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社会学理论的危机-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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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猛，1971年生，哲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2008）。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李猛老师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已经广为人知，被认为未来最有可能成为学术大家的青年学者。

一、社会理论“狂欢化”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一些颇富远见的学者指出，社会学理论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例如Luhmann 1995）。对“危机”这个词早已习以为常的当代学者，面对哈贝马斯、吉登斯、亚历山大这些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新尝试，面对整个社会理论界所谓“理论狂欢化”的盛况，似乎无意严肃对待这种诊断。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理论界好象不再那么乐观了，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尽管有关社会理论的著作在数量上继续迅速增长，愈来愈多的问题被纳入到社会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身体到旅游，从欲望、消费、城市到认同、历史、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社会理论无所不在的目光，但这种“理论狂欢化” 的热潮似乎越来越象是一种“理论的通货膨胀”。在社会理论的学术市场中，不断有新的产品摆上货架，对理论的需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兴旺程度，社会理论著作成为研究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乃至医学、法律的学者的必读文献。

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理论的主要“工厂”――社会学界中，不仅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社会理论著作本身的洞察力和启发性也逐渐衰竭，许多表面上探讨截然不同问题的论著，无需仔细研究它的内容，单单目录和文献就足以让人发现其中充斥着各种社会理论的陈词滥调，在时髦的学术术语的装饰背后，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观念或方法寥寥无几。许多在八十年代对社会理论的新观念趋之若鹜的人，最早感到了厌倦。社会理论似乎和整个全球文化一样，在九十年代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就已经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所谓“世纪末”的状态（Alexander 1995）。

二、解析危机根源

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源可能是多方面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直接置疑了社会学思考的可能性。在倡导“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学，它的基本前提和主要观念，都不免打上了浓重的“现代性”色彩，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社会学背后的“启蒙理念”，不仅包含了“立法者”高高在上的独断观念，而且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无论是所谓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殖民，还是所谓男性对女性的符号压迫）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进而在某些极端主义者的笔下，社会理论的终结，即使不是一个现实的描述，也至少是一种信心十足的预测（参见Seidman 1994）。

与此相关，尽管八十年代以来法国理论的兴起，为当代社会理论带来它迫切需要的理论灵感，但英语学界匆忙服用的这剂法国新药，长远来看，也许不过是一种饮鸠止渴的尝试。许多法国理论，就其分析宗旨和理论取向而言，借用多泽洛的说法，是一种“反社会学”（antisociology, Donzelot 1977）。尤其是近来在英美学界影响颇大的福柯、拉康、德勒兹、加塔里、德里达、利奥塔，甚至出身社会学家的布希亚，对他们的学说的“使用”往往在迅速凝固为一种新的学术教条的同时，也悄悄地瓦解社会学研究传统的主流观念。

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并没有象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拯救丧失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或带有社会科学问题取向的历史学，如年鉴学派、《过去与现在》等）、文化研究、女性研究，这些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跨学科趋势，尽管给经验社会研究提供了超越机械化（或“机器化”――计算机化）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与崇拜“直接性”、采用非政治化的直觉概念的人文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但从社会理论本身看，直到近来年来这些研究还很少真正改变社会理论的基本观念，也没有动摇社会学研究传统的背景设定。例如，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在社会学中，还是历史学中，带有跨学科取向的研究产生了最为丰富的成果，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对话大概是本世纪下半叶最有成果的部分之一了。但无论历史学中对历史理论的探讨，还是社会学中社会理论的构建，几乎没有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也很少充分地考虑这些具体研究的真正意义。

因此，在所谓以社会学为代表的所谓“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普遍化－区域化”（universalizing-sectorialazing）的二元对立格局（Wallerstein 1991：192），根本没有受到触动。而在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这些当前最受瞩目的领域中，问题就更为严重，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理念，几乎在几年之内就会经历无数次教条主义的操作，迅速变成丧失真正意义，只具有维持学科沟通功能的陈词滥调（Zijderfeld 1979）。

三、社会理论想象力衰竭

不过，危机的症候，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以及社会理论本身的各种学术制度方面的缺陷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而这一衰竭要追溯到本世纪的哲学遗产和六十年代社会理论的多元化浪潮。事实上，七、八十年代活跃在世界社会理论舞台的绝大多数学者，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他们的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本世纪初叶（尤其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哲学革命为背景，利用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实用主义，或形式主义和新认识论（科学哲学），力图超越以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为主要背景的经典社会理论。正是基于这些新的哲学观念，他们建构了新的社会本体论（Giddens 1976），社会学认识论（Bourdieu，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91）或后实证主义的，新的社会学方法论（Alexander 1980）。

（2）他们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理论素材来自20、30年代开始形成的多元社会理论传统。这些理论传统，尽管在战后初期一度受到美国社会学主流理论的遮蔽，在世界社会学界并没有赢得充分的重视。到了60年代，首先在美国，所谓“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 的主流共识体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由此开始了许多新的社会学理论尝试。同时，欧洲大陆的社会理论界也逐渐摆脱了美国社会学的支配地位，具有欧洲风格的理论，如受到解释学、结构主义影响的社会理论逐渐发展起来。正是通过对这些具有多元色彩的理论的综合，才使许多学者得以构建具有宏大取向的理论。这些理论家本身的折衷色彩（例如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理论来源的多元性（当然，也蕴含某种潜在的不相容）。

（3）就理论的经验动力而言，正象经典理论是对现代性的发展做出的反应一样（例如Giddens 1977稍嫌片面的论述），这些当代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面对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格局进行反思，有所回应。无论是力图在帕森斯的“美国梦”中加入六十年代的批判努力（亚历山大），还是希望通过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为批判找到一个新的基础（哈贝马斯），抑或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基础来摸索“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这些努力尽管尝试超越冷战的政治现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改变“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种自法国大革命开始逐渐形成的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格局（Wallerstein 1991：第1章）。尽管不乏对社会理论本身与政治文化、权力－知识体制之间的复杂关联的反省（例如Bauman 1987），但这种反省却很少能将反省的努力与社会理论的改造结合起来。我们所谓“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就体现在社会理论的哲学动力已通过社会理论对二十世纪哲学遗产的消化而逐渐趋于教条化。今天，又有哪个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不知道“受社会影响的语言，不仅仅反映世界，而且参与构成或者形塑了世界”，“任何经验观察背后都预设了某种理论观念的存在”等等。

其次，“社会理论想象力”还表现在作为70年代的理论综合基础的许多多元化理论在被综合理论吸收后，逐渐趋于式微（例如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社会学），即使那些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理论流派，其基本理论观念在社会理论界也不再具有最初出现时的冲击力，很难带动新的理论发展（如新制度主义或理性选择学派）；许多并重新挖掘的早期理论传统（如齐美尔、埃利亚斯、本雅明）尽管呈现了相当的活力，但对这些学者思想的讨论始终没有充分进入主流社会理论界，并且经常因为与文化研究等宽泛的领域联系在一起，而变得面目模糊，沦落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

第三，冷战的结束，以及围绕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使人们对社会理论本身的意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社会理论似乎尚无力把握冷战后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态、技术方面的诸多变化。

文章原刊载于北大社会学系办《社会理论论坛》，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