床上，徐海东却成了"小猫"，周少兰成了指挥官，她的话就是命令！

在护理徐海东的日日夜夜，徐海东的一言一行，周少兰都看在眼里。他与伤痛作斗争的顽强意志，他对战友、对同志的真挚情谊，他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都使她深受感动。徐海东对自己家庭遭遇以及坎坷经历的叙述，更是深深地激动着她。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载着他对徐海东的采访：

"'你家属现在什么地方？'

'我的家人，除了剩一个兄长，他现在第四方面军以外，其余的多被杀死了。'

'你说他们是战死的吗？'

'不，不，我只有3个兄长是红军，其余的家人都是被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和夏斗寅杀死的。国民党的将领，一起杀了我们66个姓徐的族人。'

'66个人！'我不甚相信地重复地说。

是的，他们中间27个人是我的近族，39个人是我的远族。黄陂县徐姓的是大族。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甚至于婴孩，都被杀死了。姓徐的一族，几乎完全消灭。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兄长，及我自己现在红军中，算逃出了以外，当红军的3个兄长，有两个后来是阵亡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在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的时候，被白军俘去的，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地方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些都是我逃出来的兄长告诉我的。"

参加红军以后，徐海东很少有机会接触女同志。说来也是缘分，这次头部负伤后，周少兰专职护理他。在养伤过程中，他们熟悉了，了解了。

同时贫苦的出身，共同的革命理想，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爱情的种子悄悄地播下了。

两个月过去了。徐海东在周少兰的精心照顾下，伤口基本痊愈了。

周少兰就要离开了，她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着依恋之情。

"少兰，我这点小毛病用不着再照顾了，还是先去照顾程军长他们为好。"徐海东亲切地说："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你有时间就来我这里看看，我不会忘记你。"

周少兰答应着，又羞涩地低下了头："首长，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下次我如果再负伤，还是请你来！"徐海东笑着说。

"净说不吉利的话。"周少兰撇着嘴说："你可不能再负伤了呀！"

"那也难说，军人随时随地准备着流血嘛！"徐海东又忽然说，"你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提一条，你的名字不好听。什么花呀兰的，不像革命战士的名字。以后能不能改一改？"

周少兰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去。

后来，周少兰便改名为周东屏了。

冬去春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桃花刚谢去残红，大地已披上绿装，龙驹寨，这座美丽的山城，曾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情话。

一天傍晚，吴焕先约徐海东去散步。吴焕先说："海东同志，我先给你招呼一声。部队到了龙驹寨，你可要当心点儿，不要胡来！"

徐海东冷不防吃了一惊，神色不悦地说："我当心什么？说了句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成的话，你又抓我的骄傲自满情绪！"

"不是这事。是有人在背后说你哪！"

"说我！政委，你说说，人家怎么说我的。"

"有人说'徐副军长4条腿'。"

"他妈的，这不是骂人吗？我又不是牲口！"

"看来，我不揭发，你是不会承认了。"吴焕先笑着说，"有人反映你和周少兰在外边谈情说爱，还拉拉扯扯的，两个人披了一件大衣，这不是4条腿吗？"

徐海东顿时松了口气，笑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天天冷，我把大衣给她披上了。"

"我也常想，你身体不好，年龄在我军中是大的，需要人来照顾。听说你爱上周少兰，我是高兴的，她聪明能干，又受过苦，我看将来你娶她做老婆，肯定是美满的。不过，我提醒你，现在可不能结婚！"

"大敌当前，你徐大哥知道应该怎么做。"

"一言为定！等到举行婚礼那天，我给你们当司仪，让大家热闹热闹！"

说着说着，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35年9月15日，陕北永坪镇的一孔窑洞里挤满了欢乐的人们，窑洞前贴着一个大红喜字。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婚礼！

新郎，就是斯诺笔下那个大名鼎鼎的神秘人物，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新娘，则是红二十五军军医院的护士，"七仙女"之一的周东屏。

爱情之花终于盛开在黄土高原上。新郎新娘无疑是幸福的。他俩想起不久前牺牲的军政委吴焕先，却掩饰不住内心那淡淡的哀痛。如果他在人世间，肯定要来参加婚礼的，司仪是非他莫属的！

周东屏，这位昔日的童养媳，在革命的熔炉里，经过了长征的锤炼，终于成熟了。到达永坪镇后，她由团员转为党员，并出任红二十五军军医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后来又任红十五军团医院护士长。

1940年2月，因徐海东患重病休养，党决定由她专门照顾徐海东。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在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下，病逝于河南郑州。周东屏自始至终守护在他的病床前。

1960年，周东屏被授予上校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三枚勋章。

1978年，她被选为五届政协委员。1980年，又出任总参管理局顾问。

1985年，离职休养。

周东屏，这位红军女战士，以自己无言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奉献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