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严厉禁烟运动的兴起（四）

三个月后，当有人妄图把禁烟讨论引入歧途时，林则徐又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严正指出，危害国计民生最大的，不是钱票，而是鸦片。他首先分析了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如苏州南濠和湖北汉口，许多货物成交额仅及二三十年前的一半;其次论述了吸食鸦片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他算了一笔细帐:吸食者每人每日花银一钱，当时全国四万万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吸食，“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多)。接着又驳斥了反对严禁吸食的种种谬论。然后强调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因此，它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

从以上两道奏折可见，林则徐对禁烟的认识要高人一筹。首先，他不仅从白银角度考虑问题，而且还注意到鸦片造成生产的萎缩和商业的萧条;其次，他不仅看到鸦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觉察到对国防力量的腐蚀与摧残，将鸦片毒害与民族存亡联系了起来;第三，在禁烟措施上，他不仅要求重治吸食，而且主张兴贩、开馆以至包庇人员一体加重。这比黄爵滋专治吸食的主张更为合理和有效。正因为如此，“上谓为深虑远识之言，诏林则徐来京面受方略”。

林则徐目睹鸦片祸害，“心焉如捣”，不待定议，即与湖南巡抚钱宝琛、署湖北巡抚张岳崧筹商，决定派员“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同时在武昌、汉口设立禁烟局，妥派得力人员收缴烟枪及一切器具余烟，并且捐款配制断瘾丸，劝导吸食者戒烟。两湖的禁烟措施很快收到效果。短短几个月，湖北就收缴烟土烟膏2万多两,烟枪数千杆;湖南也收缴烟具数千件，烟土烟膏3万多两。吸烟者戒烟之后，颜面发胖，身体渐强，家属感激涕零，致有妇女跪在路旁，向林则徐叩头称谢。道光帝获悉两湖禁烟取得显著成效，十分高兴，当即谕令嘉奖，认为“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

黄爵滋上奏后，广东禁烟也形成新高涨。广东禁烟早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冬已经开始。是年10月16日(九月初七日),邓廷桢接到道光帝不准开禁的谕旨，立即收回弛禁的念头，遵照道光帝的旨意执行禁烟政策。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的禁烟措施，切实查禁鸦片，阻止纹银出洋。11月23日，他下令对许球奏折中提到的9名外国烟贩进行驱逐，同时严查海口。到1836年冬，不但在广州城内外查获烟案多起，而且在珠江口外大屿山口拿获蟹艇出洋纹银2万两，在急水洋也拿获2.8万余两。当时《中国丛报》评论，邓“曾尽最大努力以遏止鸦片输入以至其他因苛税而走私流出国外的货物”。据当时反映，邓廷桢的措施是有效果的。如1837年1月27日，大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人函件中说:“此间(广州)的洋药已完全陷于停顿”。到6月间，他又说，广州的洋药市场已完全停顿，也没有一艘走私船艇能够往来行驶，“我们正用尽一切办法用欧洲船只将货物运往沿海岛屿间去销售”。11月，他又写道:“由于当局防范亟[极]严，洋药市场正一天不如一天。”另一名鸦片贩子马地臣在1838年1月的私函中哀叹:“在过去十二个月之内，我们的洋药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次全盘的革命。现在没有一艘走私船之类的东西在活动了。”

参考资料：

《林则徐集·奏稿》中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魏源集》上册

林则徐：《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