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最初的上海，距今6000年起先民于冈身拓荒生存

【导读】4月27日，文汇讲堂第169期“上海文明探源：贯古通今向未来 上海6000年”（简称“上海6000年”），启动首讲《最初的上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主讲，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参与嘉宾对话并共同回答线上线下提问，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向义海做全场点评。央视频、喜马拉雅、文汇报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上报集团融媒创新空间技术运营团队做技术支持。

“上海6000年”系列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含七场讲座九场研学。

经整理，分主讲、对话、提问（含精彩瞬间）、点评（含自测题）四篇与读者分享。此篇为主讲。

今天是“上海6000年”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主题是“最初的上海”，它有两个层面的解读。

何谓“最初的上海”

现在所说的上海，一般是指行政区划上的上海，它是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立华亭县”，这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元代，华亭县改设松江府，在北部，设嘉定州、崇明州，上海县亦在元代设立。到清末，上海地区才逐步形成了10县1厅的格局，即松江华亭府、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7县及川沙抚民厅、太仓州嘉定、崇明、宝山3县。上海作为由中央直管的直辖市是在1927年，1949年解放后得以延续。

“最初的上海”借用了其他学者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提出“最初的中国”的概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1980年代提出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境界之内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相互交流，构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认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201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再次强调了“最初的中国”这个概念。他指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接成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也就是“最初的中国”。

所以，“最初的上海”就是史前上海，与当代最主要的联系既体现在地理上，也彰显在文化上。

丰富的的地下文化遗产和考古工作是解读“最初的上海”的重要基础。上海地区面积不大，目前确认的考古遗址约40多处，大部分是含有史前遗存的地点，且集中于上海西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房址、墓葬等等，为我们了解“最初的上海”的文化、社会、生态、体质特征、生业提供非常关键的实证。

考古对于当代人认识人类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20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几代考古人取得的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自信，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上海考古学者筚路蓝缕，最早对上海遗址的调查始于1930年代，并形成调查报告《金山卫访古记纲要》。解放后通过黄宣佩先生、宋建先生等考古前辈不断的积累，对“最初的上海”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正是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三方面内容：上海史前文化的基本面貌、上海史前先民与生活、上海史前文化的主要成就。

上海史前文化基本面貌

史前时期一般是指没有文字记载或文字记载比较少的时期，考古研究是了解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方式。

*史前上海3000年：三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确认，上海史前文化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这一发展历程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所谓××文化，就是考古学文化，它是指同一时代分布在同一地区，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文化遗存共同体。

以上海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器物为例，可见它们在形制、质地、工艺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早晚和承继关系。一般考古学文化以典型遗址而命名，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三个考古学文化是以上海的考古发现而命名的，它们分别是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由于时间有限，本次我不展开描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仅以崧泽遗址和崧泽文化，广富林遗址和广富林文化为例做些简要介绍。

崧泽遗址发掘始于1958年，黄宣佩先生主持了发掘并出版了专著《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80年代，学者们提出了崧泽文化的概念，专指代表了距今5800年到5300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从陶器来讲，炊器主要以鼎为主，盛食器以罐、豆为主，崧泽文化的陶器造型非常优美。崧泽文化的玉器如玦、璜、镯、环，生产工具如锛、斧等。这些器物组合和器型在长江下游地区广泛存在，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与崧泽遗址遗存相似的都称之为崧泽文化。

广富林遗址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1999年后对广富林遗址进行重新发掘，特别2007年后，因为与城市建设配合，广富林遗址又做了大面积的发掘。广富林遗址首次确认了一批与以往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迥异的遗存，被命名为广富林文化，它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时间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从陶器的陶质、陶色、制法上，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有明显的差异，或显示出两个人群或者两类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在玉琮上和良渚文化有相似性，但图案雕刻方式、工艺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广富林文化还发现了不少的硬陶，或来自南方的传统。

*确立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得出此间承继关系

作为地下文化遗产保护，上海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成果。比如，崧泽遗址已经建立了崧泽遗址博物馆，广富林遗址现在有广富林遗址公园，线上和现场观众可实地参观深入了解。

考古学文化中的年代确立非常重要，它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所谓相对年代，是指遗迹、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亦即文化遗存先后时序的年代。所谓绝对年代，是指确定遗迹、遗物距今真实的年龄，即某件器物时代是B.C.（公元前）/AD（公元）××年，或距今（BP）××年表示。史前考古中绝对年代的判定，一般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检测。目前，最常用的测年方法就是碳14测年，其他还有热释光测年、钾氩法测年等，上海博物馆是国内热释光测年应用较广的单位。这些测年技术非常专业，要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

有了相对年代、绝对年代的支撑，在一定的时空框架下，考古学文化之间才能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福泉山遗址发现的139号墓葬的陶器或者玉器、石器，已经开始出现良渚文化的特征，同时保留了一些崧泽文化的因素，这反映了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非常紧密的文化上的承继关系。

*史前长三角一体化基础：崧泽良渚文化共同体

视野放宽到距今7000年以来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000年到5800年马家浜文化时期，它除了太湖地区，同期在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有河姆渡文化，在太湖西北边宁镇地区有北阴阳营文化。即使是太湖东部和西部地区，文化面貌也不一致性，以釜为例，西部以平底釜为主，东部以环底釜为主，甚至学者把西部马家浜文化命名为骆驼墩文化。

到距今5800到53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长江北岸的青墩遗址发现的陶器，与崧泽遗址的出土陶器非常相似。再远一点，向南跨越钱塘江至浙江象山塔山遗址的陶器和崧泽遗址陶器也非常相似。再向西，到安徽地区凌家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这么大范围里文化的相似性非常显著。因此，有学者提出来崧泽文化圈的概念。

距今5300年前后，进入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各区域之间文化的共通性更强。向北跨越长江，江苏兴化蒋庄遗址首次发现在长江以北随葬琮、璧等玉礼器且文化面貌单纯的等级较高的良渚文化墓地。更远的淮河故道附近的阜宁陆庄遗址也被认为属于良渚文化遗存。向南跨越钱塘江，远至浙西南山地丘陵地带亦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分布区。比如位于浙西南的好川墓地，其早期墓葬应该属于典型的良渚文化。向西，皖江东部地区应该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如安徽芜湖遗存里出土物明显是良渚文化的遗存。

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在崧泽文化之前各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但从崧泽文化开始，以太湖为中心，北跨长江，南至宁绍平原，西至宁镇地区、皖江流域，在崧泽文化影响下，在保持各地文化的特色基础上，文化的面貌逐渐趋于统一。到良渚文化时期，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明确，从而形成了跨越广大区域的强大文化统一体。崧泽、良渚稳定且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已经成为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个文化格局的形成正是现在所说的长三角一体化史前基础，而上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认同成为现在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

上海史前先民和生活

第二个板块首先讲人。

*上海最早先民群像：蒙古人种，有划船行为

这次海报里有崧泽遗址出土的“上海第一人”的头盖骨，这是2004年发掘出土的。为什么讲是“第一人”？此前上海地区发现过马家浜文化的遗存，比如陶器、石器，但并没有人骨，200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马家浜文化的遗骨遗骸，代表了上海最早的一批先民。通过体质人类学专家的复原，我们可以知道头骨主人是位约25岁的成年男性，属于蒙古人种类型，生前有龋齿的情况。为了生动展现上海最早先民的面容，我们还曾经对其形象进行了数字三维复原。

除了马家浜文化人骨外，我们还在广富林遗址等发现了许多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的人骨。根据初步研究，广富林遗址上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先民，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63米，女性约为1.53米，这也基本符合中国新石器时期人群的体质基本特征。从广富林遗址出土的人骨还可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习俗。比如拔除侧门齿的习俗，它流行于中国东部地区包括山东半岛。而在骨骼上也发现可能由于划船所形成的骨骼痕迹，现代人常有的颈椎病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人身上也有发现。广富林遗址还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由结核病造成的脊椎变形情况。

近年来，奉贤柘林遗址发掘中也对人骨进行了研究，其身高和广富林遗址大致相同，在骨骼上还发现因贫血、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病理情况，也发现了上鼻窦炎的病理特征，另外骨骼上发现的跪踞面等特点可能与长期跪坐行为相关。

*史前绿色生态：麋鹿、大象、老虎与人共处

考古不仅研究陶器、石器、玉器，也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通过孢粉分析、木材分析、植硅石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手段，都能对环境复原、先民资源利用的方式提供非常重要的的证据。通过广富林遗址孢粉分析，可以复原当时的植被情况。广富林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木材，我们对269个样本进行了鉴定，共鉴别出46个树种，有常见的连香树、栎树、朴树等等种类。

考古经常会发现各类动物遗存，根据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当时大致的动物群类。或许你从来没有想到史前上海能出现大象、老虎？广富林遗址中，发掘了大象的头骨、腿骨，老虎的盆骨、头骨、上臂骨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鹿科动物的骨骼，大型鹿类是麋鹿，中型的是梅花鹿，再小一类的是獐子、麂子等。

扬子鳄在广富林遗址里也发现过，既发现过单一头骨，也有发现头骨、肋骨、下颚骨等放在一起就是整只鳄鱼的骨骼。其他还有，天上飞的雁、鹤等鸟类，水里游鲤鱼、鲈鱼等鱼类。总之，当时生态极为多样化，为上海先民提供了非常好的生存环境。

根据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最初上海的生态景观：当时上海以湿地草原为主，一些低山丘陵等处分布着较为茂盛的树林，在林间或林原的草丛中，生活着野猪、梅花鹿、獐、麂等动物。麋鹿则生活在广阔的湿地草原上。临近水域之处是水牛、犀牛等大型哺乳动物的主要领地。湖泊、池塘、河流等水域和岸边则生长着不同的鱼类和贝类软体动物。鳖、龟等爬行类动物偶尔栖息于水底，偶尔爬上岸边享受太阳。林间、草丛和水旁不同的鸟类动物时而飞翔、时而驻足栖息。

*先民食谱：稻作、果蔬、鹿科野味、驯养家猪

对于环境的开发和利用是人类生存非常重要的策略，上海地区的先民最早生存策略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发展适于这个环境的农业即稻作农业。稻作农业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种贡献，从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来讲，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最早，迅速影响中国及东亚大部分地区，再影响到世界。1960年代，老一辈考古者就在崧泽遗址里面发现了一些稻谷遗存，在部分陶器中也可以观察到掺和稻壳烧失后所留下来的印痕，为当时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在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我们还会对遗址中的泥土进行淘洗，开展植物考古研究。广富林遗址经过水洗，就发现了大量不同的植物种子和果实，主要以稻为主，其他还有菱角、芡实、葫芦、核桃、酸枣等瓜果蔬菜。

食物中动物性蛋白补充非常重要。上海地区有着丰富的动物遗存，动物遗存也成为肉食非常重要的来源，以广富林遗址为例，那里的先民基本以吃野生鹿科动物为主。当时家畜饲养已发展起来。崧泽遗址曾出土一件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陶猪，可看到非常明显的家猪特征，吻部很短，身体圆鼓，很明显是驯养之后的状态。猪被驯养后，即成为先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崧泽文化的陶器也能看到用猪的造型进行的设计。

我们曾经和复旦大学合作，对柘林遗址人骨的骨胶原进行一些C、N同位素的分析，以此来了解先民的饮食状况。有意思的发现是，柘林遗址位于当时的海岸线边上，但饮食对象还是以陆生资源为主，而不是大量吃海鲜。

动物骨骼除了被吃之外，还被用作制作工具的原料。广富林遗址发现大量骨制品，有骨笄、骨凿、骨锥、骨针、骨鱼钩等器物，在有些动物骨骼上面可以发现了很多加工的痕迹，有砍的、削的、锯切的、用线切割的，体现了骨器加工的工艺水平。除了骨骼制品，上海地区还发现多件象牙、猪獠牙制品等。比如在福泉山遗址曾经出土过象牙镯，2010年福泉山遗址发掘过由12个猪獠牙串联的组配。

基于上海优越的生存环境，上海先民因地制宜，与环境和谐共生，巧妙地利用生态资源，丰富了当时的生活。

上海史前文化成就

6000年以来的上海先民史前文化，获得了什么成就？我们怎么去认识这段历史？提三个关键词。

*开拓与创新：

石犁提升农耕效率，蒸煮合一革新饮食

上海地区早期遗址基本集中在上海西部。上海地区有一道冈身，大概从嘉定向南穿过闵行马桥到金山柘林，经研究它是距今6000-4000年左右的海岸线。所以，在这条冈身西东大部分地区都是4000年之后淤积而成。正是伴随着现代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平原地区不断向海、向东拓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空间。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的先民应该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开拓者，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去陌生环境垦荒，这是上海先民开拓精神的源头。

我用两个小的事例，以“小发明大智慧”6个字谈谈创新，它们反应的不仅仅是上海先民，也是长江下游先民的智慧。

在上海地区和长江下游其他地区，从崧泽文化开始我们就发现了一类三角形的石器，一般认为它就是石犁。石犁比较完整的形象是在浙江庄桥坟遗址发现的，属于良渚文化，出土时还保留了犁床木质部分。石犁的使用可能与犁耕方式有关，它对稻作农业耕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其他农具还有收割用具石镰等。犁耕是中国社会四五千年始终使用的耕作方式，直到当代被大量机械替代。在犁耕产生之前，一般认为处于耜耕阶段，而石犁可以连续、更深入翻动土地，大幅提升了稻作农业的效率。

另一体现创新的小的实例就是陶甗。常见的崧泽文化炊器是鼎，此时还出现了一类炊器叫甗（yǎn），中间有隔当，下面是一个注水口，让人马上联想到后期使用的蒸锅。在世界的饮食习惯中，蒸煮方式较少，但在中国蒸的传统很早，可能有近万年历史，一般器物分成两部分，上部是甑（zèng），下部是盛水用于蒸的，在崧泽文化时期，先民把两件器物组合起来变成蒸煮合一，这是非常巧妙的革新。

关于创新还有很多细节，这里不再一一讲了。

*审美与工艺：

陶器具有丰富外形、精美刻纹、审美实用兼顾

上海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审美和工艺上有非常大的成就。以陶器为例，崧泽文化的陶器，除了器形端庄外，变化非常丰富。上海博物馆陶瓷馆展出的泥质陶罐是崧泽文化的精品文物，器形非常规整，表面纹饰可能仿造当时的编织纹。当时先民还会把生活中所见动物形象装饰到陶器上，比如猪形陶匜、龟状陶壶等。

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制造工艺则更加精致。以2010年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双把陶匜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黑皮陶烧制好后，再用细刻的方式进行非常精细的雕刻，反映了这个地区先民鲜明的审美和工艺水准。

当然，这个地区工艺上最高最大的成就是玉器的制作，这里不再详细介绍。这类手工业专门化的生产，也被认为是整个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上海地区发现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骨角器、玉器等手工业生产水平非常发达，这也从一个面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中国早期文明的代表：

福泉山遗址的高级墓葬和象牙权杖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福泉山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很多良渚时期的权贵墓葬，为推动当时早期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2007年后，上海博物馆重新对福泉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吴家场这个地点发现了多座高等级墓葬，比如204号墓葬里，光玉璧就随葬了9块，玉琮有2个，还有其他大量的玉器等随葬品。M207号墓葬里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象牙权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提取文物，我们把整个墓葬取回了室内进行室内考古清理。

在上海地区，特别是福泉山为代表的高等级遗址中，我们发现大量带有礼仪性质的玉器，比如象征权贵身份的装饰品，有玉梳背、玉牌饰、玉璜、玉项饰、玉镯、玉带钩等，装饰于头上、胸前、手腕和腰际，另外还有一些与礼仪相关的玉钺、玉琮等器物，它们或是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象征。

还有一些特殊用品，比如M207号墓葬里，我们发现了非常特殊的用人骨作为祭品的习俗。同墓还出土了比较完整的象牙权杖。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整长1米左右，表面雕刻非常精细的纹饰，上半部是神人纹，底下是神兽纹。神人和神兽组合的纹饰是良渚时期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象征符号，它只有在最高等级的玉器上才会出现。比较良渚遗址里反山墓地所出现的玉琮王，后者可看到器形头上戴个羽冠，T型的小脸代表了神人，下面是大眼睛的神兽，或代表人对于自然的驾驭，代表祖先崇拜的形象等等。

综上所述，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实证。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文明的定义或者文明的标准所形成的关于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也为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今天由于时间有限，轮廓式描述上海史前文化的概况，希望能够激发更多的公众去了解上海的历史，特别是上海6000年悠久丰富的历史过程和她对中华文明所有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整理：李念

文：陈杰

图：摄影 周文强 PPT来自嘉宾授权

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