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余礼｜​“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而且，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由此，“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紧密联系起来。为什么说“两个结合”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呢？这二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关联？深刻、准确地理解个中奥秘，才能明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什么需要“两个结合”，以及“两个结合”之于创造人类文明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向来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乏有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是持保留态度甚至是否定态度的。在当今时代，为什么要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这种主张背后的深层动因或理据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需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深扎根、广发展”，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全面复兴？抑或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使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客观规律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早在1933年，陈寅恪先生就意识到中华文明发展的某种规律，并主张“外来之思想”与“中国固有之传统”相融合。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先生在大致回顾了中国思想的演变历程之后指出：“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在这里，陈寅恪以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证明，要想“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就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将外来思想本土化，这样才能相反相成，对本民族之精神事业作出贡献。高才绝学如玄奘者，他一味追求释迦原义，希望以“唯识宗”改造中国，但其学终究归于“消沈歇绝”；而慧可、慧能等人，善于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教道教思想相融合，形成一系列可为国人接受的新思想，其教义迅速流布海内外，至今在中国乃至东亚仍有巨大影响。由此可见将外来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多么重要！中国文化发展史所昭示的规律表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也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使之产生“至深至巨”的影响。因此，“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客观需要。质言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贯通起来，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里所折射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也许可以称为“新枝母本律”，即新枝必须依托于母本才能茁壮成长。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问题：既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什么又主张“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呢？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显然还有西方大量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我们究竟是要坚持“两个结合”，还是要“融通中外、汇通中西”呢？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认清这个问题，既可加深对“两个结合”的理解，亦可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西方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文明成果，只要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只要确实是科学真理且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契合，那就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开放体系中来。比如“现象学”，虽然不是马克思创立的，但其中一些有着特定价值的思想要素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高度契合，就完全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所借鉴。所以中外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精神现象学，并把这种建构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发展。换言之，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完全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创立的思想体系，而是高度时代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自然需要吸收融会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除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需要不断输入、吸收外来之思想，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目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生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接下来，如何确保这一思想在中国牢牢扎根且占据主导地位呢？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永葆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也正如寅恪先生所揭示的思想发展规律，“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质言之，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三，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尽可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何谓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追求真理，坚持以发展的、辩证的、联系的观点看事物，就是永远不把某种思想固化，就是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身，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同样，马克思主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过程中确立了自身的指导地位之后，也必将继续保持开放性，持续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过程中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走出思想兴衰起伏的惯例，从而永葆活力。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思想在某一国取得主导地位后，往往开始排斥其他思想。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情形不但容易导致思想的僵化，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的伟大思想，坚决不独尊自我，而始终保持对自身的批判和对外界思想的开放，始终主张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换言之，“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既是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这样一来，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与开放性，“两个结合”与“汇通中西”相向而行，自然融合在一起。换言之，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就必然既需要“两个结合”，也需要“汇通中西”。而不断汇通中西、融合出新，乃是中华文明持续向前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透显出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简言之即“和实生物律”——不同的思想、事物交流融合可以生成新思想、新事物，同一事物持存下去则难免消亡。鉴于此，即便是已经取得主导地位的思想，要想继续发展下去、主导下去，就必须持续“和合”下去，不断融合新知。

由此再来看“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得更清楚。首先，“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的“新枝母本律”客观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让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深扎根、广发展；其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的“和实生物律”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主导地位之后仍然不断“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即把“两个结合”进一步推向纵深而广阔的空间。换言之，不是别的，而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客观上需要“两个结合”。坚持“两个结合”，要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守正创新的过程中确保中华优秀文化的主体性，在开放包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最高境界是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融汇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两个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一定能够更好地引领我们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作者汪余礼系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