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一场误会一世情，我最讨厌的那个鼻涕虫最终成了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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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姚文成是同学，从小学到初中，我俩都在一个学校且在同一个班级，他还和我同桌过一段时间。

姚文成是那种高智商低情商的人，平时不太注意细节，更不讲卫生，刚上小学时，他天天用手抹鼻涕，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鼻涕虫。到了小学毕业，姚文成才不淌鼻涕了。

初中毕业后，正赶上了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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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中旬，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天津，来到了河北省邯郸，下了火车又乘坐汽车，最终我们河西区爱国道中学的同学们来到了永年县，我们十二名同学（六名男生六名女生）被分派在李固大队第八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也在老乡家搭伙吃饭，鼻涕虫姚文成和我们分在了同一个生产小队。

春耕春播生产结束后，李广顺队长带领几名社员把队部的那三间厢房拾掇出来，房间里搭建了土炕和灶台，买来了锅碗瓢盆等一应生活用品，我们十二名知青都搬到队部院子里居住，队部大院成了我们天津知青的家。

十二名知青在一起吃饭，做饭却成了难题，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在家没做过饭，谁都不会做饭。李队长就安排一位大嫂来教我们学习做饭，并要求我们要尽快学会做饭，因为马上就要麦收了，麦收可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因为麦收要趁着天气好抢收，收割完麦子还要抢种，不抓紧时间，就要错过农时。

我们十二名知青基本都是同班同学，大家也都跟姚文成熟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外号，大家都叫他鼻涕虫，没人喊他姚文成。姚文成也不计较，他说名字就是一个代号，喊啥都行，无所谓的。别看鼻涕虫年龄最小，可他很聪明，第一个就学会了和面蒸窝头，也会贴饼子熬菜汤、熬糊糊，可因为他的这个外号，大家都不愿意吃他做的饭，都说一想到他的名字，就没有食欲了。

姚文成是个知趣的人，他知道大家是嫌弃他。既然大家嫌弃，姚文成就不参与做饭了，但他也不闲着，别人做饭，他就负责挑水劈柴，有时也帮着烧火。

其实，每天做饭的时候，姚文成都要洗好几遍手，和面的时候，还要用毛巾包上头，生怕头发掉进面盆里。后来看姚文成不参与做饭了，大家反倒不好意思了，毕竟姚文成不是三岁的孩子了，他也有自尊心，大家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大家虽然都在一个院子里居住，都在一起吃饭，可我们女生却很少和男生说话，晚饭后各回各屋，除非有什么事情需要男生帮忙，我们才会喊他们的名字。

记得是麦收后的一天晚饭后，我在院子里洗衣服，姚文成突然来到我身边，小声说：“春玲姐（我的名字叫孙春玲），你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借我看看吗？”“以后叫我春玲同学，别叫姐，好像我比你大多少似的，咱俩不都属小龙（蛇）吗？”我不太高兴地说道。

姚文成用手挠了挠头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好吧，我记下了，你的书能借我看看吗？”“可以呀，你先帮我去挑一趟水，回头给你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姚文成二话没说，挑起水桶就帮我挑水去了。

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我要洗衣服，姚文成挑起水桶就帮我去挑水，其他女生洗衣服，姚文成也帮着挑水。我们知青点十几个人的用水问题，姚文成一个人承包了。渐渐地，大家都改变了对姚文成的看法，很少有人再喊他的外号。

1973年2月末，我们从天津过完春节回邯郸，火车快到邯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车票不见了，列车员说我逃票，弄的我是百口莫辩。就在这时，姚文成突然来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张车票说：“我捡了一张车票，你看是不是你的。”我接过车票一看，正是天津至邯郸的车票，就递给了列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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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员看了看我的车票，把车票还给我，却一把抓住了姚文成，让姚文成出示车票。姚文成翻遍了他的口袋，却没找到他的车票。无奈，列车员拽着他去了列车办公席，让她补了一张天津至邯郸的车票。因为是知青，列车长没让他交补票费。

到了邯郸，在汽车站买票时，我才发现自己挎包里的钱连同那个塑封日记本都不见了，这个时候，我心里犯开了嘀咕：我的车票和钱都在挎包里装着，车票咋跑到姚文成手里去了？我怀疑是他把我的钱和日记本也偷走了。

看我没钱买邯郸到永年县的车票，姚文成就帮我买了一张车票。可我心里一点都不感激他，甚至对他恨之入骨，恨他不该偷我的钱。同学们得知我的钱被偷了，都责骂那个该死的扒手，一个女同学还附在我耳边说：“春玲，你的钱不会是被姚文成偷走了吧，要不然你的车票咋在他手里……”

回到知青点后，我把挎包里的东西都倒在了炕上，翻找我的日记本，可挎包里根本就没有那本日记本。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在天津检票上车后，我把车票夹在日记本塞进了挎包，可觉得不安全，又把日记本连同车票装在了棉袄里面的衣兜里，还用别针别住了衣兜上口。

想到这，我赶紧解开棉袄扣子，取下别在衣兜上的别针，掏出那个日记本，车票和钱都在里面。那一刻，我心里有感动更有愧疚，姚文成帮了我，我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吃过晚饭，我把火车票钱和汽车票钱一并还给了姚文成，很亲切说了一句：“文成弟弟，谢谢你。”

经历了这场误会，我突然发现姚文成是一个勤劳善良又有爱心的人，他从天津带来的糖果都分给了乡亲们，还买来了不少铅笔和橡皮，也都送给了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

那年的麦收时节，一天收工回家时，我们三名女生又爬上了拉麦子的那辆马车，坐在了高高的麦垛上面。快到场院的时候，车轮轧在一块石头上，我没抓牢捆绑麦子的绳子，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躺在地上不敢动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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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地上躺了足有五分钟，才勉强坐起来，可腰部酸痛，不敢站立，也无法行走。姚文成看我不能行走，就小声问我：“春玲姐，要不我背你回去？”无奈，我只好让姚文成背我回到了知青点。

回到知青点，姚文成赶忙叫来了老中医张大爷，张大爷按了按我的腰和臀部，然后让我活动了一下四肢，他说应该没啥大事，躺一晚看看，不行的话就到县医院拍个片。

躺了一晚，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虽然还觉得腰部酸痛，但能走路也能弯腰，应该是没啥大事。在家歇了两天，第三天我就上工劳动了。那次事故以后，队长就发话了，以后不允许任何人再坐拉麦子的马车。就算队长不发话，我再也不敢坐拉麦子的马车了。

那年秋后，邯郸棉纺厂招工，我们三名女知青去棉纺厂当了纺纱工人。离开李固大队那天，我把我的初中课本和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还有一些其他书籍都一并送给了姚文成，我知道姚文成喜欢看书，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他，就把我心爱的课本和小说送给姚文成留作纪念。

两年后，姚文成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到棉纺厂找我来了。原来他们几名男生也招工进城了，姚文成到邯钢当了一名炼钢工人。棉纺厂距离钢厂虽然很远，姚文成隔一个月就来看望我一次，每次来都给我带一盒点心或好吃的东西，他说感谢我送给了他那么多书，那些书陪伴他度过了很多寂寥的日子。

恢复高考后，我和姚文成一起参加了考试，结果他考上了邯郸师范（那时叫省立师范学校），我落榜了。遭遇了落榜的挫折，我没气馁，第二年再考，结果又没考上。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我也就放弃了。

一晃就到了1980年，看其他同学都处对象了，我也着急了，最关键的是我父母总催促我，让我感到压力很大。

姚文成师范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他任教的学校离我们棉纺厂不是太远，每到星期天，他就到厂里来找我。

那年暑假的一天，姚文成来看我，赶上我休班，他就对我说：“春玲姐，咱回李固看看李队长和乡亲们吧，离开好几年了，一次也没回去过呢。”“好呀，我也有这个想法。”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姚文成给李队长买了两瓶酒，买了点心糖果，还买了一条香烟，回去的车票也是他买的。

在回李固的路上，我对姚文成说：“文成弟弟，你也不小了，也该找个对象了，我们纺纱车间都是漂亮姑娘，你说你想找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一个。”“春玲姐，我就想找一个你这样的对象……”姚文成话没说完，脸就红了。

就这样，我和当年的“鼻涕虫”坠入了爱河，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99年春天，单位减员，我成了下岗工人。当时我的心情特别差，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半天。姚文成安慰我说：“下岗的又不是你一个，好赖我的工作稳定，不会下岗，就算你啥也不干，我的工资也能供孩子读书也能养家，比起夫妻俩双双下岗的，咱这算幸运的。”

在姚文成的劝说下，我休息了几天，买了一辆三轮车，到菜市场当起了菜贩子，一天也有一二十块钱的收入。2009春天，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又在菜市场干了五年，等姚文成退休后，我俩一起回到了天津。我们的女儿在南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天津，我们退休后回天津生活，是早就计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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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跟大家分享完了，感谢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当年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也感谢我的爱人姚文成，他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美好和快乐，他给了我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孙春玲女士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