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楼兰《李柏文书》以及译文

（前凉）楼兰《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是前凉惟一有史书可证的重要人物的文书遗迹，李柏是前凉时西域长史，文书为李柏于公元328年从海头--罗布淖尔湖畔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发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凉简牍资料中最为集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书资料。《李柏文书》之一 长23厘米，宽27厘米，《李柏文书》之二 长23厘米，宽39厘米。文书的书法有笔画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因此，文书的出土,对研究行书发展的历史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李柏文书'的研究价值

《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中所出现的李柏其人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由于《李柏文书》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因而国内外学界对此文书十分重视。

两汉以后，书写规范而美观的汉字逐已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书法艺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楼兰虽处西域边陲，然自汉武帝之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大批汉人西迁至此，自然将汉文化传播于该地区，其中亦包括中国书法艺术。前述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发现之西汉简牍即是物证。文献所载汉晋时期曾在敦煌和楼兰地区活动过的书法家或善书者有傅介子、陈汤、班超、徐干、班固、张芝、张昶、赵袭、索靖等，而敦煌与楼兰无论行政隶属关系或交通之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敦煌地区聚集了一批书法家，并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敦煌书法曾影响了内地书法的发展，它也必然会直接对楼兰书法产生影响，而楼兰佛教艺术亦有可能影响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关系应该是存在的。楼兰的书法遗存皆为墨书真迹，并出现了如李柏、张济、马厉、宋政等一批造诣极高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纷呈，形式多样，但整体上却蕴含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地域特征。楼兰书法与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的书法，如敦煌书法、吐鲁番书法以及北凉书法等形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它传承着中国书法的基本规范，但又绝少刻板、因袭的程式化桎梏，并洋溢着率真、恣肆和写意的神韵，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质。

对于《李柏文书》的年代学研究，离不开对文书内容的分析。前面提到“李柏请击叛将赵贞”而“为贞所败”之后，险被诛之。因张骏“善政”，李柏免于死罪，此后李柏之下落文献无载，即便尚在军中任职，亦不可能继任西域长史。然文书起首便自署“西域长史李柏”，尚显无丢官夺爵之迹。而李柏书写此信目的乃是“慰劳诸国”，慰劳的对象是焉耆王龙熙，慰劳的原因与欲讨“逆贼赵”有关。“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海头”，可能是李柏自凉州商议击赵贞事后返海头。文中所谓“北虏”，据王国维考证：“北虏者，匈奴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晋时此地已为鲜卑所据，谓之北虏者，用汉时语也。”焉耆“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严参事不是西域长史属吏，而是凉州官员，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自凉州与李柏分手后绕道北虏至焉耆。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或是“四月十五日共发”北虏，五月二日回到楼兰的李柏猜测严参事和焉耆王使“想是到(焉耆)也”。故李柏书信遣使，慰劳通消息。从书信残稿“逆贼赵”等文字来看，李柏给焉耆王写信是与击赵贞事有关。迫于形势，李柏急于在击赵之前得知北虏和焉耆方面的消息。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军高昌，西晋亡后，西域长史李柏归顺于张氏政权，而赵贞不附于骏。《晋书》载：“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孟凡人考证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咸和二年(327)秋至年底之间，并推断《李柏文书》似应写于325年5月7日。

《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行书和草书作品的发现，实质上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史学中所谓“南帖北碑”说提出了质疑。楼兰出土的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魏晋时期纸本墨迹，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即“帖学”书法之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带，西北地区无疑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作为“帖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现以前，所谓“帖学”风格的书法早已成熟于凉州及楼兰地区。王羲之所崇拜的书圣之一即是敦煌人张芝，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文书出现的时代。如前所述《李柏文书》书写时间有诸种说法，综合各家所说，其书写年代在325～346年之间，这是无疑的。而有关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于《晋书》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传》中仅记“卒年五十九”，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关文献又较为缺乏，因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各家所说的年代基本在303～379年间。那么李柏与王羲之当为同时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于王羲之。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从《李柏文书》及楼兰前凉时期文书书法来看，东晋时期北方行草书法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从传为王羲之的作品来看，其书法尤其是行草书法，在结构、用笔、章法甚至文辞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书》及楼兰文书中找到极为近似的实证来。这一方面证实了在王羲之时代或稍早时期内，中国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行草书体，而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法风格及样式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产生影响。因而，王羲之书法及其“帖学”的产生并非偶然现象。更何况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迹传世，今人所见所谓王羲之书法大多为后人摹本，我们不排除许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却是后人假托或伪造的。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所谓中国书法之“南帖北碑”之说当有偏颇之嫌，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实证来看敦煌和楼兰地区当属中国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李柏文书》之一，长23厘米，宽27厘米。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李柏文书》之二，长23厘米，宽39厘米。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释文：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迴復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

首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

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知问，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便见忘也。诏家见遣，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海头，未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

遣使苻大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

首顿首。

附录：楼兰的宝贝--李柏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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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遗址时，日本人大谷光瑞正在伦敦留学。斯文·赫定在罗布沙漠之中发现古代中国的边城楼兰一事，在当时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斯坦因随后在1900年-1901年的首次中亚探险，也因所获颇丰而震惊了欧洲。受到欧洲人西域掠宝的感染，日本人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掠宝行列。

大谷光瑞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教派的第22代长老。他在从伦敦归国的途中，于1902年8月，和其他人一起在俄国组成商队，进入喀什，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了调查。在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他盗割了一些壁画，运回了日本。

1908年，大谷光瑞又一次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到新疆。他们从北京到达蒙古乌兰巴托，横穿蒙古，从科布多进入准噶尔。此时在中国的新疆，各欧洲列强们正进行着一场夺宝大战，德国、俄国甚至为争夺"主权"而欲武力相向。各帝国主义列强睁大了贪婪的眼睛，跃跃欲试，塔克拉玛干被剑拔弩张的气氛烘烤得更热了。

橘瑞超在1909年2月到达库尔勒，然后进入罗布泊地区，直奔楼兰。在一座古城内，橘瑞超获得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李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派遣到此的西域长史。他于公元328年到达罗布泊地区。"李柏文书"即李柏当时写给焉耆国王等的信函，其中两封是完整的，还有39片残片。还有些信是前凉张骏讨伐高昌（吐鲁番）的晋戊己校尉赵贞时，为了安抚与高昌邻近的各国而写的。信涵写于麻纸上，两封信的草稿分别长23厘米，（约相当于晋代一尺）宽27厘米；长23厘米，宽39厘米。

"李柏文书"是前凉简牍资料中最为集中、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书资料。橘瑞超在获得了李柏文书的第二年，即1910年，去英国会见了斯坦因。

20世纪初的这场欧美列强在中国新疆的大劫掠，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壁画、简牍、手稿、塑像和其它无价之宝的流失，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艺术珍品从楼兰、从塔里木盆地永远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