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傻充愣的金发英国首相，是怎么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的？

鲍里斯·约翰逊的家族从来没能彻底摆脱不安全感。他们家族上数五代是奴隶，曾曾祖父则来自土耳其Anatolia Kalfat的一个金发村庄，这也是鲍里斯家族世世代代都拥有一头金发的原因。

鲍里斯的曾祖父Ali Kemal是个很有故事的人，他是个虔诚的土耳其亲英派穆斯林，6岁起便可熟练背诵古兰经，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经历了一战，1888年，19岁的Ali因成立学生社团被捕，后被流放了很多年。一战后，他和一些英国人建立联盟，反对当时在Kemal Ataturk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1919年5月被任命为苏丹最后一届政府的内政部长，被同时代人评论为“傀儡的傀儡”。但不幸的是，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站错队，1922年Ataturk重新夺权，Ali被当成卖国贼处置，被人用棍棒、石头、刀子轮番折磨，最后被绞死。

（鲍里斯的曾祖父Ali Kemal）

这个惨烈的故事教育了一代代包括鲍里斯在内的约翰逊家族的人，他们非常明白认死理和正面对抗能有多危险。这也是鲍里斯后来在政界很少和谁产生公开正面的冲突的原因之一，他更倾向于使用圆滑而有效的方式逐步削弱对手。

Ali的儿子是Osman，他的母亲生完他后不久就因为产褥热去世，Osman和姐姐Selma不得不从小和远在英国的外婆一起生活，并跟了外婆的英国姓氏约翰逊Johnson。根据Osman的成长经历，不难想象他有多么渴望爱和安全感，因此他非常热爱让他拥有了安定生活的英国，再加上当时土耳其人在英国会受到歧视，因此他让别人叫自己更为英式的名字Johnny，并刻意隐瞒自己的土耳其血统。

1936年，Osman和Irene Williams结婚，Irene的家族上数几代和法国贵族能扯上关系，因此她对自己家族的辉煌过去非常眷恋，并十分渴望象征着她出身的、来自母亲那边的姓氏de Pfeffel能留在家族里，因此后来鲍里斯的全名（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里也有这个名字。

她对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鲍里斯的爸爸Stanley，寄予了极高期望，而Stanley也非常有野心，觉得自己可以单枪匹马打造属于自己的政治和传媒帝国。他性格冷酷，甚至自己都承认自己有点冷漠，8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家上寄宿学校，晚上听到同屋男生因为想家而哭，他只是冷静地说，“我也想我妈，但也不至于哭吧”。很多和他认识了几十年的人，甚至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他有兄弟姐妹。

Stanley的性格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几个特点有些直接遗传给了鲍里斯，而有些则从侧面上影响了鲍里斯的性格。第一个特点是自视甚高，但能力有限。其实Stanley算是聪明的学生，他19岁得到Stapledon奖学金，考入牛津大学，心气儿很高的他给自己的大学生涯定了三个目标：一是赢得橄榄球比赛奖项，二是成为学生会主席，三是学业上拿到第一名。但实际上这三个目标都没实现，学生生涯唯一的高光时刻是得到了Newdigate奖。但这丝毫没有打击Stanley的自恋心理，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传记《Stanley I Presume？》里，花了大量篇幅详细列举他在学校里获得的所有奖项、高分科目、体育比赛里的出色表现等等。

第二个特点是不分场合地开玩笑，甚至是荤段子，比如当他的一个小学同学痛苦地回忆小时候被校长性虐待的往事时，Stanley非常轻率地说了一句“他从来没骚扰过我”；而在他出版过的书里也充满了数不清的黄段子。Stanley自己也承认他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点难以把握尺度，缺乏同理心和共情能力。

第三个特点是花心、不顾家。1963年，年仅22岁的Stanley和21岁的同学Charlotte Fawcett（也就是鲍里斯的妈妈）结婚了。Charlotte出身名门， 爸爸是James Fawcett爵士，妈妈Beatrice是杰出的古地理学家Elias Lowe教授的女儿，著名的女权组织福西特协会就是Fawcett家族的祖先创办的，家族有很多贵族人脉关系，且都非常热心于人权运动，全家都是左翼，因此当他们知道Charlotte和支持保守党的Stanley在一起的时候都非常吃惊。

二人结婚后Stanley通过赢得Harkness奖学金得以来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留学一年，Charlotte于是中断学业来美陪读，很快就怀孕了。而当时的Stanley发现自己在英国得奖的诗作在美国却反响平平，因此为了给自己散心，决定带着怀孕的新婚妻子去墨西哥旅游。在当地他们很幸运地遇到了Stanley同学的父亲Boris Litwin招待他们，为了表达感谢，Stanley承诺如果孩子是男孩，就给他起名Boris鲍里斯。这就是鲍里斯名字的由来。

1964年6月19日鲍里斯出生，因为Stanley向来不爱花钱，因此Charlotte生孩子的地方是纽约当地穷人常去的一家小诊所。鲍里斯从小就非常安静，一直到8岁之前都有被称为“胶耳”的听力障碍，这种病症会带来严重的疼痛和感染，因此鲍里斯不得不一直呆在床上。直到现在鲍里斯都会把自己性格中喜欢回避的一面归结于小时候的听力障碍上，因为他非常害怕自己会说错话。直到青少年时期这个病才完全治愈，也正是从那时起鲍里斯真实的性格才开始慢慢浮现。

约翰逊家族的老朋友们至今都对鲍里斯的公众形象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记忆中，十几岁的鲍里斯是个非常安静好学勤奋的男孩，也丝毫看不出有任何野心。在旁人的眼里，那时的他是个严肃而喜欢独处的男孩。

说回Stanley，婚后的他常常不在家，1965年他和Charlotte离开牛津，几经波折后Stanley进入世界银行工作，经过Charlotte独自一人辛苦的整理、打包和搬家工作，这个历经奔波的年轻的家庭终于到华盛顿顺利落脚，有了他们的第一个房子，也开始在华盛顿当地结交了自己的社交圈，其中包括著名的BBC记者Charles Wheeler（此处留一个伏笔，此人后来在鲍里斯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Charles Wheeler）

但Charlotte向往的这种平静生活没过上几年。1968年的4月1日，Stanley开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愚人节玩笑：他给老板提交了一个1亿美元的正式申请，希望将该笔贷款投入到建造三座新的金字塔和一个狮身人面像上。他当时的上司Robert McNamara显然不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笑，开除了Stanley。

虽然Stanley后来很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因为工作地点在纽约，这家人不得不再次搬家。当时的美国局势动荡不安，马丁路德金、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等名人相继被刺杀，这让需要照顾孩子的Charlotte非常不安，但Stanley完全没有要体谅妻子的意思，他的新工作——国家人口控制政策小的项目主任——让他能够在一年内出差里程数达到3.5万英里，完全让他爱玩的性格得到了满足，一年后工作报告完成，1969年的夏天，一家人终于回到了英国。

约翰逊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偏重艺术和文学，电视几乎不让看。鲍里斯年幼时有点绘画天赋，至今爱画画。Stanley对孩子们都抱有强烈期望，这也让几个兄弟姐妹间有了些许竞争的意味，比如鲍里斯至今对妹妹Rachel识字比自己早耿耿于怀。但这种竞争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年一直搬家，除了兄弟姐妹外，他们实在很难交到别的朋友。鲍里斯也是在那时养成了一种和同性保持一定距离的习惯：他只和女人亲近，和男人总有点礼貌的疏远，没有特别铁的哥们。

因为工作关系，1973年约翰逊一家再次搬家，到了布鲁塞尔。上文提到的他们在华盛顿结交的Charles Wheeler一家也在，这使得鲍里斯得以和儿时认识的Charles的女儿、安静直率的Marina Wheeler“再续前缘”。他们在同一个学校上课，Marina对鲍里斯没什么兴趣，但鲍里斯非常努力地吸引Marina。

在Stanley和Charlotte的整个婚姻期间，Stanley出轨了无数次，且基本不顾家，Charlotte因此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1974年还曾因此崩溃到住院，直到1979年，忍无可忍的Charlotte终于离婚。这期间Stanley曾未经Charlotte允许，直接把鲍里斯和妹妹Rachel送到寄宿学校，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在缺乏母爱又不得不依靠不靠谱爸爸的环境下长大。鲍里斯也成了妈妈的情感支柱，这让他后来成了一个特别善于倾听女人心事的男人（讽刺的是，虽然成长过程中目睹了自己妈妈吃尽苦头，长大后的鲍里斯却重复了爸爸的老路）。

家里乱成一锅粥不说，在学校里鲍里斯也因为自己的土耳其血统受到过欺负，所有这些强烈的不安全感，让他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自我保护体系：他外表不修边幅，实则博览群书、非常勤奋，希腊语和拉丁语成绩远超同龄人。在阿仕顿预科寄宿学校鲍里斯考取了国王奖学金，得以进入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伊顿公学。

伊顿是全英国最顶级贵族中学，学生大多是英国最顶级权贵后代。在这里，鲍里斯接受了标准的精英思想洗礼，他的好学程度远超其他同学，但没有拔尖的科目，更接近一个通才。他的老师David Guilford说：“尽管在伊顿已经教过几百个非常聪明的学生，但鲍里斯仍然是其中数一数二的。我也教过卡梅隆（即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但当时对他完全没印象，（相比鲍里斯）卡梅隆就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学生。”

（伊顿时期的鲍里斯）

鲍里斯的“人设”也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他在学校是个风云人物：虽然外在非常狂放不羁，但作为一个高智商的学生，他的搞笑行为没有招到同学嘲笑，反而能让其他人和他一起笑，而且他从那时起就学会了用幽默和自嘲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想出人头地，就不能当反叛者，于是他积极地学习、融入所有伊顿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了自己身上试图领导其他人的精英意识。

（伊顿时期的鲍里斯）

但正如上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过的那样，他虽然受欢迎，却和每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谁都没有特别熟络，仅有两个密友：Charles Spencer（戴安娜王妃的亲弟弟）和Darius Guppy。因为关系亲密，三人被称为铁三角。

（左：Darius Guppy，右：Charles Spencer）

鲍里斯对新闻工作的兴趣也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来，他争取到了校报《Chronicle》的编辑工作，他的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通过这个职位得到展现，也因此提升了在自己圈子里的地位，和出身远超自己的贵族阶级同学结下了人脉。

1981年，鲍里斯加入了伊顿的POP社团，这个社团是仅面向伊顿最顶级、最受欢迎的一小撮人开放的私密社团，通常只有最有钱、最聪明或者最受欢迎的人才能加入，并且学校也不干涉这个社团的具体运营情况，鲍里斯为了加入这个社团，只和学校里出身最顶级的同学打交道。但鲍里斯性格中比较可贵的一面是，虽然他为了进入核心圈努力经营贵族人脉，但他也会对其他普通同学很友好，比如他对当时伊顿非常罕见的黑人同学也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和相处，完全没有那个年代白人精英对外来者居高临下的态度。

（最右为鲍里斯）

鲍里斯在伊顿完成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就是加入辩论社并成为社长。曾在当时和他辩论过的Emma Jenks说：“当时我们都提前准备发言稿，只有鲍里斯是临场写的，并且写得非常好，但我不确定他是真的没准备还是只是假装没准备。我更倾向于是后者。”

对伊顿时期的鲍里斯的整体表现，可以从一些旁观者的评价中了解一二。上段提到的Emma Jenks的爸爸Brian Jenks爵士早在那时就预测说鲍里斯以后会成为英国首相，因为他有非凡的感染力。而担任过鲍里斯某场辩论比赛评审的历史学家Tim Connor则认为鲍里斯辩论风格轻松机智，喜欢痛斥对方辩手。Eric Anderson爵士说鲍里斯毫无疑问是他在伊顿教过的最有趣的学生，并说只要和鲍里斯待过一小时的没有人会忘掉他。但也有人说尽管鲍里斯很有个人魅力，但性格流于表面，处理不了认真严肃的事情。

后来鲍里斯以全额奖学金考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在间隔年（意为正式升学之前为期一年的旅行/实习等社会实践）期间，他选择去澳洲顶级私校Geelong Grammer School教英语和拉丁语，而不是像其他同学那样去非洲等落后地区支教。这个选择是非常有约翰逊家族的价值取向特点的。

（Geelong Grammer School）

到了牛津，鲍里斯依然如鱼得水，他延续了伊顿时期的幽默搞笑又不修边幅的人设，在一群上层阶级出身的同学中也是风云人物。牛津学生向来被灌输要成为领袖和人上人的思想，他们都十分确定自己会成为名人或掌权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鲍里斯的同学名单中包括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隆在内的大批名流，连鲍里斯自己回忆起来都带着喜悦和骄傲的神情。这批牛津同学中很多同时也是鲍里斯在伊顿时的同学，他们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内部小圈子。鲍里斯在伊顿时期建立的铁三角圈子延续到了牛津。和鲍里斯竞争过牛津大学辩论社主席的Mark Carnegie说，鲍里斯性格非常封闭，不和除了铁三角以外的任何人敞开心扉。

正如在伊顿上学时加入了POP社团那样，鲍里斯在牛津也加入了一个著名的精英社团——布灵顿俱乐部，成员非富即贵，主要活动内容是非常放纵的玩乐打闹。很多和鲍里斯同期参加了布灵顿俱乐部的人说，鲍里斯并不常出现在俱乐部那些放纵的社团活动中，因为他不喜欢酗酒后失控的感觉，也几乎不抽烟。

在大学时期鲍里斯谈了第一个正式的女朋友：贵族出身的Allegra Mostyn-Owen。Allegra是学校里的著名美女，登上过《Tatler》杂志的封面，追求者甚众，非常抢手。一般学生和Allegra相处时都非常紧张拘谨，但鲍里斯非常放松自在，给她写的信里也毫不避讳地说她让他想到他妈妈。一段暧昧期过后，鲍里斯下了最后通牒：如果Allegra不和他交往，那么他们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两人于是正式确定关系，鲍里斯还向她求了婚，但被老练的女方父亲Willie一眼看穿，他说鲍里斯太贪心，而且他不整洁的外表也都是故意做出的样子。

（Allegra Mostyn-Owen）

鲍里斯对辩论社的兴趣也延续到了牛津。他曾两次竞选牛津大名鼎鼎的辩论社主席，第一次竞选的他缺乏经验，没有像其他竞选人一样广撒网拉票，而是集中力量拉拢原来老伊顿关系网里的精英份子，手段上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鲍里斯毫无悬念地输了，但这也教会了他重要一课：没有人在从政路上仅仅依靠自己就能成功，光靠原来伊顿的那些人脉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打造一个响亮的个人品牌形象。

第二次竞选的鲍里斯学聪明了，他淡化个人政治立场，突出了自己的幽默性格，并不吝于对自己的外形自嘲。为了淡化自己的老伊顿精英气息，他对外表现出一副疏远了Darius Guppy等老友的样子。虽然外表依然是一副插科打诨的形象，但这次鲍里斯准备的非常专业，他甚至组建了专业团队，团队负责人Anthony Frieze说他们把触角伸向了很多之前大学社团竞选不会考虑到的地方。由于辩论社不允许公开竞选，因此他们偷偷做了很多准备，列了无数可供拉拢的投票人名单，完全超越了普通校园竞选的水平。付出得到了回报，1985年11月28日，鲍里斯的竞选演讲得到了如潮好评，最终以809比466的大比分赢得选举。

成为牛津辩论社主席后，他和Allegra这对情侣更出名了，被戏称为“美女与野兽”组合。辩论社主席历来在女生中都是非常抢手的，鲍里斯也不例外，多了很多女粉丝，大批女生主动投怀送抱。不过对于他成为辩论社主席后的工作表现，同学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总是谨慎地回避很多事，没有原则，也有很多人在那时就已经看穿了他用凌乱外表掩饰精明内心的本质。

（鲍里斯和Allegra Mostyn-Owen）

和爸爸Stanley一样，鲍里斯也给自己的大学生活定了三个目标：一是成为辩论社主席，二是找到一个老婆，三是在学业上拔尖。第一个实现了，第二个也基本有戏，唯独第三个目标遥遥无期。一来这不是仅靠智力就能实现的，需要非常专注努力，二来他偏科，古典文学和哲学成绩很好，其他科目成绩则较为普通。老师们对他的评价也两极化，要么很喜欢他，要么很不喜欢他。

1987年鲍里斯从牛津毕业了，同年他和Allegra举办了婚礼。鲍里斯毕业的那个年代适逢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以高薪吸引了一大批名校毕业生，相比之下任职公务人员则显得过时了。鲍里斯也投身时代浪潮，在LEK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1.8万英镑。但没过多久鲍里斯就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咨询顾问的工作，于是靠着学校积累的人脉和母亲那边的背景，他在1987年年底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名实习生。入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出差去伍尔弗汉普顿待三个月完成一个专题采访。那时Allegra也处在事业转变期，正在为考取诉讼律师资格而做准备。这次长期分别让他们本就不稳定的年轻婚姻雪上加霜。

鲍里斯在《泰晤士报》的工作经历实在难说愉快，他那种散漫的外表也没给领导们留下好印象。长期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底层初级重复工作，对于鲍里斯这样在学校当惯了风云人物的人来说是非常压抑的。大概是为了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有一次在写一篇和爱德华二世相关的文章时，为了增加可看性，鲍里斯在文中加了一段非常煽情的描述，并引用了鲍里斯的教父、牛津大学博士Colin Lucas的一段话，但实际上这段话Lucas并没有说过。Lucas知道此事后自然是非常生气，因为这严重影响了他作为学者的专业性。鲍里斯的报社领导知道情况后，决定解雇鲍里斯。

后来鲍里斯在《每日电讯报》找到了新工作。这家报社的氛围更适合鲍里斯，他们能包容他这种聪明的怪咖。他当时的同事Quentin Lets评价鲍里斯是说：“虽然他来的时候名声并不好，但他对和别人套磁搞社交没兴趣，他极其努力，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常规的记者不一样。他本质上不是个新闻工作者，他总是试图寻找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这种平淡的生活过了一年多，鲍里斯的事业就迎来了一个转机，《每日电讯报》布鲁塞尔分部出现了职位空缺，鲍里斯积极地争取了这个机会，并于1989年3月前往布鲁塞尔就职。这个工作机会的意义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1988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发表了布鲁日演讲，1989年年末柏林墙被推倒，这些世界级大事件，让欧洲和欧洲事务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鲍里斯的选择，相当于让自己降落在了一个完美的风暴中心上。

事实证明鲍里斯赌对了。在来到布鲁塞尔后的几年内，他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并被其他媒体纷纷效仿。他文风幽默，擅长以搞笑的方式把原本拿不上台面的立场表达出来，比如他会写“意大利橡胶产业因制作的安全套尺寸太小而触犯了欧盟原则”这种话。

鲍里斯真正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和主流观点唱反调才能出名。于是他成了著名的欧洲怀疑论者，这个观点在那时还是很罕见的，但大约五年后就变成了主流观点，鲍里斯也成为了唯一一个通过这个立场在民众中引起情感共鸣的媒体人。鲍里斯把这种情况比喻为股市：“这是一个自由市场，因此总会有人和大众唱反调，随时准备低价买入（支持某个不同观点）。如果这时有人能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其他的股票（提出和主流不同的看法），那么就会出现引爆点，突然之间所有人都会开始买这个股票（支持这个观点），而不是卖股票。”

工作之余，他“不羁”的外表和人设也和以前一样，完全没变。他会隐藏实力，绝不展现出聪明的一面，还会故意模仿拙劣的法国口音逗笑大家，但实际上他的法语说得非常好。在人人衣着得体的布鲁塞尔，他毫不避讳地穿着已经脏了的衣服。

鲍里斯也会像其他媒体人那样批评政要，但他绝不是随便攻击别人的愣头青，被他点名批评的都是经过他仔细考量和筛选的。比如那时他长期抨击时任英国外交部长的Douglas Hurd，导致Hurd不堪其扰，说每次看鲍里斯写的文章都觉得他在向自己扔手榴弹。Hurd还在外交部特设“鲍里斯部”，专门研究如何反驳鲍里斯的批评言论。当时曾有官员愤怒地打电话给鲍里斯，质问他为什么这些写，鲍里斯含糊其辞地敷衍对方说那些只是他的个人看法。

（Douglas Hurd）

但形式比人强。尽管争议不断，但鲍里斯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职业生涯是伴随着欧盟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1990年随着撒切尔夫人下台，欧洲一体化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布鲁塞尔更是被各大媒体派驻了大量明星级别的记者长期驻扎，但即便在这群人里，鲍里斯依然是“唱反调大王”，乘着这股东风，他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媒体人，文章的影响力和分量越来越重。

但也不乏一些人看出了他的问题，时任英国政府新闻秘书的Richard Stagg爵士说，鲍里斯和其他媒体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的文章不客观，充斥着自己的判断和政治目的；上文提到的Hurd，以及Charles Gran都认为鲍里斯骨子里其实是个亲欧派，Peter Guilford则认为鲍里斯这么写文章，除了能提高辨识度外，另一方面也是为以后的职业生涯铺路。当然鲍里斯也不是省油的灯，《英国金融时报》的David Gardner曾发表过一篇批评欧盟某项新政策的文章，鲍里斯看到后非常生气，于是疯狂地给Gardner的办公室传真发邮件，一直发到传真机缺纸。

（David Gardner）

那段时间鲍里斯最具爆炸性的文章写于1992年5月。那时欧洲外交部长会议正在葡萄牙吉马良斯举行，部分成员国需要对商讨当中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投票，丹麦的一票至关重要，于是需要在丹麦国内全民投票进行表决。这时鲍里斯写了一篇名为《德洛尔计划统治欧洲》的文章，说时任欧共体主席的雅克·德洛尔决定取消欧盟主席国轮值的制度，改为把权力集中在布鲁塞尔。这篇报道被丹麦国内党派利用，并大肆在丹麦国内宣扬，最终丹麦迫于压力，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上投了反对票。鲍里斯的行为毫无意外地引起了大量争议，甚至连他的部分支持者都倒戈抨击他，但显然鲍里斯自己不这么认为：直到十年后，鲍里斯谈起此事时，仍然非常得意。

(《德洛尔计划统治欧洲》)

工作上顺风顺水，但家庭生活的裂痕已经掩不住了。那时鲍里斯和Allegra的婚姻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鲍里斯沉迷工作、无心顾家，有时候Allegra甚至需要打电话到鲍里斯的报社才能知道他在哪。1990年10月，忍无可忍的Allegra独自打包行李返回伦敦，和鲍里斯分居了两年。不甘寂寞的鲍里斯和本系列第一篇文章（点这里看）里提到的、当时也在布鲁塞尔工作的、青梅竹马的Marina Wheeler旧情复燃。

Marina毕业于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学院，毕业后成为律师，意志坚定、事业有成，内心非常强大，和性格敏感的Allegra完全不同。在鲍里斯的疯狂追求下，Marina也同意和鲍里斯在一起。这种三人行的关系彻底惹毛了Allegra，她于1992年年初把自己的所有家当全部搬离布鲁塞尔的家。1992年10月，Marina和鲍里斯订婚，并怀上了他的孩子。1993年4月，鲍里斯办好了离婚手续，5月，他和Marina举办了婚礼，6月12日Marina生下了她和鲍里斯的第一个孩子Lara。

（这令人窒息的时间线......）

(中间的粉衣女孩是鲍里斯的大娃Lara)

1994年，鲍里斯带着种种争议，离开布鲁塞尔，返回伦敦老家。他和Marina在伦敦北部安家，家里被Marina管理得井井有条，1995年、1997年、1999年他们分别有了自己的另外三个孩子，分别是Milo、Cassia、Theodore。看了这个系列文章的读者朋友们大概也猜得到，以鲍里斯大男子主义的风格，当然是不会带孩子的，家务事由Marina和保姆全部包揽，鲍里斯不仅不帮忙，还曾因为自己的袜子配不上对而埋怨Marina，他和妻子在教育方面唯一的共同点是，相比同为精英阶层的其他父母，他们不会苛求孩子以便实现自己的野心，鲍里斯甚至有点瞧不起那些喜欢逼迫孩子的父母。但在两件事上鲍里斯是非常严格的：首先他要求孩子们有独立性和积极性；其次他严禁孩子玩任何形式的电子类游戏，他认为电子类游戏是最严重的毒品。

（鲍里斯的二娃Milo）

（鲍里斯的三娃Cassia）

（鲍里斯的四娃Theodore）

大概是被老婆照顾得太好，以至于鲍里斯在外有点缺乏生活能力。有一件轶事可作为佐证：鲍里斯曾为GQ杂志写过一段时间的专栏，当时和他对接的编辑Dylan Jones说杂志社给他付的钱是史上最高的，因为其中除了稿费外，还有因为鲍里斯到处乱停车而被罚的款，鲍里斯说罚单多得像雪片一样。这个款项鲍里斯自己当然是不愿意付的，于是GQ杂志全部“买单”。

（Dylan Jones）

说回鲍里斯的工作。回到英国后他仍然在《每日电讯报》任职，年仅30就成为助理主编及首席政治专栏作家。虽然职位高升，但面临的困难没有减少：作为政治记者，鲍里斯缺少真正的政治立场，每次被迫表态时，说来说去都是反欧洲主义和反死刑的老生常谈，这些让他很害怕被外界认为自己是黔驴技穷了。时任英国首相的John Major也看鲍里斯不爽，说他的文章是给保守党内部煽风点火，是引起内讧的行为，甚至早在鲍里斯1993年还没回伦敦的时候，Major就曾阻止过他竞选欧洲议会议员。

（John Major）

但这些内心的种种焦虑，都丝毫没能改变鲍里斯的文风，他的争议性言论有增无减，也根本不把“政治正确”放在眼里。他曾在1997年6月25日发表的文章上写道，“来自炎热的马托格罗索的黑鬼们让英国人陷入了两难境地”，后来还说“英国女王爱上了英联邦，因为这能让她经常享受到一群摇旗呐喊的黑鬼们的欢呼”。他对女人和女性主义的评价也很负面，说“我们活在一个女权主义时代，我们活在一个在公开场合装可怜就可以赢得选票的时代”。但如果对自己的看法产生动摇，鲍里斯的态度也可以随时大反转，比如他在2001年时对小布什赞誉有加，到了2004年则说小布什在某些问题上的表态能力连自己七岁的孩子都不如。

1995年，鲍里斯遇到了整个媒体从业生涯最严重的危机。事情要说回1990年，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里提到的鲍里斯学生时期的挚友Darius Guppy因涉嫌骗保，被《世界新闻报》记者Stuart Collier调查，焦头烂额的Guppy找到鲍里斯，希望他能提供Collier的家庭住址，声称要找人揍他。鲍里斯同意提供地址，但又怕事情闹大、把自己卷进去，因此一直反复确认Guppy会不会把人揍得太狠。1993年Guppy最终还是被判了五年刑期。这事直到1995年6月才被爆了出来，而爆料人正是当年Guppy一起骗保的同伙Peter Risdon。

（Darius Guppy）

事情曝光后，鲍里斯澄清说自己当时没有提供地址，也和自己的上司Max Hastings进行了长谈。具体谈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最终Hastings出人意料地没有解雇鲍里斯，只是对他进行了谴责。鲍里斯常年打造的“小丑”形象也在后期危机公关中起了作用，毕竟人们实在很难把这样一个喜欢插科打诨的人，和预谋斗殴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那段时间虽然难熬，但最终鲍里斯平稳落地。

早在1993年鲍里斯还在布鲁塞尔的时候，就动过从政的念头，表达过希望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99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想法，但因为当时得罪了时任英国首相的John Major而未能实现。后来他转移目标，改为通过在英国下议院获得席位。

（John Major）

1997年，鲍里斯从政的心思再次活络。经过多番尝试后，他最终被选为北威尔士劳动党安全席位南克维德党的候选人，但在1997年的大选中，以9091比22901的票数大比分输给了工党候选人。鲍里斯政治生涯的开局不可谓不坎坷，他当时的上司Max Hastings也不看好他从政，觉得他虽然聪明，但性格滑稽，不适合当政治家。

Nick Robinson曾私下问鲍里斯为什么明明当记者当得风生水起，却还如此执着于从政，鲍里斯的答案是：当记者改变不了任何现状，只有议会里的那些人才能做出改变。所以不顺利的竞选结果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但以鲍里斯圆滑的性格，他没有在一棵树上一直吊着，1999年7月他被任命为《观察者》的主编，而提拔他的领导Conrad Black做出这个任命，原因正是因为鲍里斯承诺已经彻底放弃从政的想法。

（Conrad Black）

但实际上鲍里斯完全没有改变主意：2001年5月，他被选为牛津郡泰晤士河畔亨利镇选区的保守党议员，正式踏入英国政坛。这件事把Conrad Black气坏了，怒斥鲍里斯是个让人无语的骗子。而身段柔软的鲍里斯则对Conrad各种道歉，想争取在媒体界和政界身兼两职。Conrad考虑到鲍里斯如果身兼政客，对报纸的曝光率也有帮助，最终同意了这个想法。报社给他配备了两名助理Stuart Reid和Ann Sindall，帮他打理所有工作上的杂活，以便他专注于工作。

鲍里斯的亨利镇议员位置的前任Michael Heseltine德高望重，和鲍里斯一贯吊儿郎当的公众形象形成了强烈对比，因此鲍里斯刚上任时一度引起舆论的极大反弹，很多人辞职表示不满，还招来了一些关于竞选黑幕的指控。BBC记者Anna Ford评价说：“鲍里斯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好议员？他连自己都照看不好。”另外鲍里斯身兼议员、主编、专栏作家的多重身份也引起了同僚的不满，毕竟这几个工作存在利益冲突。处于平息民愤的考虑，鲍里斯在2001年10月接受采访说自己降低了在《观察者》的薪资，以抵消自己减少了的工作时长，但他的上司Dan Colson毫不客气地拆穿说：“我可不记得给他进行过任何减薪，他总是哭穷，很会讨价还价。”

鲍里斯的工作量很大，他当时的秘书Melissa Crawshay-Williams说自己每天要处理至少200封电子邮件和200封信件，数量上远高于其他人，鲍里斯本人需要经手的工作可见一斑。因为年纪和工作压力，那时的鲍里斯开始发福，为了健康考虑他养成了慢跑和骑单车的习惯，并把这些运动充分地利用起来，成为了他塑造公共形象的途径，每次跑步必穿着花里胡哨的短裤让记者拍。

忙归忙，鲍里斯担任议员的第一个任期毫无亮点，在659名议员排名525名，意兴阑珊的鲍里斯在政治工作之外花了很多时间在副业上，2002年还出了本书。这种不投入工作的状态惹毛其他议员，对鲍里斯的不满在2002年3月达到了顶点：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工党议员Eleanor Hards扔了一个法棍到鲍里斯脸上。这件事给鲍里斯敲响了警钟，他开始更加努力地讨好亨利镇选取的媒体和选民，还特意为取悦他们而开了一个新专栏。为了方便工作，他特意在亨利镇花65万英镑买了一栋房子，举家搬了过去。这听起来貌似家庭团结一致，但实际上鲍里斯的老婆Marina根本不喜欢亨利镇，她和鲍里斯的政治立场也一直不同。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律师，她对成为政治家附属物一般的太太毫无兴趣，极少陪同鲍里斯出席公开活动。Marina的不妥协让鲍里斯很恼火。

鲍里斯政治生涯第一个小高潮开始于2003年。那年10月29日，Michael Howard成为新党魁，这本来对鲍里斯来说不是好事，因为当年他曾在《观察者》上写文章痛骂时任内政大臣的Howard，但高升后的Howard不计前嫌，反而提拔鲍里斯为保守党副主席，还赞美鲍里斯是议会和保守党的宝贵财富，力排众议重用了鲍里斯，并在2004年5月的改组中进一步提拔鲍里斯为影子大臣。鲍里斯自己都受宠若惊，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一连串的任命感到意外。

（Michael Howard）

在“腹黑小丑”这个系列中笔者几乎每篇文章都会提到鲍里斯从学生时代起就渐渐形成的人设，而这一人设在鲍里斯开始从政生涯后更是变本加厉。当时曾短暂地担任过鲍里斯上级的Julie Kirkbride说鲍里斯私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非常聪明，目标感极强，他不修边幅的外表只是让外人放松警惕的烟雾弹；Andy McSmith则说，鲍里斯曾对两个记者的相似内容的采访问题，给出过一字不差的答复，这说明他的对外行为都是进行过排练和准备的。

在中文网络描写鲍里斯的文章中几乎都会提到他的数次婚外情，本文不再列举那些小三、小四、小N的名字。鲍里斯这种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婚姻模式，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鲍里斯最著名的一个婚外情对象是当时伦敦著名的交际花Petronella Wyatt。Petronella出身优渥，三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Dior裙子，当年大卫·卡梅隆（前英国首相）还未婚时，俩人还相过亲。Petronella私生活作风“豪放”，进入媒体圈后对工作时接触的各类人士也毫无避讳，接受过她采访的英国前国防大臣Denis Healey在采访完毕后甚至直接说“很遗憾这次没时间和你打炮（rumpy-pumpy）了”。

（Petronella Wyatt）

在鲍里斯成为《观察者》主编之前，Petronella任职前主编Frank Johnson的副主编，鲍里斯上位后她就被报社解雇了，但鲍里斯给她开了个专栏作为补偿。过没多久二人就搭上线了，他们的关系成了公开的秘密，《每日邮报》还曾在文章中暗示过。时间久了Petronella想“转正”，但鲍里斯没同意。两人的关系持续了4年，Marina心知肚明，但她只当这是无足轻重的插曲。Petronella也不是没想过结束这种地下关系，中间也交过一个美国律师男友，但最终发现还是和鲍里斯在一起最开心，于是这段地下恋情就一直持续了下去。

Petronella为鲍里斯打过两次胎，而把这段关系闹得满城风雨的，正是在第二次打胎的时候。那是2004年10月18日，Petronella肚子里的孩子已经7个月了，她下决心打掉，但鲍里斯的想法一直在变：他一会儿说可以出钱抚养孩子，一会儿又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爸爸。打完胎后，他最终连1500英镑的打胎费用都没有支付，因为他觉得太贵了。

两周后的2004年11月7日《星期日镜报》和《星期日快报》等媒体都把这件事爆出来了，后来又有多家媒体跟进。鲍里斯言辞非常激烈地否认了这件事，他的丈母娘也帮着维护了女婿。议会相关人士要求鲍里斯辞去议会的相关职位，但鲍里斯坚决不同意，毕竟他自己当年在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上是支持克林顿的，因此压根也不觉得这是个大事，甚至觉得自己只是被眼红的同僚给陷害了。但因外部影响过于恶劣，Michael Howard还是罢免了他。

这个婚外情事件的两个当事女主反应大相径庭：Petronalla大受打击，她妈妈甚至声称《观察者》报社把她女儿的人生毁了；而Marina在公众面前则表现得云淡风轻，尽管还有媒体人挖苦她当年也是“带球上位”，如今遭到了报应，但她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Marina其实也不像很多中文媒体描写得那样苦大仇深，她自己也有过一些和男演员Neil Pearson的花边绯闻。

这个沸沸扬扬的婚外情甚至还被人改编成了名叫《Who’s the daddy？》的舞台剧，剧场就在离鲍里斯家一英里的地方。鲍里斯大女儿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那里，而且她因为每天被同学询问自己爸爸的婚外情而倍感困扰。

而鲍里斯的这次婚外情也只是整个《观察者》连环性丑闻的一个序幕而已。这之后，员工家属Rachel Royce爆料前夫Liddle在《观察者》工作时，报社特别喜欢办臭名昭著的派对，让一群有权有势的中年男人和很多年轻女孩共处一室。而鲍里斯找的年轻女孩里包括当年只有20岁的牛津辩论社主席Ruzwana Bashir。再加上2004年8月引起全城热议的《观察者》出版人Kimberly Fortier和内政大臣David Blunkett的婚外情，一时之间《观察者》报社的私生活成了整个英国关注的焦点，民众给报纸起了个别名叫“乱性者”（Sextator），连对岸美国的《名利场》杂志都对这种情况啧啧称奇，讽刺英国媒体圈和政坛的私生活作风混乱。

（Ruzwana Bashir）

掉到低谷的鲍里斯没有放弃对政坛的向往。2005年5月，他重新被选为亨利镇的议员，重回战场。另外他看准了当时38岁的老同学大卫·卡梅隆身上的潜力，对卡梅隆当时竞选保守党领袖的活动全力支持，并在各种文章里对他大肆吹捧。尽管刚开始卡梅隆看起来胜算并不大，竞选过程也多有波折，但鲍里斯把自己重新成为前座议员的希望全部押注在卡梅隆身上。不仅如此，为了向卡梅隆表明自己的决心，还在各种电视节目采访中坚定站队和表态。

鲍里斯赌赢了。2005年，卡梅隆成为保守党领袖，鲍里斯出任保守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并于同年12月辞去了《观察者》主编的职务。

不死心的鲍里斯，一方面除了向老同学卡梅隆表忠心外，出于恢复公众形象的考虑，也开始参与制作偏向学术性的电视节目。2006年，他和导演David Jeffcock合作，拍摄了纪录片《The Dream of Rome》，其中David Jeffcock负责主要的写稿工作，而鲍里斯需要做的是把稿件内容润色成鲍里斯的风格，并展现给观众。

但在制作这个记录片的过程里也闹出过不太光彩的新闻。这个纪录片的制作方是Charles Brand的公司Tiger Aspect，鲍里斯曾暗地里让David Jeffcock另起炉灶创立新的制作公司，负责《The Dream of Rome》系列衍生作品的制作，这样一来鲍里斯能赚到的钱就更多了。Charles Brand当然怒不可遏。大概是处于愧疚心理，很少掏腰包的鲍里斯主动请Charles Brand到一家印度餐厅吃饭，并直截了当地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对政治生涯没有把握，所以必须通过在电视台的工作多赚点钱。后来Charles Brand回忆说，鲍里斯的坦诚让他无话可说，但自那以后两人也无可避免地决裂了。

鲍里斯和David Jeffcock创办的这个电视制作公司叫Finland Station，后来也陆续制作了一系列影响力不大的节目。2006年那段时间鲍里斯也确实是缺钱，他和《每日电讯报》主动要求把他的专栏报价从每年20万英镑提高到25万英镑，而且为了提高自己文章的阅读量，他很喜欢当标题党，写一些诸如《为什么说大卫·卡梅隆是个混蛋（cunt）？》这样的标题来吸引眼球。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通过写专栏、出书、做演讲、做电视节目等方式赚了不少钱，也让自己之前已经跌倒谷底的公众形象有了好转。但好景不长，2006年4月2日，鲍里斯又被媒体抓住了婚内出轨的证据。《世界新闻报》把他和时年29岁的Anna Fazackerley幽会的全过程作为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事件爆出后不久，鲍里斯因公出差去了中国，躲过了一劫，可怜了鲍里斯的老婆Marina，被媒体围追堵截，气得她把婚戒从无名指换到了中指戴。被爆出来的新情人Anna Fazackerley的生活也是被闹得天翻地覆，她被公司解雇，并且被媒体界列入黑名单，找不到新工作。为了补偿Anna，鲍里斯建了一个顾问机构Agora，并把Anna聘为唯一一个雇员，每年给她发27250英镑的年薪。

鲍里斯这么容易吸引媒体注意，除了私生活之外，和他从来不懂得收敛的外放风格也是密不可分的。举个例子，2006年9月，英国著名美食家Jamie Oliver试图在英国推广他的健康午餐套餐，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他们隔着学校围栏给孩子递送午餐。对这种情况，保守党领袖卡梅隆只是中规中矩地表示支持Jamie Oliver；反观鲍里斯，则非常激烈地公开表示反对：“让孩子们吃他们想吃的！为什么家长不能给孩子们送饭？如果我是管事的人，我就让Oliver滚蛋！”这种旗帜鲜明的论调非常能赢得那个情景下家长们的心，鲍里斯天生就精于这一点。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鲍里斯也有了新的事业野心。2007年3月开始，他就与几个密友商讨自己成为伦敦市长的可能性，并通过各种渠道明示暗示卡梅隆选他成为保守党的市长候选人。但不知卡梅隆是出于什么心理一直无视鲍里斯，他考虑的很多人选最后都无疾而终，一直拖到年中都还没定下合适的人选。

而鲍里斯这边情况就麻烦很多。2007年2月，鲍里斯的脖子里发现了一个肿块，到了6月，已经恶化到需要进行为期半年的治疗，不得已只好打电话给卡梅隆说他要退出7月份的竞选。但这些都只是鲍里斯的策略，他不想让卡梅隆觉得自己太猴急、太有野心。眼看着最后一个“备胎”都快没了，走投无路的卡梅隆只好决定让鲍里斯成为保守党的伦敦市长竞选候选人。

鲍里斯的竞选对手是政坛老炮、时年62岁的Ken Livingstone，他被认为是英国近代唯一成功的左翼政治家。为了削弱鲍里斯在民众中的好感度，Ken的团队把重点放在抨击鲍里斯曾经的种族歧视言论上，说鲍里斯这样的人无法成为伦敦这种多元文化城市的领导人云云。

（Ken Livingstone）

不过即便Ken的团队不做任何攻击，在那时大众也普遍不看好鲍里斯。但鲍里斯自己倒好像一点都不心急，他甚至在竞选伦敦市长的时候都还一直经营自己的副业：在六个不同的国家拍摄了三个不同的电视节目，其中包括《Have I got news for you》等，他给《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也没停过，而且他还给自己的诗集《The Perils of the Pushy Parents》做了宣传。

鲍里斯的竞选班子也非常年轻，刚组建时的负责人是年仅32岁的Dan Ritterband，鲍里斯原来的助手Rachel Wolf也被拉过来帮忙，另外还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Tom Dyke、Alex Crowley等等。这些人尽管在同龄人里都很优秀，但对于这么重要的竞选活动毫无经验。在很多人看来，要对付Ken这样的政坛老炮，这些小孩子根本不是对手。

（Dan Ritterband）

这个年轻的团队也确实犯了很多错，常常毫无策略地对外释放信息。鲍里斯情急之下拉来了Chris Cook帮忙，但Cook了解到团队运营情况后也觉得一团乱麻、无从下手。

关键时刻，还是鲍里斯的老同学卡梅隆起了重要作用。卡梅隆给鲍里斯拉来了“财神爷”Jonathan Marland勋爵，他非常精通政治募捐之道，并计划为鲍里斯的竞选筹集150万英镑的资金。正是通过这些资金，为鲍里斯的队伍吸引来了更多的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Lynton Crosby。此人曾帮助John Howard赢得了澳大利亚总理的职位。

（Jonathan Marland勋爵）

Crosby的到来，让鲍里斯的团队运营水准上了好几个台阶。他一开始就警告鲍里斯，一定要打起精神，竞选是个艰巨的工作，需要严格的自律，尤其需要保持私生活的干净，并“威胁”鲍里斯说，如果他输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财神爷”Marland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鲍里斯：“如果你让我们失望，我们会打烂你的膝盖！”正是这两个强势狠角色的加入，让鲍里斯真正开始投入到竞选的每一分钟中去，他的媒体接触也受到了严格控制。

（Lynton Crosby）

通过观察民众对鲍里斯的反应，Crosby非常敏锐地意识到，鲍里斯的竞争对手低估了他的个人魅力：他们要么把鲍里斯当成小丑，要么把他当成腹黑的精英阶层，却没有对他形成准确全面的认识。而且Ken的团队越是把鲍里斯描绘得像个笨蛋，鲍里斯就越得到民心，因为正如英国老话说的那样，英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弱者（underdog），尤其喜欢一个有着自嘲的智慧的弱者。Crosby认为，媒体越是嘲讽鲍里斯，其实对他越有利。

总之，经过Crosby的精心操盘，2008年1月鲍里斯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4%，这也是所有人第一次意识到鲍里斯好像真的有可能会赢。鲍里斯的妻子Marina也开始罕见地面对公众，公开支持丈夫的事业，给鲍里斯在感情方面树立了正面形象。到了2月底，鲍里斯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Ken五个百分点，到了3月，领先优势扩大到了十个百分点。同时Ken自己也被爆出和两个情妇生了三个私生子，送给鲍里斯一记神助攻。

正式选举之前那段时间，种种调查数据都表明鲍里斯会赢得选举，而最终的结果也确实如此：鲍里斯以1168738张选票，打败了1028966张选票的Ken Livingstone，成为新一任伦敦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