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推行新政失败后，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写了一篇散文《岳阳楼记》。文中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滕子京遭贬，但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励精图治，带领当地百姓奔小康，一年下来，政通人和，政绩斐然，在这种情况下，滕子京才重修岳阳楼。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目的，表面上看是歌颂好友滕子京的功德，背后却是在为好友鸣不平。因为，如果你深挖一下滕子京被贬的原因，就会发现那里隐藏着一个冤案，而这个冤案或多或少也与范仲淹有某种关系，是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关系。

滕子京遭到弹劾

庆历四年九月，范仲淹的新政刚推行不久，时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相当于四大军区总司令）的郑戬给朝廷爆了一个猛料，现任庆州知州、环庆路都部署（军区司令）滕子京，在一年前有贪污军饷、挪用公款，恳请朝廷下旨查办，这是一个上司举报自己的下属违法乱纪，这就有点意思了。

范仲淹听说了这个事以后，感到很惊讶，因为以他对滕子京的了解，滕子京是一个对国家和百姓赤胆忠心的人，是不可能干这种事的。那么，滕子京被爆出贪污之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得从宋夏战争说起。

西夏叛宋之后，范仲淹临危受命，上了西北前线与西夏作战去了，而能力出众滕子京也被范仲淹委以重任，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泾州知州，开始了长达四年防御西夏的任务。

庆历二年九月，为抵御西夏的大举入侵，渭州大将葛怀敏轻敌冒进，结果导致主力被西夏全歼。滕子京镇守的泾州，与渭州不过120里，西夏大军半天时间就杀到了泾州城下。但是，泾州城内兵马不足，滕子京只好发动全城百姓守城，并向范仲淹请求支援。最终，在泾州百姓和援军里外夹击下，战胜了西夏大军，打赢了泾州防卫战。

西夏军队撤退后，滕子京在城内巡视，所见所闻，让滕子京深感痛心。虽然击退了敌人，但军民伤亡惨重，哀哭声传遍泾州城。当时已经入冬，大战过后房屋多有损毁，许多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军民情绪一片低落，如果西夏军队再次来犯，根本就抵挡不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滕子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挪用一部分军饷来搞一场庆功宴，让死者安息，生者振奋。当时，总军费是16万贯，滕子京从中拿出3000贯（约90万元），用来购买百姓的牛羊等牲畜，大摆宴席，犒赏守城有功的将士和百姓，给死难家属发放抚恤金，并举行了一场大型的祭祀仪式来超度亡魂。

这件事，时任滕子京顶头上司的范仲淹是知情的，觉得滕子京干得漂亮。因此，范仲淹在被朝廷征召入京之时，向朝廷举荐滕子京接替自己的位置，即天章阁侍制、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庆州知州。这官升的可大了，就这样，滕子京一跃就成了宋军西线四大军区之一的负责人。但就是滕子京升官太大了，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军中开始流传一些不利于滕子京的负面消息。

一些人说泾州防卫战的首功之人是前往驰援的范仲淹，而功劳不甚大的滕子京却获得火速提拔，很不公平；另外，滕子京挪用了公款16万贯，可百姓和将士获得极少，而且还打着劳军的名义，低价购买老百姓的牛羊，有强买强卖的嫌疑。

时任西线四大军区主帅的郑戬，对部下有监督之权，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个人对滕子京并不成见，但面对军中的流言，又不能装聋作哑。因此，他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希望朝廷派人下来调查一下。

第一次调查

郑戬的奏折，让朝廷炸开了锅，御史中丞王拱辰迅速行动起来，派了监察御史梁坚前往调查一番，不久，梁坚就回朝了，并列出了滕子京三大罪行：

1，滕子京未建大功，但为了收买人心，就大搞庆功宴，期间存在严重的低价强买百姓牲畜的现象。

2，滕子京对有功的将士，赏赐很吝啬；对那些艺人却出手大方，有的艺人唱了一首曲子，就得到赏银二三十斤，民怨极大。

3，滕子京出任泾州知州后，经手财物无数，其中有数万贯下落不明，而且还挪用公款16万贯，发放高利贷，利息中饱私囊。

为此，监察御史梁坚请求朝廷罢免滕子京，将其下狱严办。

范仲淹与滕子京雕像

范仲淹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替滕子京喊冤，说自己和韩琦都曾受邀参加泾州庆功宴，乃是当事人之一，有义务向朝廷禀明真相，对滕子京所谓的罪行进行了驳斥。

1，泾州大乱之后，低价购买百姓的牲畜，确有其事。但是，当时士气低落，犒赏军民是非常有必要的。百姓感念滕子京保全了泾州，表示要把牲畜送给官府，但滕子京坚持要给钱，百姓才勉强收取了一些钱，并非强行低价购买。

2，至于赏赐不公，庆功宴搞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是射箭比赛，只要能射中靶心，就可以获得酒宴上的银器，一些艺人也参加了比赛，获得了比较丰厚的奖赏，完全是凭实力拿到了奖赏。到场的官员中，以范仲淹和韩琦官衔最高，赏赐规定也得到了二人的同意，因此，赏赐艺人并不是滕子京的个人行为。更何况，拿到丰厚奖赏的，也有很多将士，梁坚只提艺人，不提将士，明显与实情不符。

3，梁坚所说数万贯钱财下落不明，明显是夸大事实，恳请朝廷再派使臣，查明真相。至于说挪用公款16万贯，乃子虚乌有；挪用军费发放高利贷，这虽然是事实，但并没有把利息中饱私囊，而是因为朝廷经费不足，但开支又比较大，赚取的利息也是补贴军费开支。像这种事情，包括范仲淹在内的许多官员都干过，但所得利息都用来充当日常行政经费。

范仲淹驳斥完了之后，还向宋仁宗讲出了自己的怀疑，说滕子京自从担任环庆路都部署以来，5万将士对滕子京的评价很不错，此前并无个人向朝廷举报滕子京的劣迹。为何八九个月之后，在新政推出不久，滕子京的罪状一下就被捅了出来呢？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范仲淹的意思很明白，有人借滕子京的事情，向新政发难。

宋仁宗权衡利弊，认为滕子京备受非议，已经不适合担任军队主帅，就免去了他环庆路都部署的职位，平级调任凤翔府知州，就没有处罚滕子京。同时，宋仁宗派遣太常博士燕度前往调查滕子京案件，务必要查清真相。

燕度乃仁宗朝名士燕肃之子，其父亲燕肃常年担任太常礼院掌院，曾经主持制定了许多朝仪规范，在儒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于是，燕度考中进士后，也顺势进入太常礼院当了一个博士。

在宋仁宗看来，滕子京的案件，错综复杂，三股势力犬牙交错，分别是御史台（王拱辰、梁坚）、两府（范仲淹、富弼），还有谏院（欧阳修），复查专员不能从这三股势力中选择，而独立于三股势力之外的太常礼院博士燕度，则是一位非常合适的人选。但是，宋仁宗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太常礼院和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的关系问题。

御史台、太常礼院为何走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因为，就在新政推行之前，朝中发生了几件事，让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改革派和太常礼院变得势如水火，而曾经的盟友、支持新政的御史台，也渐渐走到了新政的对立面。

当时，京城大旱数月，欧阳修等谏官上表，说天下大旱，乃是奸佞作祟，恳请朝廷推行改革，铲除奸佞。欧阳修的言辞比较激烈，说的好像只有欧阳修一伙人才是忠臣，其他人都是奸臣，这惹得翰林学士苏绅不满，就在别人面前嘲笑欧阳修不通经义。欧阳修听说了这个事之后，火冒三丈，就是弹劾苏绅，奈何苏绅向来谨慎，挑不出啥毛病。欧阳修就把目光转向了一个名叫马端的官员，马端是监察御史，曾经被苏绅举荐当过太常礼院博士。根据朝廷的规定，如果被举荐者出事了，举荐者得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马端有问题，苏绅必定要受牵连。

欧阳修

于是，欧阳修就派人调查马端，一查，果然查出了问题。原来，马端的母亲曾与人私通，马端就到衙门举报了母亲，导致母亲在公堂上挨了板子，这就是不孝啊。如此不孝顺的小人，根本就没资格担任监察御史，苏绅举荐这样的小人当官，自己的操守肯定也很差。欧阳修这一奏折上去，宋仁宗果然听从了欧阳修的建议，将苏绅和马端贬出了京城。

苏绅、马端遭贬，就惹恼了两伙势力，一个是太常博士中的领军人物燕度，一个是御史台的老大王拱辰。

燕度认为马端举报母亲不轨行为，乃是大义灭亲之举，做出这种选择必定有过内心煎熬，本应受到表扬，可欧阳修等人却歪曲事实，实在可恶。

王拱辰一直和苏绅关系不错，二人都是翰林学士出身，听闻好友的委屈，再加上他还是自己的下属，堂堂一个御史竟然被谏官给弹劾了，心中甚是不满，对欧阳修等改革派更加不满了。

原来，自从庆历二年以来，王拱辰就一直郁郁不得志，使原本对改革还算热情的自己，渐渐开始讨厌改革派了。

当时，宋仁宗要求各部门行动起来，进行改革，各部门也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上下其手，改革也搞得如火如荼，都取得了不错成绩。比如王拱辰领导的御史台，一直以来，御史台有个规定，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出一定数量的弹劾案。不过，自从吕夷简担任宰相后，这项规定就形如虚设，大家都看宰相的脸色行事。王拱辰上任之后，罢免了一批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御史，还别说，效果是立竿见影，短短几个月，御史台就提出了上百份弹劾案，揪出来许多不法分子，从此，御史台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可是，王拱辰卖力的工作，官阶却一直没有升迁，反而看到比自己官职低的范仲淹、富弼被火速提拔，让他很不是滋味。如果仅仅是这一件事就算了，可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让王拱辰对欧阳修和整个改革派生起了厌恶之心。

有一天朝会结束，王拱辰向宋仁宗建议，请求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日退朝之后，皇帝能够召集宰臣商议国事，给宰臣赐座，以示恩宠。王拱臣的心思很明白，这个建议是打破祖制的创新之举，对推行新政有帮助，皇帝和改革派官员必定会感谢自己。可没想到，宋仁宗别有一番深意笑着说：“执政大臣乃是朕早晚都要见的人，怎么能够拘束于初一、十五呢？大臣们有要事，可随时入宫请求接见。”宋仁宗的意思就是，朕的力度比你王拱辰大多了，你反倒成了落后分子，这让王拱辰尴尬不已。

事后，王拱辰打听一番，才得知自己上表之前，皇帝已经接到欧阳修的密奏，请求随时接见宰臣，尤其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改革派官员。这让王拱辰非常恼怒，觉得自己与欧阳修是连襟，可他竟然瞒着自己单干了。

当初，宋仁宗开天章阁，百官皆有进言，王拱辰也不例外。虽然范仲淹的十项改革主张最为全面，但最后宋仁宗把群臣的奏议全部抹杀，只采纳范仲淹的十策作为改革的纲领，这让王拱辰等大臣们非常不满，这也是当时的另外两位宰相章得象、晏殊对改革始终一言不发的原因。

第二次调查

也就是说，燕度此次前往调查滕子京的案件，是带着太常礼院、御史台以及朝中许多部门的怨恨来的。此前，滕子京对第一次调查的结果，也有所耳闻，但并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错，不犒赏三军，如何激励士气？当听说朝廷第二次调查来了，滕子京就气不打一处来，自己千辛万苦盼来的，不是朝廷还自己的清白，而是第二次调查。第一位调查专员梁坚到达庆州时，滕子京把自己在泾州任上的账目全部拿出来了，供梁坚查阅，但梁坚依然不买账，坚持认定滕子京有罪。

滕子京蜡像

滕子京打听一番之后，发现梁坚是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授意，故意要整他。现在第二任调查专员燕度，和王拱辰关系不错，更和被改革派驱逐的翰林学士苏绅关系亲密，滕子京觉得来者不善，既然第一位调查员对证据视而不见，第二位调查员燕度自然也是如此，越想越气的滕子京，酒后一怒之下，把账册全部烧了。

滕子京这一烧，可让自己彻底陷入了被动状态，就犹如孙杨砸了药检瓶子一样，一下就让人死咬住不放。火烧账册，明摆着毁灭罪证，燕度就一心把滕子京案坐实，刻意牵扯出许多官员，如狄青、种世衡等数百名西线文官武将，认为整个西线军团出现贪腐现象。

最后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死谏宋仁宗，特别是范仲淹以辞去副相之位来保滕子京，宋仁宗就下诏，受到滕子京案件牵连的官员如狄青、种世衡等，无罪释放，原职留任。滕子京调任虢州知州，官职下降，但行政待遇不变。如果此事到此为止，那么还算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既给了王拱辰等官员一个交待，又维护了改革派的面子。

但是，王拱辰还是不依不饶，带着一帮御史和太常礼院的官员向宋仁宗上书，甚至以辞官相要挟。他的理由是，就算滕子京没有贪腐，但挪用公款、烧毁账册是事实，犯了欺君之罪。既然如此，仅降低职务而保留待遇，根本不能服众。

滕子京蒙冤遭贬

宋仁宗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经不起官员们的一闹，免去了滕子京天章阁侍制一职，调任岳州知州，知州为从六品，天章阁侍制为从四品，等于是把滕子京给降级了。

这一结果，让王拱辰等官员欢呼雀跃，而范仲淹却开心不起来。因为自从推行新政以来，朝廷上下一片新气象，但随着而来的问题也很多，新法堵住了许多官员不正当的升迁之路，利益受损的官员纷纷对改革派成员提出了弹劾，滕子京案件就是他们的杰作，而且这股弹劾风潮只会愈演愈烈。如果滕子京被严惩，这无形中就给满朝文武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即皇帝对改革派有了隔阂，不再如以往一样信任。这样一来，反对改革的官员必定会对改革派群起攻之，就会不利于改革的推进。

而滕子京的降级，恰恰是给官员们传递了一个信息，皇帝不再那么信任改革派官员了，这也决定了范仲淹的命运，改革失败成为一种必然，后面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滕子京的遭贬，背后却是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如果没有这场变革，也不会有滕子京案件的发生。因为无论是滕子京搞庆功宴，还是用公款发放高利贷，客观上都获得了范仲淹的认可，特别是范仲淹也干过发放高利贷的事，结果却是滕子京遭到了守旧派官员的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范仲淹的改革牵连了滕子京，使得本无罪的滕子京，成了守旧派攻击的目标点，也就是说，滕子京是在为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挡子弹了。

因此，当范仲淹受滕子京之邀，写了《岳阳楼记》，除了表明个人心迹外，还带有一份为好友鸣不平和愧疚的心情。毕竟，从本质上，滕子京是受到了改革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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