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得势的这三年,正是明朝辽东局势最为紧张的时候,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惨败以来,明朝深感关外女真族已成气候将来必为大患。因此在辽东经略上选人都格外谨慎,因为这关系到整个辽东防线的生死存亡,从万历到崇祯,八任辽东督师,能力各不相同,但总体表现都还可以,论人才的重要性,以下内容将着重讲到天启年间的四任辽东经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与后金发生萨尔浒之战,明朝辽东经略杨镐轻敌冒进遭到后金猛攻,12万明军遭到惨败。后金兵进陷开原、铁岭,沈阳震动,明朝有感于辽东事急,后金势力已经达到一定规模,辽东不能不加强防备。同年起用兵部右侍郎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是一个难得的将才,治军能力和打战能力都很强,他主政辽东军政后,招集流亡,整肃军令,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守备因此大固。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攻打辽阳,时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关系失和,熊廷弼兵败溃退,广宁失守。朝廷以熊丢城陷地问罪,被押解回北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身陷囹圄的熊廷弼不幸又陷入党争,熊廷弼与东林党人多有来往关系密切,这对于与东林党向来关系水深火热的阉党来说是个危险人物。天启五年(1625年)被阉党弹劾,同年枭首,并传首九边。
继任者袁应泰,为东林党人。主治辽东期间,扩大边防,收编叛将、叛卒,来投即纳,将军童仲揆、尤世功等以为不可,袁应泰不听。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大军压境,镇守辽阳的袁应泰下令打开闸门,把太河水放入护城河,壕沟的内侧排列火炮,严阵以待。努尔哈赤水陆俱进,攻下沈阳,再战又下辽阳,贺世贤、尤世功为乱箭射死,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袁应泰在辽阳城东北的镇远楼督战,城破之后,举火自焚死。后被明廷追封为兵部尚书。
天启二年(1622年)王在晋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他对当时的关外局势看的比较透,曾分析到:“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可以说这一段话对当时的辽东局势分析的是非常到位的,辽东局势在开原、铁岭、辽阳、沈阳相续失守的情况下已变得岌岌可危。王在晋经略辽东时间不长,在任期间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这一段时间后金与明朝处于相互戒备没有太多军事冲突的状态。
王在晋退居南京兵部尚书之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由强转弱,辽东局势已经非常不乐观。紧要关头,朝廷以孙承宗兵部尚书衔任蓟辽督师,总督辽东军务。纵观辽东多任经略,唯孙承宗可堪大才。在他任上,修筑关宁锦防线,统领军队十一万,收复失地四百余里,选拔培养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因为其御边出色,清军一时不敢妄动,孙承宗主治辽东期间无大的战事,清朝和明朝都保持在一个比较克制的状态。
自后金崛起,辽东便成为明朝对抗后金的第一防线,前沿阵地。萨尔浒之战惨败后,辽东的战略地位变的越发重要,如上文所述,明朝在此安排多任辽东经略,大体上,能力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不辱皇命,无一屈膝投降,虽然有熊廷弼王化贞的同僚不合,袁应泰的书生气重,但总的来说,辽东战事始终维持在一个可控范围,在铁岭、开原、沈阳、辽阳已经沦陷的情况下,辽东的重担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孙承宗之后有袁崇焕,但袁崇焕之后又有谁能肩负起守卫辽东抵御清军的这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