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对于东林党的评价，这些年可谓是骂声一片，很多对明史有所涉猎的人都一致认为，大明之所以灭亡的那么快，很大的原因就是这帮读书人捣鼓的，然后再感叹一句书生误国。可是真要是细问这帮人，也会发现，他们压根就不明白东林党的前因后果，只是人言亦言罢了。

关于东林党的出现，有个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因为万历在万历三大征后，国库空虚，根据内阁的建议，万历决定征收矿税，派去堪矿的小宦官们对江南的百姓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剥削，然后激起了东南市人阶级暴动，在这种乱局下，东南的学子们汇聚在一起议论时政。万历三十二年，被张居正贬官的顾宪成包下了宋代的东林书院并重建，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广招学子来此说文议政。慢慢的，这个文人团体聚集起了力量，成了朝堂上反对内廷跋扈和皇权独裁的一个政治力量，这就是东林党的直接由来。根本原因是以内阁和司礼监为首的内廷实际上是和朝堂上的外臣属于两条战线，即使内阁的成员后来都是各部尚书和侍郎，但其本意依旧是成立之初的皇帝的秘书处，既然是秘书，一旦拥有了总经理（丞相）的权利，势必会引起同僚之间的鄙视和针对，这就是为什么六部大臣一旦入了内阁就会各种被怼。因为身份是内臣，所以内阁阁员更多的需要为皇帝考虑，所以很自然的会更多的去侵犯外臣的利益，这也是民间读书人和六部大臣经常会反驳内阁的原因，所以不只是东林党，齐楚浙三党出现的初衷也是要对抗内阁的权力。

事实上东林党在万历年间入得党争这个火坑，也不能说都是东林党的责任，毕竟是皇帝先开的枪，士大夫都有思想，凭什么就要挨着。因为就理来论，东林党在万历年间站的位置是正义的统道，是儒家的秩序，是不容任何人践踏的底限，因此东林党在当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支持，最后万历疲倦、三党被干趴下，东林党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原本在泰昌帝继位以后，东林党可以大显身手一摆治国之能。就出身来看，来自富庶地域的各个阶层的东林党眼界要比其他团体更为开阔。比如作为读书人，他们是当初唯一一波支持开港贸易、愿意和传教士密切接触并且崇尚经世之学不死扣朱子理学的官员。并且也是难得内廷外廷是同一伙人把持，可以保证党争不会发生。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备受希望的泰昌帝就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接着挂了。然后天启朝的党争在魏忠贤上台之后变得愈发的激烈，在天启皇帝的宠信之下，阉党大肆打压东林党，让大明的改革尚未开始便结束了。

崇祯皇帝即位后，三个月扳倒魏忠贤的举措让东林党看到了希望，然而这个希望最终也破灭了，原本东林党对阉党的反叛战争，成了被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转而变成了一波漫无目的的规模更大的直接影响到了大明存亡的党争。这个人就是温体仁，他先是利用半个东林党成员周延儒击败以钱兼益为首的一干东林党成员，然后帮助周延儒上位，之后利用心机和崇祯对自己的信任，成功的赶走了周延儒，就这样，除了亲近自己的大臣温体仁会留下，其他人则一概撵走。其中一些新型人才诸如徐光启和孙元化等人也被温体仁的私党挤压，最后一个革职一个被杀。所以当时东林党成员大多不是大明统治核心的官员，而东林党形成之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内廷的不合理政策，于是在备受排挤下，大多数在外廷的东林党成员开始走起了万历时期的老路子——拒绝和政府合作，也就是在这个原因下，东林党会阻挠内廷对东南税务的征收，其实不只是商税，还有农业税和徭役税，一概拒征，实际上就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派团体反抗国王的行径。而在温体仁之后，内阁首辅6年换了46个，东林祸国？人家连权利都没握过，国家待我如此，我又如何报国？

最后说一下贪官这个问题，大明官员的贪腐情况，自打开国开始就没消停过，到了万历时期，吏治已经腐朽到了极致，可以说你不贪，日子也过不好，更融不到官场这个圈子里，所以不要自恃清高，还你还不定贪多少呢！

天启六年，魏忠贤基于陕西干旱，免去了当年的农税。天启七年，由于干旱继续，魏忠贤继续免税。天启皇帝落水病死（历史迷案），信王掌权后在东林党的辅佐下，即罢免捕杀阉党，不但废除魏忠贤的所有政策，包括陕西的农税减免，反而要求按增加50%的税率补缴去年的农税，此举直接拉开了陕西的农民大起义序幕。东林党在陕西的错误政策是东林党第一罪。

魏忠贤与东林党最大的矛盾就是税收，二魏忠贤的收税对象是东林党站台的豪商，即矿税和商税及一些杂税，相反对农税多有减免。袁崇焕能在辽东打一些胜仗，也源于魏忠贤给予充足的粮饷，他虽也贪钱，但对兵饷是不允许贪污的。东林党对兵饷的贪腐是东林党第二罪。

魏忠贤每年在豪商身上为大明增加了两百多万的商税，但是东林党掌权后，这一收入瞬间减少三十万左右。东林党取消商税导致财政危机是东林党第三罪。

东林党扩大党争排斥异己，将许多实干但非东林党官员打击报复，是东林党第四罪。

把自己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反对开海禁，自己背后的豪商却都有海船走私贸易，此为其第五罪。

东林党一系列神操作导致种种恶果，嘴里都是为了不与民争利，却把农民压榨到不得不造反，最后一股脑的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天启，魏忠贤，甚至是后来的崇祯，实属无耻。什么水太凉头皮痒之流的投降，美其名曰避免南京屠城拯救百姓，更是无耻至极。此为东林党第六罪。

东林党把儒学脱离实际实践，畸形化发展，让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扭曲化，为东林党第七罪。

《窃明》一书的横空出世，刷新了近代历史的观点，不是灰熊猫研究历史有多优秀，而是坚定的运用“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这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因此只看东林党做了什么就可以了。

明末之时，阶级上，士人文官利用官商地主的结合，疯狂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不交税，底层尤其是农民大多处在破产边缘;从地域上看北方连续多年大灾，尤其是陕西地区灾情更是严重，北方边境还得对抗蒙古和满清掠夺，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当时的明末现实，农民快破产、国家收不到税、北方地区需要供养大量的军队抵抗侵略和救济灾民。

军队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皇帝的，于是明朝皇帝从万历到天启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加税，向农民加那是不行的，快破产的农民再加税，那就妻离子散，只有造反一条路了。还好，万历和天启都信任自己的太监，皇帝一倒，太监是最倒霉的人，只有依靠着皇帝才能吃香喝辣，所以太监往往最能站在皇帝角度，是皇帝的家犬;太监又基本都是破产农民出身，能够体谅农民的困难，明朝历史上没有一个太监会提出向农民加税。在太监的帮助下，万历和天启都找到了一条优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收商税、海税、矿税，以这些税收发军饷，救济灾民，兴修水利，于是国家得以发展进步。但是，这就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士人集团，这些人用权势借封海之利走私独享海贸之利;用权势开矿;用权势垄断茶盐等大发横财，现在皇帝和太监插了一脚进来，损害了这些士人的利益。溺爱多败儿，明朝二百多年对士人文官的优待，让一部分权势士人文官成了巨婴，只吃不出，只肯享受利益，不愿为国为民让出一点点利益，成为明朝养不家的野狗。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野狗主持下，一个对抗皇帝收商税为主的政治集团诞生了，这就是东林党和复社。

东林党是什么呢？他们嘴炮打了很多，好话说了很多，但根本的目的只有1个，自己和身边人少交税甚至于不交税，收税则收别人，其他什么好事都不干。为达此目标，则尽量的把持官场和朝堂。东林党以江南为主，毕竟江南士人官商多，但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同类人相勾结党。

东林党从万历起就开始为祸，但万历和天启都能看透东林党的野狗本质，对他们施予打击，保持了国家稳定，当然也被东林党们骂得很惨。崇祯上台了，一个未经人事弱智小伙，打击了东厂锦衣卫等皇权自己的力量，请回了东林党执政。在东林党的主持下，撤回了收茶税、海税的太监，这些税几乎没了，商税也减了。国家没钱怎么办，加农税，尤其是加北方士人少的地区(也是动乱地区)的农税，如陕西不是开了好多田吗？管他长不长得出庄稼，一样的收正税。什么？陕西饿死人没法交税，农民结寨抗税。好，出动边军去收税，刨床挖灶也要抢走灾民最后一粒粮食。这就是东林党，他们的做法归结起来就是士人官商地主等富人不用交税，农民卖儿卖女也要多上税，北方灾区农民饿死也要多交税，动乱地区农民边打仗边饿死还要多交税。这就是东林党野狗集团的实质。

大部分农民活不下去，造反，他们写诗嘲笑农民，说为什么不当饿死鬼，造反是螳臂当车等砍头。李自成推翻明朝，这群土人集团先投闯，发现李自成不优待他们，于是他们转身投靠了满清侵略集团，借侵略者的屠刀屠杀农民。所以，从东林党的作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定性东林党的历史属性，就是皇帝的家贼，农民的刽子手，华夏的汉奸，三者兼而有之。

谢邀！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1]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首先我觉得，东林党这个词绝对不是网络上宣传的那么邪恶，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东林党是作为正义的化身出现的，我先来说说东林党的起源。

万历二十三年，沈一贯以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万历二十二年七月陈于陛、沈一贯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辅为张位，内阁合共四人。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故，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次辅张位因涉嫌妖书《忧危竑议》而被革职，当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阁臣赵志皋病故后，内阁仅余沈一贯一人。后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沈一贯成为当朝首辅。而沈鲤入阁后，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并以此逐步展开。之后历经楚宗、妖书、京察等党争，最后沈一贯和沈鲤都双双下台。但当时浙党已经成形，明朝的朋党之争，再也无法平息。

而明史对沈一贯的评价是：“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朝的党争形成及发展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因神宗长期实行静摄，一方面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轻易裁处；另一方面，官员人数少了，意见容易被把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十个人的董事会，过半数只要统一五个人的意见，一百人的董事会，过半数要统一意见相比就难度大多了。人数少的时候，又碰上皇帝不管事，大佬的意见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浙党、东林、阉党都不过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浙党开始的党争，其中未必没有万历寻求政治平衡的想法；到了阉党，天启比万历还不管事，所以也做的最大。就说不上政治平衡了。而到了崇祯，敢结党的都给我回家自己玩去。于是，崇祯朝有政争，但没有党争，朝廷日子过得也还凑合嘛。要不是碰上王朝末期积重难返……

东林党在政治实务上虽然算不上出色，但总体还算维持住了局面，没更好，也没更坏——从开征辽饷的杂项来看，东林党还算务实。政治斗争上要清算浙党为首的三党，但浙齐楚三党当年也是把东林一个不落的全赶下台——双方本来玩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游戏，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三党投靠阉党以后引入人身毁灭，就是不按政治规矩出牌了。东林党全面下台的局面又不是没有，你把他们全部赶下台个七八年以后再复起他们本来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但在政治斗争中杀人，还是捏造罪名杀人，不但杀东林，连其他非东林也要算在东林里一起杀。这才是彻底的坏了政治斗争的规矩。就是现在的全面防腐，证据确凿，康师傅和老郭也就进去住长期宾馆，需要肉体毁灭吗？除了得势的阉党成员，谁喜欢这一套？所以在阉党执政的时候，这朝堂才是基本没法看了。

从历史上前后来说，东林的势力比齐党楚党略强，但还比不上浙党。更别提齐楚浙三党合一的阉党了。但历史上由于东林出过杨涟左光斗几个还算清正的人，所以名声比其它朋党好不少，算是明朝党争的烂泥塘里，不怎么黑的泥鳅。但基本上所谓崇祯被东林忽悠，东林在崇祯朝不断做大，不许向江南派赋，不许收商税，废除锦衣卫，与曹化淳等宦官结怨等等，基本上都是胡扯和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