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师哲回忆提到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惩治叛徒白鑫负侦察任务-今日头条

资料一：

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

这时候，毛岸英三兄弟还在长沙，毛泽民就请示党组织把三个孩子转移到到上海。

1931年2月，毛岸英三兄弟来到了上海。

周恩来指示，将三个孩子送到我党在戈登路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这所大同幼稚园的创始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

由于幼稚园的条件比较简陋，毛岸龙在入园后不久，就发了高烧，起初，大家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也就没有及时送去救治。

恰巧这时候，幼稚园的护士郑兰芳不在，等她回来时，毛岸龙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郑兰芳见状，立即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毛岸龙患上了腹泻性紧口痢疾。

因病情恶化，医生也是无力回天，不久，毛岸龙在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年仅四岁。

与此同时，幼稚园也出事了。

当时，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了！

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一名负责人，知道我党在上海的许多情报，甚至连周恩来的住所他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的许多地下党员不得不紧急转移。幼稚园的校长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就快速解散幼稚园的人员。

别的孩子都有去处，但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孩子的身份依然是个谜，幼稚园中只有董健吾一个人知道，而董健吾这时候不在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就让护士郑兰芳照顾两兄弟，因为郑兰芳是董健吾的妻子。

郑兰芳就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住在自己的母亲家里，那时，郑兰芳自己有个孩子，而母亲家里的房子很小，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

所以郑兰芳的母亲对此就很有意见，等董健吾来找郑兰芳的时候，岳母就经常指责他。

为了不招惹岳母，在白天，董健吾就带着两个孩子到外面玩，然而，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离巡捕房很近，而且两个孩子说话都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董健吾担心让毛岸英、毛岸青继续跟着他住，可能会遇到危险。

董健吾就把情况告诉组织，组织上就建议董健吾把两个孩子送到他的前妻黄慧光那里。

黄慧光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她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再多两个孩子，也不会引起怀疑。

组织上就让黄慧光抚养两个孩子，日常开销由组织按月支付，由董健吾把两个孩子送到黄慧光那里。当黄慧光得知两个孩子的身份后，也是吓了一跳，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就会格外关心，生怕两个孩子出了什么意外。

然而，毛岸英、毛岸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和周围的孩子格格不入，周围的邻居总是向黄慧光询问两个孩子的来历。

黄慧光说两个孩子是亲戚家的，过段时间就把他们接走，不过两个孩子年纪不大，黄慧光担心他们说漏了嘴，为了安全起见，她就带着孩子们搬家。据毛岸英回忆，从这时候起，他们频繁搬家，经常要换地方住。

1933年，意外再次出现。

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被敌人摧毁，董健吾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董健吾原来在一个教堂里当牧师，但现在因为身份暴露，也被辞退了，这样一来，董健吾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没有收入来源，就没办法给黄慧光生活费。

黄慧光家里有四个孩子，算上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一共六个孩子，而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随着和组织中断联系，董健吾也没有了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了。

到了后来，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懂事的毛岸英为了减轻黄慧光的负担，就带着弟弟毛岸青离开了，兄弟两人开始在上海流浪，期间吃了不少苦。

（编者注：其实两兄弟自己离开去流浪，这个说法“懂得都懂是什么原因”，但也不能苛求郑兰芳、黄慧光，一是因为本身就有几个小孩要养，家庭压力也很大，而且小孩之间肯定会有争吵甚至打架，特别是寄居篱下的两兄弟，性格也有点倔强；二是两个小孩的身份特殊和口音很容易暴露，给家庭带来很大危险；三是他们的父亲当时还只是一个苏区的负责人，还没有后来的显赫威望，在当时经济和社会情况下，只能有这样条件的照顾也是情理之中。）

1936年，董健吾重新找到了两兄弟。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来到了陕北。

在陕北瓦窑堡，董健吾告诉林伯渠，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正住在上海他家，希望林伯渠转告毛主席，要不要把两个孩子送到陕北。

林伯渠说，现在陕北的条件不好，还是让两个孩子留在上海吧。董健吾却担心两个孩子留在上海更危险，但他知道陕北也不安全。

为此，董健吾就建议把两兄弟送去苏联。组织上批准了董健吾的建议。

但董健吾没钱，也没有办法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留学，于是，董健吾就暗中去找了张学良，请他帮忙送两个孩子去苏联留学。

张学良虽然不知道两个孩子的身份，但还是答应了。张学良之所以答应，是因为他有话要跟毛主席讲，而他知道，董健吾有办法联系上毛主席。所以董健吾走的时候，张学良就给了他一封信，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

1936年底，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就被送去苏联留学了。

1960年，斯诺来华，他向毛主席讲述了“董牧师”的事情，闻言，毛主席这才知道，原来董健吾是自己两个孩子的救命恩人。

毛主席很是感激，他让陈赓去找董健吾，请董健吾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谋一职。

1970年，董健吾因胃癌去世，享年79岁。

资料二：

求学生涯

董健吾，原名董选青。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一个小康之家。祖父早年当过几任县官，去世后，家里由续弦董沈氏掌管。董沈氏出身书香门第，精明强干，颇善当家理财，除了经管家中百来亩农田外，还经营租船业，从事沙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董沈氏无出，膝下只有先夫所遗之子董守志。董守志娶妻董蔡氏，生有两个儿子，兄弟俩相差17岁。长子娶妻生子后不久即弃世，次子即董健吾。董健吾从小聪明机灵，祖母以阅世老人的智慧认定是可造之材，因而寄予厚望，极为钟爱。一到上学年龄，董健吾即被送入本城私塾读书。

董沈氏笃信基督教，与教堂神职人员相熟，把家中富余的房屋租给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包小姐”。包小姐见小健吾天性聪颖，很是喜爱。闲来无事，就教孩子学讲英语。一年多后，小健吾已基本掌握了一般日常用语，可以流利地与人用英语会话。因为祖母和包小姐的原因，不久，董健吾就从私塾转入教会办的青浦县圣公会小学就读。1905年，由包小姐介绍，董健吾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苏州桃坞中学。1908年，董健吾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中部。三年后，他又如愿考上了圣约翰大学的数理专业。由于包小姐鼎力相助，董健吾获得了圣约翰大学数额有限的减费生待遇，得以入学深造。

在圣约翰大学，董健吾心胸开放，求知欲极强，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对文学和哲学也很感兴趣，他的英语口语尤其出类拔萃。此外，董健吾还是运动场上的足球主力，曾是校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他具有很强的交际能力，与老师们也多有来往。学校里有一名会魔术的美籍教授卜德能（译音），机敏精灵的董健吾跟着他勤学苦练了一段时间后，掌握了不少变魔术的诀窍。

1915年，董健吾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美籍校长卜舫济立即聘他为圣约翰大学高中部的数理教师兼管理员。与此同时，他还特意指定董健吾进修圣约翰大学神学院的课程。两年后，董健吾获得了神学院的结业证书，具备了当牧师的资格。

大学期间，奉祖母之命，董健吾与同乡女子黄慧光结为夫妇。

·改变命运的选择

为了培养和考察神职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按照当时惯例，董健吾必须在教会的基层单位阅历一番，以取得从事高级神职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资历。1917年，董健吾被安排到扬州教会学校美汉中学任校务兼数理教员。在此期间，他取得地方教会和教友支持，创办了一所教会小学——友基小学。

此时，中华圣公会为创办自立、自传、自养的教区而发动了一场“三自”运动。董健吾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是上海地区三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董健吾也积极参与宗教界这一进步活动。1920年，应西安圣公会之召，董健吾举家奔赴西安，负责开办西安中学。在西安，他努力发动教友，积极联络当地上层人士，并争取到了陕西水利局长李宜之和实业厅长刘宝廉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艰难创业后，完成了开办西安中学的任务，并任该校校长兼教员。

1924年，始终关注着董健吾动向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觉得董健吾已有了一定的资历，拟纳入准备继任他的职务的轨道。于是，一封聘书寄到了西安中学，董健吾被聘为圣约翰大学坐堂牧师兼高中部学监。是年8月，董健吾回到了离别七年的母校圣约翰大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举世震惊。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在社会上素有“贵族学生”之称。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各种政治运动都表现得比较冷淡，但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感和爱国心。学校师生群情激愤，酝酿开展罢课罢教斗争。以卜舫济为首的校方极力加以阻挠，他们先是想以提前放假的方法来化解师生的罢课罢教斗争，在师生们一致反对下，校方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为了压服爱国师生，卜舫济一变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派人撤了师生们为五卅死难烈士所设的灵堂，并粗暴地扯下灵堂中悬挂的中国国旗。校方的这一挑衅性行动，火上浇油般地激起了师生们的更大愤怒。

在民族的耻辱、祖国的尊严面前，董健吾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学校师生们的爱国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领头人。在他的带领下，师生们降下了校门口的星条旗，并将它撕得粉碎，同时毅然升起中国国旗。师生们与以卜舫济为首的校方的矛盾冲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最后，校园内终于爆发了师生们集体签名宣布“永不回校”的活动。

为践诺自己的誓言，第二天，董健吾便举家搬出圣约翰大学。在对五卅运动的积极参与中，他结识了当时正求学于沪江大学的李公朴。不久，即由李公朴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属上海华龙路第三区分部。

·叛逆的怪牧师

1925年9月，董健吾被坐落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路）的圣彼得教堂聘为第5任牧师。

因董健吾有过在扬州、西安、上海等地多年办学的经验，1927年，在南京教育部任秘书的同乡兼同学戴志骞推荐他出任青浦县中学第一任校长。董健吾乐意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把力，在征得圣彼得教堂的同意后，赴青浦家乡挑起了办校的重担。

在青浦，董健吾结识了高尔松等一批有名望的中共党员。他们对董健吾的办校十分关心，曾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董健吾对他们甚是敬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在东南各地部署“清党”。青浦县的反动势力开始进行猖狂的反扑，他们雇佣地痞流氓，捣毁了县政府和县党部。当地的一批土豪劣绅纠集起来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发县党部委员高尔松等七人是共产党员，并控告他们犯有“煽动农民举行暴动”的现行罪。上海警备司令部下文“同意密令缉拿”。

李公朴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到董健吾商议此事。经李公朴从中疏通，上海警备司令陈群将董健吾委为国民党青浦县党部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得此任命，董健吾接收了国民党县党部，与新县长顾莞生协同办理清党事宜。在讨论如何缉拿高尔松等七人时，董健吾以分别逮捕有打草惊蛇、可能招致漏网之弊为由，提议采用鸿门宴之计，即以他和顾莞生的名义在县署设宴，邀请高尔松等七人参加，以收一网打尽之功。

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他冒着风险，暗中派出自己的至交、县政府第二科科长张东翼，让他分头通知高尔松、孔如麟、姚湘涛等人，他自己则会同第一科科长戴克宽与顾莞生周旋。结果，设宴那天，连曾在请帖上签名答应前往“敬陪”的人也无一到场。这一阴谋的落空，使顾莞生等人大失所望之余，对董健吾产生了怀疑。但一时之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为应付差事，县党部只得亡羊补牢地发出一则公告，通缉高尔松等七人：“如有拿获”，“每名悬赏洋二百元”。

接着，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葛建时接收青浦县县党部，同时宣布董健吾的清党委员会为非法。见目的已达到，董健吾自然偃旗息鼓，不与理论。为防生变，董健吾辞去青浦县中学校长之职，携家带口回上海圣彼得教堂。

不久，董健吾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浦化人找到了他，邀他同赴国民革命军郑州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此时，董健吾正因不满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那股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而心绪压抑，就向圣彼得教堂请了一年长假，跟随浦化人离沪赴豫。

在郑州，董健吾与冯玉祥晤谈之下，彼此感到十分相契。冯玉祥当即委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秘书长兼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职，令其长驻洛阳。

董健吾的具体工作是管理陇海路沿线十余县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作为牧师，他对此类带慈善性质的工作尽心尽力，经常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认真主持每月向铁路低薪工人发放面粉、盐和其他廉价生活必需品的工作。

1928年7月间，他为一位姓张的铁路清道工人主持公道而与洛阳县长霍济华发生冲突。事情闹大后，传到冯玉祥处。冯玉祥派人查明霍济华的殃民劣迹后，下令将他处以极刑。事后，社会上谣传霍济华为董健吾所陷害，而霍济华恰恰又是当时权势日炽、手握重兵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的亲戚，韩复榘乃扬言要向董健吾报复。为避祸，董健吾回到郑州，得到冯玉祥的保护。

在郑州期间，董健吾与冯玉祥一家相处甚洽。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是李家第三代基督教徒，冯玉祥本人也已皈依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冯玉祥很看重董健吾这位学识丰富、豁达豪放的随军牧师。知道董健吾通晓英语，李德全母子常请他辅导英语学习。

冯玉祥部开始清党后，有风声传出，董健吾也被列入清党的名单。一次，在与浦化人的交谈中，董健吾发牢骚道：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了。见董健吾对共产党抱有这样的态度，浦化人感到很高兴，决定发展他入党，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后，浦化人又介绍董健吾认识了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 1928年8月间，经过认真的谈话后，由浦化人和张景曾作介绍人，董健吾填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月底，清党风声愈紧，浦化人化装为农妇离开郑州。董健吾因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得以继续留在冯玉祥部队。其后，为加强对冯玉祥部的控制，南京方面将郭春涛派到冯部任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郭春涛与政治部秘书主任何其巩、秘书王少谷等拉帮结派，抱成一团，董健吾拒绝与之沆瀣一气。冯玉祥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议他及早离郑。行前，冯玉祥为之设宴饯行。席间，谈到董健吾的为人，冯玉祥说：“你是个怪牧师。”对董健吾的进步思想和亲共倾向，亦不免感到惊讶和不解。临别，冯玉祥赠送川资200元，以示友好。

·圣彼得教堂的秘密

返沪后，董健吾仍回圣彼得教堂供职。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互济会负责人王弼与之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一些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人。在互济会，他的主要任务是以牧师身份，借到狱中向犯人布道的机会，沟通被捕的中共党员与狱外党组织和家属的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展开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工作。为了扩大工作面，董健吾说服了山东路天安堂一位姓尤的牧师，帮助他为被捕人员递送救济费。

半个世纪以后，李维汉为董健吾在此期间所做工作出具的证明中写道：“l929年和1930年，我在上海工作，同董健吾有往来，曾委托他营救过被捕同志。当时及以后的若干年内，他利用自己的牧师地位和社会关系，参加革命的救难工作是有成绩、有贡献的……”

从1929年开始，董健吾参加了陈赓及其继任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二科（后改为三科）的工作。

根据陈赓的指示，为将圣彼得教堂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董健吾殚精竭虑地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

本来，圣彼得教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直通一墙之隔的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了增加人员进出的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的琢磨，董健吾又设计出两处新的出入口。一处是在教堂东首，他选择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而造成的一扇门，可以直通外间的街道，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

另一处在教堂的西北面，董健吾以教堂的名义租下了墙外的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它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居民杂处的小弄堂。这样，来人便可以不经过正门就直接进出教堂。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三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改造方案完成后，董健吾专门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进出靠街间房门的钥匙。

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圣彼得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包括佣人、花匠等，都是地下党派来的。董健吾又具体制定出一套秘密接头的暗号，连教堂里摆设的各色盆花都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联络暗号。有时，秘密文件和材料也被藏在花盆的底部。为此，他的几个孩子被严厉告知：不准移动圣堂的花盆。圣堂讲坛木板下，也成为保藏党的秘密文件的一个最安全的空间。

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划下，圣彼得教堂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新的安全的秘密活动点。在圣彼得教堂多次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和秘密会议，从未出过纰漏。

1930年2月13日，由鲁迅、郁达夫、夏衍、田汉、董健吾等51人发起组织的中国自由大同盟在圣彼得教堂召开成立大会，由于董健吾的周密安排，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安全结束。

会后，为了向社会各界通报自由大同盟成立的消息，中共地下党派员去申报馆要求刊登成立启事，结果，被驻守在报馆里的国民党捕房特务扣留。组织上又向董健吾下达了此项任务。

一进申报馆，他就被捕房特务揪住，他灵机一动，声称是来找报界名人、“表叔”张继斋的。张继斋时任《新闻报》馆考核主任，与董健吾在申报馆工作的舅舅相熟，董健吾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由。作为一个正直的报人，张继斋对自由大同盟的活动表示同情，但考虑到当局对社会舆论的严厉钳制，他不同意刊登启事；作为变通办法，他提出可以在新闻栏内登出一则自由大同盟召开成立大会的消息报导。启事与报导在宣传效果上并无差别，董健吾高兴地道谢作别。

第二天，消息见报，社会各界极为振奋，反动当局则无可奈何，而《新闻报》也言之成理地从容推卸了政治上的责任。

以后，圣彼得教堂成为自由大同盟的活动地点和办公地点。鲁迅等盟员经常在教堂后面的小讲堂里开会，研究大同盟的活动。宋庆龄、茅盾等社会名流也多次光临，参加有关活动。一到有事，董健吾便与妻子和孩子们在各处望风，作警戒工作。在他任圣彼得教堂牧师期间，中共地下党的这一处秘密据点从未暴露，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戴着宗教神圣光环的圣彼得教堂变成了屹立于恶风逆浪中的一座红色堡垒。

·惩治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和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邢士贞等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时，被捕房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的包探逮捕。事后查明，系叛徒白鑫出卖所致。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开展营救活动，未果。8月30日，彭湃等四人在龙华英勇就义。

为报仇雪恨，周恩来亲自部署惩治叛徒的计划，陈赓负责具体执行。经过大量的侦察工作，特科获悉白鑫隐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范争波家中。白鑫自知罪大恶极，躲在范家，深匿简出。为逃脱惩罚，他准备于11月11日晚坐特快火车去南京领赏后，远走高飞，赴意大利避风。

得到确切情报后，陈赓命令董健吾负责两项侦察任务：一、摸清地形，提出行动方案；二、随行动队监视敌人动态，事后核实战果。为了完成任务，董健吾装成移居海外多年而归国寻亲的富翁，多次到现场打探踏勘，详细摸清了范宅所在的和合坊第四弄弄堂内外和霞飞路四周的路况。他画出地形图，上面标明行动方位，行动员的隐蔽点和进路、退路；还准确地测算出离和合坊最近的嵩山路巡捕房警车闻讯出动后赶到现场所需的最短时间。

11月10日，陈赓召集参加此项行动的五名行动队队员开会。为提高同志们对这次行动重大意义的认识，激发斗争热情，他介绍了四位烈士在党内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牺牲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敌人在狱中对他们所施加的暴行。为保证行动万无一失，陈赓又发动大家认真分析和研究行动计划中每一处细节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直到大家一致认为已无懈可击，再也提不出任何补充和修改的意见，才最后正式确定行动方案，分配各人任务。会议结束前，陈赓带领队员们举手宣誓：为了党的利益，百折不回，临危不惧，誓死为死难烈士报仇

11日晚，陈赓亲率董健吾等五名队员，乘上由行动员自己驾驶的一辆黑色轿车，驰至预定的重庆路某僻静处停靠后，行动员们进入和合坊，各就各位。董健吾是观察员，他时而装作行人在弄堂内外闲步望风，时而站在街上装作观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从橱窗玻璃的反射中观察路上的动静，特别注意提防敌人的暗哨。

因情报准确，白鑫和另一个叛徒王英及范争波兄弟、随从保镖等一行人果然在预期时间内走出家门。早已守候在外的行动队员们迅速拔出手枪，对准目标一阵射击。

听得枪声，董健吾赶忙跑进和合坊，因是黑夜，他只隐约看到几个人仆倒在地，而自己的同志们则已无影无踪，看来都已安全撤离，他这才放下心来。他正想混入闻声而来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近现场验明敌人死伤时，法租界的警车和巡捕也已赶到。从枪响到警车赶来，共计15分钟，与他事先测定的时间完全相符。

巡捕一进弄内就立即布岗，并驱散前来围观的人群，致使董健吾无法近前核查。觉得自己的任务还未完成，他当晚就去法租界捕房找一个平时归他联系的内线家中打听消息。他被告知：白鑫和王英这两个叛徒以及范争波的兄弟范争洛等被当场击毙。范争波被击中颈项，血流如注，但他老奸巨猾地躺在血泊中装死。直到行动队队员撤离，才爬进家门，向警备司令部紧急报警。探明这些情况后，董健吾立即向陈赓作了汇报。

这一大案很快就传扬开去，震动了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胆寒。翌日，除租界的外文报纸以外，所有报道此项消息的中国报纸都被迫开了“天窗”，只保留一条标题。11月13日，上海的几十家中外报纸一哄而上，连篇累牍地争相报导这一事件。某家报纸甚至用红色大标题发布此案消息，并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事件经过，称之为“东方唯一的大谋杀案”。国民党当局企图一手遮天，掩尽世人耳目的努力付之东流，只得徒唤奈何地看着报界对这一新闻热点的大肆炒作，任其哄传一时。

（28）师哲回忆提到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惩治叛徒白鑫负侦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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