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间谍 金·菲尔比，以及他经历的二战 美苏英 谍战风云
金·菲尔比的公开身份，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步步高升、人见人爱的明星特工；他不为人知的身份，是向苏联输送信息达近30年的间谍。
（金·菲尔比）
带着这两个身份，他经历了二战和冷战，以及无数惊险时刻。因为他的情报输送，间接导致了无数人丧命；而在他的真实身份曝光后，给他那些被蒙在鼓里数十年的挚友们留下的，是余生无法摆脱的心理创伤。
他是如何成为传奇间谍的？又是如何在漫漫几十年里，熬过一个个惊险关口的？在金·菲尔比的生平故事之下，是一幅波澜的20世纪谍战图景。
菲尔比的父亲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毕业于剑桥大学，二十出头便因工作原因被调往英属印度。1912年1月1日他的儿子菲尔比出生于英属印度旁遮普邦，全名哈罗德·阿德里安·罗素·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圣约翰用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作品中英雄角色的名字给孩子起了小名“金”（Kim）。
（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
后来父子二人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1917年圣约翰被调到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第一任君主Ibn Saud的顾问，还皈依伊斯兰教、娶了一名当地女人当二婚妻子，在阿拉伯地区当时动荡的局势中成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专家级人物；菲尔比则在老家英国接受了传统上流社会精英教育，从威斯敏斯特学校毕业后，17岁的他考入剑桥三一学院，学习历史和经济学。
（金·菲尔比）
菲尔比和父亲圣约翰关系并不亲近。圣约翰的事业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因此对儿子也有极高期待，但他培养的方式更像是对待一个工作项目，对他犯的错误绝不宽容，时常冷酷暴躁地对待孩子。菲尔比一生对父亲都抱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态度。
和很多剑桥的精英学生一样，菲尔比也对影响和改变世界抱有强烈自信和意愿。那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盛行，经济危机的阴影又挥之不去，苏联的共产主义被很多西方青年视为希望和和平的力量象征。菲尔比在访问柏林时亲眼目睹了纳粹在反犹集会中的残忍作为后，明确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武器是共产主义的想法，并决意将一生都致力于共产主义。
（金·菲尔比）
毕业前夕，菲尔比找到他的导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Maurice Dobb，询问如何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Dobb于是把他介绍给共产国际巴黎的代理人Louis Gibarti。通过后者的引荐，菲尔比1933年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与了当时奥地利国内左右两派之间激烈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
在此期间，菲尔比对维也纳共产党的活跃分子Litzi Kohlman一见钟情。为保护她免于被奥地利极右翼镇压和逮捕，持有英国护照的菲尔比1934年2月24日和Litzi登记结婚，并在几个星期后把新婚妻子带到伦敦。
（Litzi Kohlman）
Litzi不止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还是把他推向间谍工作的引路人。经Litzi牵线，菲尔比和苏联情报部门在英国的招聘官Arnold Deutsch见了面。Arnold Deutsch是维也纳大学化学专业博士，同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知识渊博，谈话中旁征博引，菲尔比完全折服于他。
（Arnold Deutsch）
对Arnold Deutsch来说，菲尔比符合他寻找的那种出身名校、可以长期深度融入英国体制内部的间谍的要求，于是第二次见面时便询问菲尔比是否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成为卧底。菲尔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为了给今后的间谍生活做铺垫，Arnold Deutsch要求菲尔比夫妇在明面上切断和所有共产主义相关团体和人员的联系，在公开场合树立右翼分子的形象。为了考验他，Arnold Deutsch还要求菲尔比监视自己的父亲圣约翰。菲尔比轻松通过考验。
接下来，Arnold Deutsch建议菲尔比尽快找一份新闻界的工作。几经跳槽，菲尔比最后在纳粹崇拜势力的大巢穴《英德贸易公报》（Anglo-German Trade Gazette）落脚，并借由此工作定期前往柏林，甚至见到了希特勒政府的外交部长Joachim von Ribbentrop。菲尔比身边不明真相的朋友都因为他的立场转变，纷纷和他绝交。
但菲尔比不在乎这些，他还把他的剑桥老同学盖·伯吉斯（Guy Burgess）和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也推荐来，而一同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简称NKVD）效力。这三人，外加同样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成为苏联间谍的Anthony Blunt、John Cairncross，后来变成了名震世界情报史的“剑桥间谍帮”（Cambridge Spy Ring）。
（左至右：Anthony Blunt、Guy Burgess、Donald Maclean、菲尔比、John Cairncross）
通过婚内出轨比他大十岁的女贵族Frances Doble，菲尔比成功打入西班牙右翼共和军的领导人佛朗哥将军的内部圈子，并凭借自己极佳的人际交往手段和工作能力，得到了佛朗哥以及其他西班牙纳粹支持者的认可。随着1939年佛朗哥成为西班牙国家元首，从事间谍职业不过5年的菲尔比自己的事业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但好景不长，到了1939年，形势已变得极为复杂。8月，苏联和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双方结为暂时的盟友，这也让菲尔比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自己信仰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动摇和困惑。并且由于之前几年苏联发生了“大清洗”运动，和菲尔比对接的人员换了又换，他觉得自己和苏联方面的联系降温了，也得不到足够的指示。
（条约签订现场）
但这种降温很短暂，也没有改变菲尔比的忠诚。没过多久，他的异性缘再次发挥了作用。一个叫Hester Marsden-Smedley的女记者利用自己的人脉，把菲尔比介绍到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简称“军情六处”）。经过简单的考核，加上菲尔比已经加入军情六处的老同学伯吉斯的推荐，1940年，他顺利成为军情六处的一员。
正是在这里，菲尔比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尼古拉斯·艾略特（Nicholas Elliott）。
（艾略特）
艾略特全名John Nicholas Rede Elliott，出生于1916年11月15日，是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后代。他的父亲是Claude Aurelius Elliott爵士，是伊顿公学的校长，也是英国建制派的核心人物，祖上的名流数不胜数。
艾略特和菲尔比一样，一路都在伊顿公学、剑桥三一学院这样的顶级学府念书，而且他也有个对自己很严格冷漠的父亲。也许是因为从小没吃过苦，艾略特对刺激另类的工作很感兴趣。靠着家里的关系，艾略特和父亲的朋友Robert Vansittart爵士表达了自己想进军情六处的想法，很快就愿望成真了。
正式进入情报行业后，艾略特对这个工作的兴趣有增无减。一年之后的1940年，他和刚入职军情六处的菲尔比相识。菲尔比人缘极佳，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友善体贴，大家都很喜欢他，艾略特也不例外。二人出身相仿，都活在强势父亲的阴影下，都由保姆带大，相似之处很多，更重要的是，艾略特大学时期的挚友几年前意外去世，菲尔比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们很快成为亲密好友。菲尔比喜欢带一把乌木柄伞，艾略特看到后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金·菲尔比）
而当二人都被调派到军情六处第五部门的核心位置时，关系就更密切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区别是，前者负责维护英国境内的安全，后者负责收集情报、管理海外特工。其中军情六处的第五部门发挥着通过间谍和叛逃者收集外国地方情报信息，并向军情五处预先发出间谍威胁警告的作用。在二战前，第五部门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检测和打击苏联间谍的活动；随着二战开始，第五部门几乎将全部资源集中在轴心国的情报行动上。
作为英国精英家庭的后代，无论菲尔比还是艾略特，都太清楚人际关系网有多重要（毕竟他们自己都从中受益极多），因此成为好友后，菲尔比马上把艾略特拉入自己的被称为“Young Turks”的情报人员圈子里。而1941年，正是通过这个圈子里传递的信息，菲尔比知道军情六处在寻觅负责新建的伊比利亚部门的人选。经过圈内推荐，菲尔比成了该部门的主管。没过多久，艾略特成了荷兰部门的负责人。
艾略特还和其他朋友一起将名叫Aileen Furse的女人介绍给菲尔比。二人在1941年至1943年间有了三个孩子。菲尔比的家里也成了第五部门情报人员们聚会的固定场所，菲尔比成了第五部门员工心中的精神领袖。
（Aileen Furse）
在欢声笑语的表象下，菲尔比一直在冷眼观察环境。和许多封闭的小团体一样，军情六处内部实际拉帮结派的现象严重，高管之间互相厌恶。菲尔比一边奉承他们，一边又没忘了和军情五处搞好关系。菲尔比的苏联对接人曾夸奖他是军情六处唯一没有敌人的人。
这一切都被军情六处负责人Stewart Menzies看在眼里，他非常器重菲尔比和艾略特这对年轻人，对他们重点培养。随着菲尔比在英国情报界地位的提升，他对苏联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菲尔比也越来越忙，毕竟，他是在做明暗两份工作。
（Stewart Menzies）
但讽刺的是，由于菲尔比在英国的晋升速度实在太快，反而引起莫斯科方面的怀疑，他们担心菲尔比，甚至整个“剑桥间谍帮”，都有可能是英国派来的双重间谍。
在这个背景下，还发生了险些让菲尔比身份暴露的小插曲：第五部门办公地点隔壁是中央登记处，保留有军情六处所有现任英国秘密特工的个人档案，以及自1909年军情六处成立以来英国监视的每一个特工的信息。
负责管理这个档案室的是William Woodfield上尉，酗酒成瘾。菲尔比发挥自己的社交手腕很快和他成了朋友，并名正言顺地借出了自己负责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登记名册。之后，他又成功借出了完全超出他职权范围的苏联登记名册。
经查看后，菲尔比发现军情六处驻莫斯科站没有在苏联招募任何主要间谍，只有几个小线人，遂归还了登记册，并如实汇报给莫斯科，但莫斯科方面对这个结论充满怀疑。他们认为，堂堂苏联，怎么会没有军情六处派驻的间谍？他们对菲尔比的不信任上升到了新高度。
不止如此，更惊险的是，醉醺醺的William Woodfield说自己找不到菲尔比归还的册子。因为当时是周五，William Woodfield说他会按照流程在周一写备忘录向军情六处的负责人Stewart Menzies报备丢失情况。而若Stewart Menzies发现菲尔比借了和自己负责的工作毫无关系的苏联登记册，一定会怀疑菲尔比是间谍。
所幸到了周一早上，William Woodfield的刚刚休完病假回来的秘书解释说，是因自己没有按原来的位置收纳登记册，造成了误会。菲尔比逃过一劫。如果这个秘书晚半天返岗，菲尔比的人生可能都会被彻底改写。
而此时的艾略特觉得在荷兰每天平静的生活太无聊，于是申请调去更惊险刺激的地方。于是1942年他以第五部门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右为艾略特）
伊斯坦布尔被成为“战时最伟大的间谍中心之一”，它位于各国间谍活动的枢纽位置，约有17个不同的情报组织聚集在这里，活跃着大批特工、双重间谍、强盗、军火商、走私贩、难民、逃兵、皮条客等三教九流。这里的间谍活动也都是真刀真枪的，恶性袭击事件频频发生。艾略特倒是非常享受这种生活，1943年4月，他还和自己带过去的秘书结了婚。
（艾略特的妻子Elizabeth）
随着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也加入了这场情报部门之间的混战。美国成立了战略服务办公室（简称OSS），这个新成立的、资金雄厚的情报部门，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CIA）的前身。不过在战时情报的收集方面，美国仍是新手，缺乏专业知识。于是为了对人员进行培训，美国派遣一批OSS人员在1942年底抵达军情六处进行学习。
菲尔比看不上这些美国人，唯独对其中一个叫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的瘦削年轻人留下了印象，并在后来的交往中对这个24岁的年轻人大加赞赏。他和安格尔顿也形成了一种师徒般的关系，安格尔顿也填补了艾略特离开后给菲尔比的社交生活留下的空白。
（安格尔顿）
菲尔比自己在军情六处的地位也不断攀升。1942年底，他被任命管理整个北非地区的反情报行动。然而虽然英国对他如此器重，莫斯科方面却依然不信任他，而不信任的源头是莫斯科中心英国部门的负责人Elena Modrzhinskaya，原因也很简单：她觉得菲尔比升职升得太快了，他一定是个英国的双重间谍。莫斯科甚至派了特工去跟踪菲尔比。
1943年底，一个在德国情报部门Abwehr工作的、名叫Erich Vermehren的德国人找到艾略特，表达了自己希望带着Abwehr的重要资料叛逃到英国的想法。艾略特表示自己会提供支持、保障他和他妻子的安全。在艾略特的安排下，Vermehren最终逃到英国，菲尔比则为他们提供了住宿。
（Erich Vermehren夫妇）
这次叛逃在德国情报界引起震动。希特勒暴怒，直接废除了Abwehr。历史学家Michael Howard对此评价说：“情报部门当时本应对第三帝国的生存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却进入了混乱状态。”艾略特则因为成功协助策划了这起叛逃，成了军情六处的宠儿。
Vermehren带来的情报价值极高，军情六处自然没有把它传给莫斯科，但他们没能防住菲尔比这么做。直到多年后，军情五处才明白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通过菲尔比提供的信息，莫斯科中心派出一批杀手，消灭了名单上所有的反对派。由于具体名单从未被公布过，因此很难统计多少人是因此被杀的，而这些被杀害的人也并不全是纳粹分子。
作为间谍，也必须接受自己的工作会间接杀害他人的事实，菲尔比也不例外，但他以更高的信仰和事业追求比个体的生命更重要来开导自己。经过这次事件后，莫斯科之前对菲尔比挥之不去的怀疑，也彻底消失了。
菲尔比也在此时顺势将他很欣赏的安格尔顿介绍给艾略特。三人随着战争共同上升的事业轨迹，更是让他们的小圈子更为紧密。
到了1944年，随着纳粹势力的渐渐消退，英国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恐惧死灰复燃。面对这种局面，菲尔比决定以攻为守。3月，他主动和军情六处负责人Stewart Menzies提议，在军情六处建立一个新部门第九部门，专门处理涉及苏联间谍的案件。为了确保自己被任命为第九部门的负责人，菲尔比暗戳戳地挑拨了原定的负责人和其他高管之间的关系。9月，菲尔比被任命为第九部门的最终负责人。
（金·菲尔比）
于是菲尔比明面上负责英国的反苏联情报活动，暗地里向苏联通报英国在打击间谍方面的信息。菲尔比这个狡猾的狐狸，不仅在看守鸡窝，还在评估、运行、规划这个鸡窝。他成了苏联谍报史上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莫斯科对此欣喜若狂。
然而此时菲尔比又陷入了一个悖论里：如果他的“英国工作”做得不好，他就会丢掉饭碗；但如果他做得太好，对他的“苏联工作”会造成打击。并且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小撮苏联官兵也在考虑叛逃，菲尔比担心这些人里有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他的工作做得越出色，这个可能性就越大。
但让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45年9月，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密码员Igor Gouzenko带着一百多分秘密文件，出现在加拿大的一家报社，欲从苏联叛逃。此事被视为冷战的导火索。
这让菲尔比很慌张，因为Igor Gouzenko很可能知道他的身份。他马上致电苏联对接人Boris Krötenschield，甚至考虑逃到苏联。不过所幸后来爆出的信息证明Igor Gouzenko对“剑桥间谍帮”一无所知。
菲尔比越来越被英、苏两国情报界重视和尊重，1945年他被秘密推荐参加苏联红旗骑士团，表彰他十多年来兢兢业业的工作，次年又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他还成了军情六处负责人的首选接班人。
艾略特和安格尔顿的事业也节节高升，侧面上也为菲尔比提供了更多助力。为了给以后的晋升做更充分的准备，1946年底，军情六处将菲尔比调往艾略特所在的伊斯坦布尔。在好友的帮助下，菲尔比顺利打入当地复杂的间谍网络。没过多久，菲尔比再次高升，成为军情六处在华盛顿特区的负责人。
在外虽风光无限，菲尔比的家庭此时已经一团乱。妻子Aileen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菲尔比和秘书Edith Whitfield的婚外情更是给了她重击，导致她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严重的自残举动。她几乎成了菲尔比的眼中钉。
（Aileen）
随着冷战局势的缓和，英美情报界的权力平衡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的“徒弟”美国正在崛起。菲尔比到了华盛顿后，甚至可以处理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之间的秘密通讯，几乎已得到一个特工能得到的最高级别的信任。
歌舞升平之下埋着隐患。1946年，由于苏联的失误，一封美苏之间传递的电报被美方截获并破译。电报内容令人震惊：有200多名美国人在战时成为苏联特工，而莫斯科在美国财政部、美国国务院、核项目、OSS中都有间谍。另外破译团队还发现，一个代号为“Homer”的特工在1945年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往外泄密。
菲尔比一看即知“Homer”是他的剑桥同学、曾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剑桥间谍帮”成员唐纳德·麦克林。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他焦虑的。1950年6月，破译团队发现了一个特工网络，其中一个间谍的代号“Stanley”，正是菲尔比本人。
（唐纳德·麦克林）
唐纳德·麦克林的精神压力大到出现行为失控的情况。为了防止情况恶化，菲尔比不顾妻子糟糕的精神状况，在家里举办了一场盛大聚会，出席人除了美方的重要情报人员，还有“剑桥间谍帮”的成员盖·伯吉斯。然而因为喝醉的伯吉斯耍酒疯，画了一张负责中情局反情报工作的Bill Harvey的妻子的丑照，这个聚会反而弄巧成拙，不仅没有搞好关系，还让Bill Harvey对伯吉斯和菲尔比怀恨在心，埋下仇恨种子。
（Bill Harvey）
随着破译工作的进行，对间谍身份的描述细节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麦克林的身份被确定。因菲尔比和他已多年未联络，没有立即被牵连。苏联方面紧急开展对麦克林和伯吉斯潜逃的行动安排。此事自然在大西洋两岸引起轰动，中情局的调查重点自然落到菲尔比身上。Bill Harvey趁机递了“黑材料”，对菲尔比的身份提了一连串质疑。
英国情报机构对菲尔比的态度则非常矛盾，而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作风差异的体现。军情五处招募的都是曾经的警察和士兵，他们没有光鲜的出身，一门心思想抓间谍；军情六处的人则都是像艾略特、菲尔比这样上层出身、名校毕业的老派精英，讲人情、讲关系。两派人马互不待见。
军情五处的负责人Dick White对菲尔比进行了多番审问，坚信他是间谍，但找不出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在军情六处，最信任菲尔比的当属他的多年挚友艾略特，由于当时适逢美国参议院麦卡锡领导的反共运动的高潮，因此艾略特坚信菲尔比不过是军情五处的反共狂热分子领导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罢了，他到处为自己的朋友说好话。
（Dick White）
但在这种疑云重重的大环境下，谁都没能保得住菲尔比。他被军情六处辞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监视，妻子Aileen的精神状况也不断恶化，菲尔比的生活跌倒低谷。军情五处就像埋伏的野兽一样，静待他露出破绽。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知道菲尔比是间谍，并指示媒体把这件事爆出来，试图以此向英国施压，迫使其尽快展开全面司法调查。11月7日，英国下议院就此事进行激烈辩论。
（胡佛）
在好友艾略特的指导下，菲尔比决定主动出击。11月8日，他在母亲Dora家里召开媒体发布会。菲尔比穿戴得体，头发一丝不乱，并摆出一副优雅笑脸。面对满屋媒体的发文，他没有一丝结巴或尴尬，目光镇定。这场发布会极其成功，所有人都得出英国政府没有对菲尔比不利证据的结论。发布会的影像资料至今仍被军情六处作为培训材料。
（最右为金·菲尔比）
以艾略特和菲尔比的人脉，重回军情六处易如反掌。修整一段时间后，菲尔比顺利返岗。他和艾略特自那时起开始刻意培养和媒体界的关系，时常邀请包括《观察家报》、《经济学家》等媒体的编辑、记者举办晚宴，后来菲尔比甚至开始为这些报纸写稿。
从不信任菲尔比的军情五处的负责人Dick White，则成了军情六处的新负责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没有阻止菲尔比返岗，还将他派遣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负责特工工作。事后有人怀疑，他这么做是为诱使菲尔比和苏联联系。
1956年的中东政治复杂程度不输如今，黎巴嫩因缺少审查，更是新闻业和间谍活动的热土。兼具两个身份的菲尔比，除了工作之余，还婚内出轨了一个42岁的已婚建筑师Eleanor Brewer。
菲尔比完全可以在那个时候结束他的双重身份的生活：他有了新的生活，做着两份有趣的工作；同时在好友艾略特的保护下，他也可以免于被军情五处进一步调查；在中东，他的声誉重新恢复。一切向好。
但他从未改变自己的信念。菲尔比和很多经历这种生活时会感觉孤独、迷茫、不知所措的人不同，打从剑桥时认定自己的信仰以来，他从未动摇，甚至都不需要任何人对他进行开导和排解。他只看重自己的观点。另外他不愿放弃间谍身份，也很有可能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内心深处，他可能早已对这种生活上瘾。
1957年12月12日，菲尔比的妻子Aileen在卧室中神秘死亡，她的朋友们认为这是一场自杀，但她的精神科医生怀疑是菲尔比下的手。那时菲尔比的情妇Eleanor Brewer也办妥了离婚手续。1959年1月24日，二人在伦敦登记结婚。
生活变得安逸，而菲尔比的工作质量却大大下滑。莫斯科方面开始抱怨菲尔比提供的情报水分太多、东拼西凑。他似乎已经满足于当一个二流记者和小特工。
（金·菲尔比）
但间谍生活的危险性导致菲尔比的安逸生活注定过不久。1961年，一个名叫George Blake的苏联双重间谍被军情六处发现，并最终认罪。这个消息让菲尔比寝食难安。这件事不会导致他被直接牵连，但这说明苏联情报机构内部已有新的军情六处间谍渗透。
而那年年底发生的又一起叛逃事件，则把菲尔比推向崩溃边缘。1961年12月15日，克格勃战略规划部少校Anatoliy Golitsyn联系到中央情报局，表示希望向西方叛逃。作为克格勃的一名高官和15年的情报老炮，他掌握大量机密。Anatoliy Golitsyn被立刻带到美国，并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汇报。
（Anatoliy Golitsyn）
他提供的信息中即包括“剑桥间谍帮”。虽然没有直指菲尔比的信息，但这已足以让军情五处重启对他的调查。就在菲尔比忐忑地等待事情进展时，一个来自多年前老朋友的“揭发”给了他最后一击。
Flora Solomon从30年代起就和菲尔比相识，1935年菲尔比还曾试图说服她也和自己一起从事苏联间谍工作。但菲尔比后来的所作所为，比如在报纸上发表大量和Flora Solomon的观点相左的文章、“逼死”Aileen等等，都让她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在1962年8月的一次晚宴上，她把菲尔比的身份透露给朋友Victor Rothschild，Rothschild又将此事通知到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沸腾了。
（Flora Solomon）
有了Flora Solomon的证词和Anatoliy Golitsyn的证据，万事俱备，只剩下讨论将菲尔比绳之以法的具体方案了。所有人都激动不已，只有一个人被这个消息推入深渊：和菲尔比当了二十多年朋友的艾略特。
艾略特外表平静，内心有多大波澜外人无从得知，但他坚持要求与菲尔比本人进行最后一次对质。 这个想法吸引了Dick White，他觉得他们可以利用这次谈话，从菲尔比嘴里套出更多信息。艾略特同意了，1963年1月12日，在一个装满窃听设备的房间里，菲尔比和艾略特见面了。
多番交涉后，菲尔比交出了八九页纸的招供证词，以换取豁免权，但艾略特其中提供的信息真实性存有疑虑。谈判进行四天后，艾略特因工前往非洲，由Peter Lunn接管了他的工作。
艾略特的离开多年后被认为是一次动机不明的工作失误。离开前他没有按照规定对菲尔比进行任何监控安排，给了菲尔比充足的机会联系苏联。莫斯科情报中心英国事务负责人Vassili Dozhdalev很快就下命令，将菲尔比尽快从贝鲁特撤走。
1963年1月23日，菲尔比没有如约出现在之前约好的一次晚宴，而是和另外两个苏联情报人员连夜逃到苏联，连他的妻子Eleanor都完全蒙在鼓里。3月，在媒体的强烈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菲尔比失踪。
在大洋的另一边，菲尔比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他被授予苏联国籍，被苏联媒体描写成传奇人物，并被安置在一间在苏联标准看来非常豪华的公寓里。但在繁华的表象下，他并没有被当成“自己人”。克格勃派了一名看守一直陪同他，表面上是为了防止英国进行报复，但实际上是出于对他深深的不信任。
（金·菲尔比）
这也是菲尔比双面人生里一直散不去的终极讽刺之处：在菲尔比要打击的英国，他因为太“英国”鲜少被人怀疑；但在他为之愿意奉献一切的苏联，他却因为太“英国”而始终得不到真正的信任。他形容苏联是他的祖国，坚称他从不属于英国统治阶级，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事实上，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
而被他的间谍身份伤害最深的，还是他身边的亲友。妻子Eleanor得知真相后跟随他来了苏联，没几年后就离婚了，得出“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感悟；安格尔顿则因为此事几乎产生了应激障碍，后半生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一个人，他无法接受自己再被当成一个傻子了。
（安格尔顿）
反倒是把菲尔比视为二十多年来最亲密挚友的艾略特外表看起来很淡定。他认识菲尔比时24岁，对菲尔比的信任、尊敬、支持贯穿了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他甚至为了模仿菲尔比而购买了一个同款乌木柄雨伞。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无数个聚会里的欢声笑语，和艾略特对菲尔比的掏心掏肺上。他随时准备站在这个战友身边支持他，他也确实做到了。但他现在也知道，菲尔比从未对他真诚过。
（艾略特）
但那些了解艾略特的人能清楚地感受到，在他一成不变的文雅外表下，他的世界观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内心被碾碎、被羞辱、被激怒，他的整个余生都没有再和任何人真正亲近过。
1994年，艾略特去世。在他去世前出版过一本简短的回忆录，书名叫《不要以“伞”取人》（Never Judge A Man By His Umbrella）。
这是一个只有艾略特和菲尔比才懂的笑话。
（Never Judge A Man By His Umbrella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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