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史料依据
在孔子时代，儒家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就连开宗立派的圣人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到了孟子时代，“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当时的两大显学是杨朱的道学和墨学。到了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的时代，“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我们可以看出，墨家从战国中期到战国后期始终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杨朱的学问逐渐被孔子的学问所取代。
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都是认为儒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经过近代史学家的考证，西汉并没有发生这件事。也就是说“独尊儒术”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编纂的一个故事，宋代之前的两汉、两晋、隋唐学者都不知道这件事。
历史事件不会孤立的存在，就以商鞅变法为例。首先有商鞅入秦见孝公这件事的记录，紧接着有秦孝公围绕变法部署的人事安排，继而推出新的秦律法令，接着产生了对违法事件的处理，以及通过深彻变法导致的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可以在史料中找到依据的，我们以这种前后关联，因果相继是思想来看待“独尊儒术”这件事。
依据一，董仲舒没有明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为了帝国的发展“选贤良”，这根秦孝公的“求贤令”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国家发展离不开人才。董仲舒鼓吹“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问策于董仲舒和公孙弘。公孙弘献上《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逐步被提拔为丞相，是西汉开国以来第一位丞相封侯者。董仲舒连续上了三条策论，史称《天人三册》，其中提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我们由此可知，董仲舒是要将孔子的学问推广到中央来，但是很快董仲舒就被下狱了。
依据二，汉武帝并没有采纳董仲舒的策论
汉武帝不仅仅没有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将他下狱了。主要原因是他将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火灾事件的原因归结到汉武帝头上，认为是上天对皇帝不满。主父偃去董仲舒家里做客，看到董仲舒的评论，于是就将草稿“偷了出来”。汉武帝还是比较开明的，找了几位博学之士来审议，其中就有董仲舒的学生吕布舒。吕布舒并没有为老师开脱，而是说这种评议纯属胡说八道，于是董仲舒被下狱，在公孙弘等人的周旋下在出狱。有这个事件来看，吕布舒和公孙弘都是权力中枢的人，而董仲舒是随时可能因言获罪的政治边缘人物。
汉武帝虽然没有像秦孝公重用商鞅那样重用董仲舒，但是董仲舒“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三纲、五常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连起来使用，东汉的马融首次联合并用，南宋的朱熹正式将三纲五常纳为社会秩序，为朱元璋所推崇。
依据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汉武帝时期并无实质影响
并不能否认西汉王朝中央存在其他儒家人物，但是基本的执政思想还由汉宣帝的评论最为贴切。汉宣帝就是刘病已，他的儿子特别喜欢儒术，汉宣帝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西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开国后的休养生息，当时主要流行的是黄老政治学说，萧何去世后继任者曹参是习黄老之学的，他的政治主张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景之治。第二时期是汉武帝开始的“霸王道杂之”的学说，现在一般称之为“外儒内法”，霸道是商鞅给秦国思谋的崛起之路，但是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在马上治理，这个问题最早陆贾就跟刘邦探讨过。第三个时期是汉元帝（刘病已的儿子）上台后深刻实践了韩非子所说的“儒以文乱法”，昭君出塞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自此之后西汉挣扎了五十年后被王莽所篡。
依据四，孔子在西汉早期并无太重要的历史地位
汉元帝开始重视儒学，也开始了对孔家人的关注，孔子的十二世孙被封为褒成君。随后汉元帝的孙子汉平帝给了褒成君八百户食邑，孔子开始享受祭祀。我们可以从这些客观是材料中得到信息，西汉末年才有了“推明孔氏”的具体行为，光着一点就可以证明之前的孔子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有人以“五经博士”的设立来作为儒学复兴的起始，这种观点也是难以立足的。经过考证，汉武帝时时期的五经是《道德经》《周易》《尚书》《孝经》《论语》；并没有儒家推崇的《诗》《礼》《春秋》。再者经学博士也不都是儒家的学者，还有天学的唐都，道学的黄子等人。博士的职责是“兼纵载籍，穷微阐奥”，也就是说博士主攻经学的，是博学多识之学士，而非传播儒家教义的人。
那么汉武帝，有没有用过儒家的记录呢？有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法家推崇霸道，儒家推崇王道，汉武帝到汉宣帝之间基本的都是王霸之道并用的，既主张刑法治国，也兼顾道德教化，同时还大搞封建迷信，神仙学说。“且战且学仙”就是当时神仙家为了忽悠汉武帝专门“发明”出来的故事，用来勉励汉武帝可以一边最求人间权贵一边追求长生不死。
汉武帝的用人思想多受司马相如的影响，所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他不会单一的过分依赖单个学派的实力来巩固统治，而是谁对帝国有利就用谁。主父偃、东方朔都是道家人物的代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黄老道家的信徒。张汤是有名的酷吏，也是汉武帝跟前的红人，有一名儒学博士经常驳斥张汤的做法。汉武帝问儒生狄山：“我派你去治理一郡，可以让匈奴不犯吗？”狄山说：“不能。”武帝问：“那一县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那一鄣（筑在边塞上要险之处的城）呢？”狄山害怕，回答：“能。”于是武帝派狄山去治理一个边塞上的鄣，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来犯，把狄山的头斩了。一个拿着生命来抬杠的儒学博士就这样青史留名了，侧面反映了汉武帝在选拔人才上面的务实思想和不拘一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有理有据的提出新的历史观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观点，是由司马光集团为了反对王安石集团变法为了规劝北宋皇帝而编纂的故事。董仲舒并没有明确的提出主张，汉武帝也没有响应的人事安排，更没有与之相关的政策政令，自然在当时社会中不会产生影响。而真正儒家在历史中的崛起得益于汉元帝的支持，与之相关的社会影响便随之而来，孔子名望及孔家后人待遇也跟着变化，这些与之相关的一连窜变化在史料中都是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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