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史之乱,唐朝还会繁荣下去?危机早已形成,只差触发而已

前段时间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把唐朝的盛世展现的淋漓尽致,不过,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盛世马上就将不复存在了,这令人们倍感惋惜。后人在探寻唐朝衰落的原因时,通常会从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安禄山等人入手,白居易有诗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即是明证。

《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繁华的街景

唐玄宗,一个创造“开元盛世”的伟大帝王,进入天宝年间后,居然由“明君”变成了“昏君”,这的确不可思议。同时,这也让人感到好奇,唐玄宗为什么会变化那么大呢?

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禅位给唐玄宗,自称太上皇。数日后,唐玄宗改元先天,这标志着他自己的时代正式到来了。然而,唐玄宗这个新皇帝的处境却显得分外尴尬,因为朝廷的核心权利依然在太上皇手里,而太上皇又倾向于支持妹妹太平公主,这就导致七位宰相中的五位竟然都是姑姑的党羽和亲信。一句话,唐玄宗虽然成了皇帝,其实跟傀儡差不多。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带领亲信冒险发动政变,控制禁卫军,清洗了太平公主的党羽,赐死了太平公主。政变第二天,唐睿宗下诏交出核心权利,唐玄宗如愿得到了所有权利,成为大唐的实际统治者。这年年底,唐玄宗改元开元,向天下人宣告了他将革新政治、重新开始的决心。

《大明宫词》里的太平公主

革新政治,缔造盛世

之所以说重新开始,是因为这时的唐朝早已没了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强盛的气象。自唐高宗驾崩后,唐朝内争不断,政治弊病丛生,国力逐渐衰落,外患随之加剧。在西南,吐蕃与唐朝战争不断,并染指唐朝在西域的霸权。在北方,突厥人死灰复燃(史称后突厥),重新成为草原霸主。在东北,契丹人和奚人联合发动叛乱,并依附突厥人,不断骚扰唐朝的边境。

与以上显而易见的危机相比,唐朝经济、军事制度的崩塌也在加剧。租庸调制、均田制和府兵制作为支撑唐朝兴起的几大支柱,也在唐高宗驾崩后走向瓦解。所谓均田制,是指实行土地公有制,由政府授予百姓田地,田地分口分田(通常是80亩)和永业田(通常是20亩,政府可以收回)两种,同时也允许特殊条件下的土地买卖,以满足百姓自由流动的需求。所谓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采用多种形式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所谓府兵制,是指政府从均田户中征发男丁当兵,府兵无事耕作,有事外出;在府兵的分布上,精锐府兵多集中在关中地区,以宿卫京师,防止地方叛乱。

进入贞观时期以后,百姓户口增加,商品经济发展,且自武则天掌握政权以后,庶族地主阶级兴起,土地买卖频繁,兼并现象增多,这就导致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难以再维持。同时,常年对外战争造成府兵逃避徭役的现象司空见惯,导致兵员来源减少,府兵制也难以再维持下去。

总之,唐玄宗掌权后,朝廷面临的危机重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数。以名相姚崇上台为标志,旨在改革社会弊病的开元新政正式拉开了序幕。为此,姚崇提出了“政先仁恕”、“不倖边功”、“绝道佛营造”、“宦竖不与政”、“戚属不任台省”、“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杜绝外戚干政等十项针砭时弊的主张,唐玄宗没有丝毫犹豫,表示全盘接受并实施。姚崇为政三年多后罢相,性格耿直的宋璟接任为宰相,宋璟也在三年后罢相。“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唐朝的政治秩序逐渐回归常态,皇权也得到巩固,同时为进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姚崇的画像

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委派宇文融检括州县逃匿的户口,清查没有登记的田地。经过宇文融的努力,政府得到了80多万户百姓和80多万亩田地,极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采纳张说的建议,以优厚的条件招募士兵,弥补府兵越来越多的缺员。招募令一出,仅在当年就得到了13万精兵,迅速解决了各地府兵缺额的问题,效果很是显著。自此以后,兵、农开始分离,士兵逐渐转向职业化。

募兵制虽然解决了兵源的问题,但也对传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冲击,因为府兵分有田地,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可以自备武器和粮草,而招募来的士兵则需要国家提供武器和粮草,这就要求国家的财政体系必须也要做出调整。为此,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让裴耀卿专门负责漕运方面的事务。自此以后,户部的职能被分离,转运使成为常设机构,政府的财政体系得到完善。

内政的改革增强了国力,也为军事制度的改革准备了充足地条件。从开元二年(714年)起,唐玄宗陆续增设了陇右、幽州、剑南、朔方等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们分区划片防御外敌,享有招募士兵的权利,在军事行动上也享受一定的自主权。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实行后,唐朝的边患得到了缓解,内地的民众不用再奔赴前线作战,也得以能够安居乐业,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改变政策,回到起点

整个开元年间可以说是改革旧制度、实行新制度的时期,唐朝的社会活力由此被重新激活,国家实力得到提升,唐朝再次出现盛世,后人因此称这段时期为“开元盛世”。不过,开元末期的政治、军事风向也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二十四年(736年),有宋璟之风的张九龄被罢相,更喜欢顺从唐玄宗的李林甫接任为首相。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单方面撕毁和约,主动挑起了对吐蕃的战争。也是在这年,唐玄宗下令召募丁壮,长充边军,以补充边镇节度使的军队。种种迹象表明,唐玄宗在新制度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将对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再做一次调整。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唐玄宗

果不其然,开元三十年(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从此之后,唐玄宗沉浸在对杨玉环的宠爱中,对许多政务的细节不再过问,只是总览大权而已。李林甫处理政务的能力出众,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他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宰相的位子,一边为唐玄宗稳定政局,一边铲除那些威胁自己地位的人。

天宝三载(744年),后突厥分裂瓦解,并在一年后灭亡,取代突厥人统治草原各部的回纥人不再与唐朝为敌,而是选择臣服唐朝。随着唐朝北境的边患自然解除,唐玄宗彻底放弃了“不倖边功”的政策,对吐蕃人发动了全面战争,并赋予节度使更多的权利。开元时期积累的巨额财富也在唐朝的重新对外扩张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截止到天宝九载(750年),继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克石堡城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又击败并俘虏亲附吐蕃的朅师国国王,唐朝于是对吐蕃取得了优势,并确立了在西域和中亚的霸权。

但是,无论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持续扩张都会有它的结界。天宝十载(751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西洱河惨败于南诏,八万唐军战死六万;同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怛罗斯惨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两万多蕃、汉士兵几乎全军覆没;八月,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在吐护真水惨败于契丹,六万唐军亦几乎全军覆没。西洱河之战导致南诏彻底倒向吐蕃,使唐朝失去了在西南的霸权。怛罗斯之战导致中亚诸国彻底倒向大食,使唐朝失去了在西北的霸权。从此,唐朝被迫转攻为守,军事上的优势不复存在。

天宝八载(749年),府兵制被废除,募兵制推广到全国上下,然而,内地的士兵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历练,战斗力十分低下,远远不如边镇那些久经沙场的士兵。与此同时,节度使的权利太大,安禄山长期身兼幽州、平卢两镇节度使,拥兵近14万人;王忠嗣曾短暂身兼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拥兵近27万人,朝廷为保证军事作战效率,却没有对他们做出制度性的防范。于是,这就造成了军事上外强中干的局面。

天宝十一载(752年),权相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兄弟杨国忠继任为宰相,这就彻底打破了外戚不得干政的原则。然而,宦官高力士的崛起早已打破了“宦竖不与政”的原则。与此同时,唐玄宗也早已放弃刚即位时奉行节俭的作风,生活上挥霍无度,并不断重用理财专员搜刮民间财富,满足私欲。于是乎,政治上的种种乱象丛生,这就造成了统治阶级与黎民百姓不可调和的矛盾。

截止到天宝十一载(752年),唐玄宗亲手破坏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使唐朝又回到了他刚即位时的状态,但他却没有进行任何补救,并放纵社会危机加深。可以想象,唐朝即使没有安史之乱,也会走向衰败,只是时间早晚和由谁触发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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