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战史连载（20）威逼西安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陕西蓝田县的焦岱、长安县的引驾回一带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也是民间对历史的传载。
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大捷之后，乘胜东进，佯逼商县。慑于红二十五军的军威，各路参加"围剿"追踪的敌人都不敢贸然行动。
鉴于根据地人力物力损耗较大，为了解决红军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队伍，扩大红军的影响，鄂豫陕省委决定部队再次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位于西安城南秦岭山脉的中段，取其在天之中、城之南的意思而名之。这段秦岭，山峰环列，山势嶙峋，松柏葱郁，许多峰顶建有寺庙，主要名山有翠华山、南五台，它们虽赶不上华山之奇险，不如太白山之耸峙，却也风景秀丽，玲珑雅致，别有洞天。更因它们距离西安较近，又不像华山、太白山那样难于登攀，因此，吸引着众多的香客、游人。
秦岭，是我国东西走向的大山脉，它起自甘肃，没于河南，贯穿陕西南部，横亘于关中盆地与汉江谷地之间。陕西的河流，大致以秦岭为界，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秦岭以北属暖温带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以南则属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秦岭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阻塞着昔日陕西南北的交通。
1935年7月13日，恰是农历乙亥年六月十三日。这一天，红二十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商县杨家斜、蓝田石嘴子、后更子等地，迅速飞越秦岭，向北冲出终南山。
红二十五军出山之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全歼蓝田焦岱、长安引驾回等地鱼肉乡里的民团，前锋直抵西安以南10余里的韦曲、杜曲。与此同时，还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动员青年参加红军。
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位于关中平原中部，背靠秦岭，面临渭水。城坚险阻，形胜利便。西安古称长安，历史上曾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1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因此，古迹遗址甚多，著名的有大雁塔、小雁塔、碑林、明代城墙，以及城东骊山脚下的华清池、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等。这座历史古城，如今却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北"围剿"堵截红军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的军队，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西进、北上、南下，同红军为敌；蒋介石对红军赶尽灭绝的指令，也从这里辐射出去。
7月的西安，正值炎热的盛夏，闷热的天气压得市民们喘不过气来。盘踞在省城内外的敌人，正在按上峰的旨意，频繁地调动着。他们似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行动起来总是疲疲沓沓，无精打采。
在这个时候，红二十五军突然北出终南山，逼近西安，实在出乎敌人的意料。顿时，沉闷的西安，如同滚油锅浇了一瓢水，沸腾起来。南门戒严，人心慌乱。城内的许多资本家，更是闻风丧胆，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关闭店门，准备东逃，有的甚至已奔出潼关，逃往上海等地。西安城内外，笼罩着一团恐怖的战云。
7月13日这一天，恰是焦岱、引驾回两地逢集之日，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夫山民，提篮儿的，挑担子的，推着"地老鼠"小车的，一路上络绎不绝，流水般涌向集镇。红二十五军从商洛山中，越过终南山，奔了下来，早晨到达焦岱，午时赶到引驾回，当地群众都说："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了！"
热闹的引驾回，又简称为引镇。地处潏、灞两河之间的少陵原上，是长安县东南沿山的一座大镇，又是经大峪与库峪，通往商洛地区的交通要道，距西安只有50里路。这天，镇上的店铺门面，大都照常开张。那些卖蜂蜜凉粽子的，荞面饸饹的、凉皮子面的、羊肉泡馍的、炸油糕油饼的，高喉咙大嗓门地吆喝着，把个小面杖敲得当当响，四下里招引顾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他们在朝拜过南五台庙会之后，也从集市上过往歇脚，喝茶吃饭，混杂在赶集的人群里，越发显得拥挤。这些远路而来的朝拜者，手里大都拎着几样用新麦秸杆儿编成的幼儿玩物，有小花提篮、蚂蚱笼子、响把捶儿、花边小帽，还有佛手、烙花筷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在街面上晃来晃去。别有一番乡土风味。
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引镇时，集市还没散去。徐海东副军长率领手枪团100多人，先头化装成五花八门的"赶集人"，混在赶集的人群里，悄悄地把区公所、厘金局、烟赏局以及民团驻地，包围起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数十名民团武装收拾得干干净净。民团头子倪性初，被手枪团当场捉住。大部队赶过来后，把烟赏局头子姬福堂的家产，以及"永顺成"等几户地主豪绅所经营的商号，全都予以查封没收。而对资产较为雄厚的"天佑生货店"，因其掌柜李玉智安分守己，名扬乡里，则妥善加以保护。对那做小生意的店铺，实行公买公卖，秋毫无犯。
军政治部在这个时候是最忙碌的。他们担负着的任务主要有：开展群众工作，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情报，扩大红军队伍，检查群众纪律。
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在布置完任务之后，便和宣传科长刘华清、文印科长陈鹤桥一起，直奔镇邮政所。
郭述申，原名郭树勋，1904年生于湖北孝感。在红二十五军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有资历的。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6月任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1932年担任中共皖西道委书记，参与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在陕南期间曾担任中共鄂陕工委书记兼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刘华清、陈鹤桥这两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20年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到了90年代，刘华清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引镇邮政所门前冷落，里面更是寂静、冷清。郭述申一行3人，都在这里翻阅敌伪报纸，查找有关敌军围攻各地红军的战事消息。由于长期困守在商洛山中，对于当前的时局变化、敌情动态和外界的各种新闻，都知之甚少。因此，部队还没到引驾回，军政委吴焕先就吩咐政治部的"秀才"们，注意收集各种报纸，以便了解和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与党中央失掉联系的艰难岁月里，也只有采取这种搜集报纸的手段，从那里带有"匪"字的战事消息里面，认真加以查找琢磨，方能悟出一点真实情况。
恰在这时，吴焕先也来到了邮政所。这个书生一般模样的最高领导者，白皙的面孔，深邃的眼睛，两道粗黑的浓眉，总是那么一耸一耸的，显得十分英俊、聪明而又庄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不是这儿走走，就是那儿看看，好像串门子似地到处奔忙。他进得门来，笑着说道：
"唉呀，想不到这个引驾回，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呢！"
郭述申、刘华清、陈鹤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注视着他们的军政委。
吴焕先接着讲道："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很有意思咧！听老百姓说，早年从汤峪到户县的沿山一带，山青水秀，风景很美，是唐代帝王将相夏天游览避暑的好去处。有一年，因为唐明皇来到这一带射猎，途中遇到大雨，在密林中迷了路，被当地老百姓引驾回到京城，才取名叫'引驾回'，也有的叫'接驾回'。"
"嘻，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刘华清感到挺有趣的，笑着插了这么一句。
"我们到了引驾回，敌人会不会前来'引驾'?"陈鹤桥眯着眼睛一笑，把大家都给逗乐了。
吴焕先又说："海东同志正在审问那个区长，让他给西安打个电话，巴不得敌人能够出得城来'引驾'，半路上打它个埋伏！"
原来，徐海东随着先头部队，率先来到引镇，占领了镇中敌人的区公所。不一会儿，手枪排排长跑来向他报告说，捉到了一个区长。
"押进来，我问问，"徐海东在区公所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才发现墙上还挂着部电话机。他拿起话筒听听，里面传出嗡嗡的声音，想是还畅通哩。这时手枪排排长把那个区长押进来了。那个区长手里捏着一顶礼帽，进门就手撩长袍，躬身向徐海东施礼。
徐海东问了他几句，看掏不出什么军情来，便指着电话机，说："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
"不敢，不敢！"那个区长连连躬身。
手枪排排长理解首长的用意，就说："让你打电话，你就快打，别罗嗦！"
那个区长腰弓得更低了，还拿眼角瞅着徐海东。只见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
那个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不料对方回答说：于学忠、毛炳文的队伍都向西开了，城内无兵可派。
却说吴焕先看到郭述申他们没有找到有新内容的报纸，忙对郭述申说道："你们再到区公所、厘金局、各大商店找找，看有没有别的报纸？要多了解有关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二十六军的消息。发现有什么新的动向，及时给我报告。"说着，便又急急忙忙地转过身来，直奔菜市场而去。
菜市场上，聚集着好几百农民群众。被红军没收的粮食面粉、棉布绸缎、衣物家具，全都搬到了现场。被俘的陕军旅长唐嗣桐，这时也被押到会场。前后都是明晃晃的刺刀。这家伙个头挺高，也很壮实，络腮胡更长了，被俘时就穿着一件灰军上衣，下身只穿了一条米黄色的半截短裤，现在依然如故。所不同的是，红军战士在他背后插了一块白纸招牌，上面写道"白军旅长唐嗣桐"。
刚愎自用的唐嗣桐，思想极为反动，也特别骄横。他在陕军警二旅、警三旅接连受到重创之后，仍想冒险"立功"，说什么他"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愿为三民主义献身牺牲。此次征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据说在蓝田县葛牌镇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的反动气焰最盛，张牙舞爪地大吹大擂："红军是从南方流窜过来的一股残匪，已经溃不成军，不堪一击。我是不畏强敌，你们不敢摸徐海东，我摸！你们不敢追徐海东，我追！"现在，他反倒成了徐海东的手下败将，被押着来游街示众。
在他率部出征时，杨虎城曾一再叮嘱他，要小心谨慎，而他却不以为然，还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杨虎城暗自担心，没想到他的旅长如今落到今天这般模样。
吴焕先一走进菜市场，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忠寿（程坦）就向他报告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待政委讲话了……"
"海东同志呢，他们走了没有？"吴焕先随口问道。
程忠寿回答说："已经出发了，他叫我们开过群众大会，连夜赶到子午镇。"
"我知道。"吴焕先应了一声，随后就站在一座断墙头上，习惯地把手卡在腰间，当众讲道：
"老乡们，各位父老弟兄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人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求解放、打天下的军队！中国有红军已经8年了。全国红军的总司令，就是朱德！老乡们都还记得吧，两年半以前，徐向前带领的一支红军队伍，足有两万人马，就从这终南山下走过一回呢，……"
讲到这里，就像一把干柴烧开了一锅粥似的，会场上顿时也嚷嚷开来，七嘴八舌地说：
"徐向前的队伍，那年是从汤峪出来的……"
"记得，记得！就顺着山边开了过来，一路上也打富济贫。"
"还在王曲、子午镇打过仗呢！"
吴焕先看到会场上十分活跃，便又高声讲道："我们这个队伍里面，也有个姓徐的指挥官，他叫徐海东。徐海东还有个外号，叫'徐老虎'！但是，这个'徐老虎'不伤害老百姓，他专吃那帮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地主大老财！徐海东指挥的红军队伍，在山阳县的袁家沟口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敌人1800人左右。这个旅长唐嗣桐，就是在袁家沟口活捉的，大伙都仔细看看，这就是与红军作战的下场！……"
话音一落，红军战士就押着唐嗣桐绕场而过，游街示众。红军宣传队也紧紧跟在后边，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红军是工人农人的队伍！""欢迎穷苦人都来当红军！"……
这一天，当地的贫苦农民群众，大都分到丈把棉布、几尺绸缎或一袋面粉，两斗新麦，有的也分到几样衣物家具。就连在街头卖油糕的李永发老汉，也分到20多斤食盐。那些从此过往的男女香客也都开了眼界，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过后，便把在引驾回的所见所闻，添枝加叶地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传播到了灞桥、临潼、华山一带。
当天晚上，红二十五军全部人马都沿着终南山下，向终南山以西的子午镇开去。
子午镇，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这个峪口大镇，也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那些奔走于西安、汉中、安康以至四川境内的商客脚夫，大都取道于此，多在镇上歇脚住宿。南来北往的奇闻趣事，在此处不胫而走。倒是个信息灵通的地方！
红军出山已经3天了。到达子午镇以后，无非是镇压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押着陕军旅长唐嗣桐游乡示众。而这一切，对于敌军老巢西安，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终归不是长久之策。
作为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吴焕先，此时的心情很沉重。是啊，数千人的队伍，衣食住行都需要统筹安排，哪一步想不到，做得不周密，就会影响全局！如目前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是不行的！
吴焕先拿着郭述申送来的一卷报纸，急急忙忙地奔到程子华的住处，满面笑容地大声说："军长，最大的好消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看情况有北上动向！"
"真的？快让我看看。"程子华从担架上坐了起来。然而，他那一双被枪弹打穿的手掌，夏日里又感染化脓，用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的，像两个弹花極子似的吊在脖子上。眼下，就连翻一张报纸，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吴焕先摊开两张报纸，他才眨着一双兴奋而又充满希望的目光，从那密密的字里行间探索着，认真地琢磨着。多么难得而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程子华略有所思地说："怪呀，敌人的兵力调动，看来也十分频繁。薛岳的两个军到了成都附近，胡宗南的部队全部开到了川北地区，王均的第三军也进入甘肃，还有毛炳文……这十几万人马，不是围攻堵截红军，又是在做什么？"
"是啊，看来，蒋介石的神经很紧张，到处在调兵遣将！"吴焕先分析说："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就是从江西调过来的，已经从西安开往甘肃。东北军的第五十一军3个师从河北撤到了西安，却又按兵不动，已经3天了，全不顾及我们的威逼行动。看样子是在等待时机，早晚也要向西开。我考虑，川陕甘边境的战事可能更紧，对敌人更具有危险性！"
程子华不由问道："你在哪儿看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看来绝对可靠。刚才，我又听到一点马路消息，完全可以证实。……"吴焕先笑着说。
原来，吴焕先刚才碰到一位来自四川万源县的商人，互相间闲扯了一阵。他听那商人念叨了这样一首歌谣："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看你又如何？"咋一听，还有点莫名其妙。吴焕先仔细盘问了几句，也才晓得：这羊子（杨森，敌二十军军长）、冬瓜（田颂尧，敌二十九军军长）、猴子（邓锡侯，敌二十八军军长）、矮子（李家钰，敌新编第六师师长）、刘湘（敌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剿总"司令）等人，原来都是"围剿"川陕苏区的一群丑类，人民群众以辛辣的嘲讽，把其惨败丑态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来。因为嘉陵江防线被红四方面军突破，蒋介石把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予以撤职查办，杀鸡给猴看！
所以，吴焕先也就以此为据，结合各路敌军的调动情况，判断两大主力红军有北上动向，跑来跟程子华说说。
程子华忙说："你的这种猜测估计，我看完全可靠。中央红军转战到了四川，川陕苏区红军岂能按兵不动？看来，红四方面军是渡过了嘉陵江，正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前，敌人的几十万大军，全都集中在川陕甘边界，进行布防堵截，就表明主力红军确有北上意图！"
"呵呵，没错吧！"吴焕先笑了，有点得意。
程子华笑了笑说："我们出山已经3天了，此处不可久留，得赶快作出决定。"
吴焕先立刻止住笑声，神色忧郁地说："情况总是若明若暗，实在难办！自从撤离鄂豫皖以后，已经七八个月了，我们一次也没有接到过中央的指示，……"沉思了一会，他又不无感慨地说：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简直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满天空中飘动着，唉，稍有不慎，就会栽个跟头….."
程子华默默无语，内心里却像潮水般翻腾着：是啊，作为一军之长，他又躺在了担架上，现在，就是叫他做个参谋长，也只能动动嘴巴，而不能亲自动手了！
"子华同志，你是中央苏区来的，现在该体会到远离中央的难处了吧！"吴焕先边思边说，"宝珊同志病逝以后，决定我代理省委书记，可我……对于省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也管不了多少。我们这个省委，已经两年多了，因为缺少干部，一直都没有建立起军委会。从鄂豫皖到鄂豫陕，就这么一个状况，因为没有军委会，一切军事方面的行动都得由省委作出决定。省委又无专人主持工作，我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目前，省委必须首先担负起军委会的领导职能，考虑红军的战略行动！可在眼下，我们的党中央又在哪里？怎么才能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这个时候，吴焕先禁不住思念起徐宝珊来，要是他在该多好！
徐宝珊做事谨慎，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而且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还是入陕到了蔡川之后，省委书记不仅在思考着"如何立足以图发展"的战略步骤，同时也在琢磨"万一立足不住"的去路问题。他认为，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全力以赴，抓紧开辟新的苏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好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相比之下，吴焕先一心一意创建根据地，似乎缺乏省委书记这种全面的考虑。他有句口头语："过多地瞻前顾后，就没法子带兵，什么事也做不成。"
事实上，带兵打仗，固然需要"勇"，但"谋"却也是时刻不能丢掉的，有勇有谋，进退自如，方能保证取胜。
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在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代理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感到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他又想起德高望重的郑位三，这位并肩革命多年的战友，心中又泛起丝丝歉意。
郑位三曾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认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所处的地域位置孤悬而又困苦，如不及时改变这种困境，早晚也是存不住的！陕南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好是很好，但无地方党的配合，又比较贫穷，困难确实不少。即使能够成点儿气候，创造几个小块根据地，等到敌人发动围攻时，连半年也坚持不住！
因此，在1935年2月19日召开的鄂豫陕省委常委会议，以及3月省委华阳镇常委会议上，郑位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结果，吴焕先以近乎粗暴武断地将"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向困难屈服"、"右倾思想情绪"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帽子，扣到了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头上。
在4月葛牌镇会议上，彻底解决了入川问题，统一了领导思想。会议还改选了省委，郑位三被清出了省委。因为他"坚持入川错误，反对省委的路线，取消其省执委，并要他承认错误与转变"。会后不久，郑位三就被派往豫陕边从事开创新区工作。
这次红军出山，郑位三没有得到消息，当然也不能跟来了。
实事求是地讲，郑位三的主张并非全无道理，扣在他头上的帽子的确多了些、重了点。
程子华在1983年1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是让我作参谋长的。可是，省委在开会研究时，又决定让我担任军长。我当时向位三同志提了意见，还是没有改变。我这个军长么，到职还不到一个月，就躺在了担架上，……省委在华阳开会，我也是赞成入川的一个！"
程子华那里整天躺在担架上动弹不得，自个连身子也翻不过来。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他都离不开担架。平时穿衣吃饭，小解大便，根本无法自理，全靠警卫人员的照料。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因此，他也是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愧疚之感，斗争环境如此艰难困苦，他当军长的躺在担架上，实在也不是滋味。他认为，郑位三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孤军悬于一隅之地，跟中央也无法取得联系，但他的意见和态度，当然没有郑位三那么激烈、坚决而又固执。
吴焕先集代理省委书记与军政治委员于一身，感到了责任的繁重。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由于没有电台联络，也没有建立起交通关系，吴焕先随时都在盼望着党中央的指示，急于听到党中央的召唤！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他们也是一无所知，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所关心的整个时局和斗争形势的变化，当时也只能从几张零散的过了时的报纸上，凤毛鳞角地知道一点。当时，他们已得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华北形势岌岌可危。而国民政府竟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如既往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就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在这终南山下，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人，都在为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之后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方向，承担着历史的重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一书高度评价了威逼西安的影响："红二十五军这一行动，使西北反革命势力中心和敌军在西北地区进攻红军的总后方﹣西安，大受震动。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之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了行动，城内的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准备逃往外地。这一行动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红二十五军得到了物资补充，并吸收三百多名新战士。
"威逼西安，是红二十五军继奔袭紫荆关、袁家沟口大捷之后，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所取得的第三个胜利。这个胜利，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围剿'计划至此遭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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