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使当初身便死——读书札记

读《知堂书信》，周作人著，华夏出版社，1995年1月一版一印。 此番重读《知堂书信》，是因为董桥《旧日红》里面有两篇文章提到了周作人。周作人的文章与其任过的伪职一样，声名昭著。多年之后董桥提起他，依然喟叹不已：“老人当年落水是一大憾事，连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抱憾了......我实在不能不为中国现代文学殿堂里枯坐着那样一位周作人而悲欣交集了”（见《找周作人点化点化》）。周作人自己则辩解说“那是不得已的事”，“我和一些朋友也需要生活。”学者南宫博认为，敌伪统治下的人为谋生而做一些小事，不必咬死为汉奸。正因如此，我才翻出这本《知堂书信》，我恍惚记得周作人也有这种说法。 果然，在此书的末篇找到了。周作人在给徐訏的信中，就自己当年留在北平作了辩解。他说，“由于我不能丢下家族，所以留在北平”，只能在北平“苦住”。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一番辩解没有说服力：“以上这些‘说明’实在没有说服的力量当做辩解，结果无非是我意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所以除了对于先生之外，我是并不曾说过。可是我也并不后悔。” 周作人认为自己出任伪职是迫于不得已，对别人扣他汉奸的帽子始终不服气。在那时期，他确实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救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所以，中共执政后，他一直也在申诉，但终于没有实现愿望。岂但是没有实现愿望，而且还求生不能，求死亦不得。文革中，在遭受酷打之后，他实在无法忍受，就专门写过呈文，请求公安机关恩准他服安眠药而死。当然，没人搭理他这个茬儿。 一代文化巨擘，最终落得求死而不能的地步，令人嘘唏。

突然想起白居易写王莽的那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用到周作人身上，也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