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诗人李白作诗，几乎是一气呵成的，正如严羽评其《将进酒》说：“但胸口一喷即是”。这么“喷”的后果就是，诗中就有很多让人不能用常规思维理解的句子——“朝如青丝暮成雪”“千金散尽还复来”“会须一饮三百杯”……（果真头发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会由白变黑吗？李白真的有那么多钱吗，把千金散出去都不心疼吗？李白一口气喝了三百杯这酒量emmmm）

面对类似这样的诗句，我们不能用求真、求实的态度去考究诗歌描述的是否是符合生活实际。“真实性”在文学创作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见，充满“真实性”的作品更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文学创作要求的“真实”是艺术真实，它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真实。

所谓“生活真实”：狭义上讲，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没有经过加工提炼，没有经过人的大脑主观意识过滤的生活；广义上说，它指的是生活中所见、所闻、所读、所想的所有内容，包括狭义的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以及科学真实。

而艺术真实是指作家（本篇着重讨论文学，其他艺术类型不多涉及）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规律的社会生活的面貌。

艺术真实最早的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偶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

究竟怎样才叫艺术真实，不妨先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先简单做一下区分。由于生活真实包括狭义的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以及科学真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对于不符合常规的现象会说：“这不科学”，因此，科学真实与狭义生活真实常常是如影随形的，所以我将狭义生活真实与科学真实放在一起讨论。

其一：艺术真实VS狭义生活真实、科学真实

所有的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这一点毋庸置疑。生活真实为作家提供了最原始新鲜的题材，生活中的人、事、景是作家创作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作家并不是把现实原封不动地搬入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作家也不可能完全用语言文字还原生活现实，其他艺术形式也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段（如对于材料的剪取、提炼、改造，包括语言层面的比喻、夸张等手法）加工处理“原材料”，最后才形成文学作品。

如果没有意识到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真实，在理解诗歌时可能就会出现“杠精”。

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是这样写的：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对于这首诗，明代杨慎（简单介绍一下杨慎，写有《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后来作为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意境曲意无缝衔接）在《升庵诗话》中提出意见：“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从现实经验来看，“十里”固然比“千里”更科学、更符合常理，但是“千里”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营造出更宏大的意境，若用“十里”，全篇格调都LOW了不少。

又比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从科学角度看，这可不就是是“人鬼情未了”嘛？而作为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我觉得这种描写不荒谬，它是“艺术真实”，与“科学真实”并不冲突，苏东坡这样的写法无非是表达对于王氏痛彻心扉的思念，这种“艺术真实”让作品散发出更大的魅力。

说回开头提到的李白诗，李白作诗虽然夸张，但都符合诗意。比如《将进酒》中的“朝如青丝暮成雪”无非是想表达时间匆匆，如白驹过隙；“千金散尽还复来”“会须一饮三百杯”无非写的在酒宴上李白畅快饮酒的心情。

再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其实也不是凭空而作，《早发白帝城》这首诗是李白流放夜郎至夔州之时收到赦令而作，被贬途中内心是非常郁闷的，忽然在半途听到大赦的消息，心情顿时来了个大转变，别说李白情绪容易激动，换个人多半也会如此。那么这句诗不仅是说诗人早上从云间的白帝城出发，一日之内就到达了千里之外的江陵，一定程度上夸大了行舟速度，但也表明了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据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可见，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现的。李白显然是受此影响，李白这个天才，其实读书也特别用功，所谓“十五观奇书”——李白在年少时就广泛阅读了许多书籍，当然是极有可能受郦道元这段描写的启发。

比起李白，也许你会认为杜甫更偏向于写实，但是杜诗中也有不少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描写，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你能说“花溅泪”“鸟惊心”违背了科学吗？当然不是，杜甫正是用拟人化的花和鸟来写亡国之痛，是杜甫本人内心情感的物化，因此这两句诗有着更为感动人心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杜甫在《月夜》中想象在家的妻子在深夜独自等待丈夫归来的样子——“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站在庭院里，雾气沾湿了她的头发，月光照在她的手臂上更显清凉。但是这个场景不是杜甫亲眼见到的，而是想象中的。其实是杜甫通过写对方来表现自己思念成疾，并且这种笔法被很多后人模仿。

这些诗歌中的场面可能不一定是事实发生的，但一定都是符合某种生活逻辑或者说生活经验的。

其二：艺术真实VS历史真实

艺术真实同历史真实的关系是另外一个在文学创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于诗歌来说，我们知道诗歌中有一类叫做“咏史怀古”诗。当然习惯上人们会把“咏史”与“怀古”稍作区分，根据《文镜秘府论・文意》：咏史是“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怀古是“经古人成败（之地），咏之”；即咏史诗是由记载的有关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引发的，而怀古诗是由历史遗迹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引发的。

不管怎样，“咏史怀古”一类的诗歌是避免不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的。还记得我之前在《唐宋诗中的王昭君：怀才不遇的女性版本》一文中提到过：说起王昭君，相信多数人脑海中的往往会浮现出一个凄宛幽怨的女子形象。昭君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昭君对于出使匈奴是否真的意难平历来争论不休，但“昭君怨”这样的一个形象却早已超越了历史真实而演变成了被普遍认同的高度艺术真实的形象。

诗人们不管是写王昭君也好，又或者是以其他历史人物入诗，着力点不在于历史人物本身，而在于自身感情抒发的需要。“咏史怀古”的目的在于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诗人在诗中表现的感情是真挚的，那么我们就说他是符合“艺术真实”的。并且在诗人借助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所感时，不同诗人抒发的感情不同，自然导致历史人物形象略有不同。比如同样写周瑜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认为周瑜不过了趁了一场风的便宜；“羽扇纶巾，谈笑间，强撸灰飞烟灭”，而苏轼却是高度肯定周瑜其人其才的。

这样的写法造成的后果就是：诗中的古人形象难免也会增加些虚构成分，但这种“合理”的虚构并不影响诗歌的艺术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里的“普通的实际生活”当然不仅指的是当下的实际，也指过去的实际。

总之，艺术真实比起生活真实来，去掉了生活真实的某些东西，又增添了不少生活真实不曾有的东西，既酷似生活真实，又不等同于生活真实，并且一般情况下要高于生活真实。而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情感的表达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相比于“较真”诗歌中展现的形象、意象等是否符合“真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诗中的情感是否真挚。

注：本文理论部分主要参考自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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