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末的蒙古人“不能打”了？

在藏传佛教里，“磕长头”可能是最虔诚的礼佛方式之一：

磕长头”为等身长头，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划地为号，起身后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如此周而复始。

有人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各种争论从未停歇。

至于你问我如何评价，只能说四个字：真不知道。

今天的文章，与“磕长头”无关，但跟磕长头背后的藏传佛教有些关系——藏传佛教，给百年前的蒙古人带去了什么？

普遍认为，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原因很简单：

信了喇嘛的蒙古人，战斗力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大批青壮年出家为僧，人口锐减；大量的财富捐献给寺庙，生产力发展陷入停滞。

清末民初的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牧民，要么负债累累，要么陷入破产。

你难以想象，当年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的后人，竟会落魄到如此境地。

在人口上，清初时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而当时中国全境的人口，已经到了“四万万五千万”。

与之相对的，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众多：

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所以，当时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们，对藏传佛教无不大加鞭挞。

像《蒙古风俗鉴》的作者，有过求学日本经历的罗布桑却丹，就撰文怒斥道：

“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

但是，如果稍微下点功夫研究研究，就会发现：把蒙古人衰弱的大锅，统统扣在藏传佛教身上，好像也不太对劲。

元朝时，随着西藏八思巴进京，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

但随着元顺帝北遁，藏传佛教就“失联”了；恢复了游牧传统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萨满教。

藏传佛教与蒙古人再续前缘，是二百年后的1578年。彼时的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

阿拉坦汗

从阿拉坦汗开始到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灭亡，又是差不多二百年。

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中兴”，人口开始回升，到了明末，已经达到200余万。

此时，藏传佛教已经传入了大半个世纪，但人口并未锐减。

至于战斗力，至少当时的蒙古人“也还行”：

1635年漠南蒙古率先归顺清廷，而漠北喀尔喀蒙古，一直坚持到1691年；至于漠西卫拉特蒙古（噶尔丹汗国），更是坚持到了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

清朝征服漠南蒙古，用了42年；而清朝入主中原，直至收复台湾，用了39年。

像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全民笃信藏传佛教。但其鼎盛时期，已然能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其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

噶尔丹

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以至于乾隆皇帝下令“部落灭绝”：“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

同为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蒙古，战斗力也不容小觑。

雍正归并青海时，不仅是青壮年，连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

以郭隆寺一战为例，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不敌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

甚至连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喇嘛教的重新进入，使得蒙古地区在文化上，有了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

北元后的蒙古地区，因为常年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分子几乎消失殆尽。别说牧民，就算是王爷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

但在喇嘛教进入后，新的知识阶层——喇嘛集团产生了。

因为大家都信喇嘛教，因此战争几乎不波及寺庙，因此喇嘛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

资料显示，当时的各大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所以，当时的喇嘛不仅会念经，还会画画、会治病、会画图纸，及其受人尊重。

有了这些喇嘛，蒙古的历史和文化才得以规范和传承：

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与此同时，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文献，得到妥善保存——像《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因为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很多市镇围绕寺院而生。

像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西陲一大都会”。

更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

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而藏传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

也就是说，从北元道清朝中期（至少），蒙古地区的人口、战斗力、文化建设等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衰颓现象。

可是到了清末，怎么突然就“掉线了”？

如果查阅资料，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把当时的蒙古比作堤坝，那么从清朝建立的那一刻，堤坝上就已经出现缝隙；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了清朝末期，堤坝终于陷入崩溃。

人口锐减，首先是清廷近乎种族灭绝式的屠杀。

在清军征讨漠南蒙古的过程中，像察哈尔、土默特、内喀尔喀等部，遭到了极重的摧残：

察哈尔部原有人口45万人左右，最惨淡之时仅剩不到17000人；土默特部原有人口54万，到末代土默特汗投降清廷时，仅有部众3300人；内喀尔喀五部原有人口10万左右，最终三部彻底溃灭，剩余两部归附时不足万人。

至于卫拉特蒙古，结局更为惨烈：

雍正时归并青海和硕特蒙古，“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原本20多万的人口，仅剩“壮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名”。

乾隆灭亡准噶尔汗国，更是进行了“不得不除恶务尽也”的大屠杀：

“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厄鲁特种类尽矣”。

其次，是所谓“盟旗制度”的实行。

当年蒙古铁骑之所以睥睨欧亚，主要就是归功于其灵活的机动性。

清廷意识到，要想让归顺的蒙古人不再“造次”，便要将其分散成碎块，并牢固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使他们不能再机动，不能再联合。

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分散得如此之碎，也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了。

各旗虽然人口很少，但大小官职齐全。

封授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到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袭爵位，各级爵位的贵族都享有一定的特权。

寄生贵族群体庞大，供养他们的部众则人口稀少，部民负担极重，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

同时，清廷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这样的后果，就是天灾来临之时，便只能坐等救济。

一旦救济不及时，便会出现大规模的死走逃亡；即使没有天灾，长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得草场退化、沙化，畜牧业萎缩，生计日益艰难。

除此之外，无论内外战争，蒙古兵都是要出壮丁参军，征兵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如此，人口的恢复也就难以实现。

第三，便是旅蒙商的官督垄断。

这个我不做任何评论，仅以一段记载便可窥知一二。

1844年，法国传教士E·P·苟戈慕游历蒙古时，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位叫姚庆图的商人，在与之交谈时，记录下一番生动的说辞：

“您不熟悉蒙古人，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挽着他们的手臂，答应贷给他们商品。当然，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利息积累起来，并且我们还要利滚利。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因为这些债务还要由其子孙们继续偿还。他们用绵羊、骆驼、马、牛等等来还债。我们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买这些牲畜，在市场上再高价卖掉。”

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晋商重利盘算，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帐，搜括将空，万骑千群，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的情形。

彼时的清廷，何尝不知整个蒙古地区陷入全面崩溃的事实？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他们喜闻乐见的。

这时候，藏传佛教便成为了他们极力推崇的“挡箭牌”。

清廷对喇嘛给予了极大的“厚待”，为的就是避免出现以藏传佛教为号召的反抗。在清廷的领导下，整个蒙古地区大力修建寺庙，并给予僧侣们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

在当时的行政参与下，寺庙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能承担的范围。

有寺庙便要有僧人，而出家为僧又有如此之多的好处，因此青壮年们必然会选择进入寺庙当喇嘛——这是摆脱贫困生活与征发差役的最好选择。

所以，乾隆才会有底气说“一座喇嘛庙，胜养兵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