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宣言，为何成了变法的绊脚石？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陆吾
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拉开了在北宋一朝乃至我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大幕，从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启变法序幕，到出台青苗、免疫、保甲、方田均税法等法令如火如荼，再到熙宁七年被罢相黯然下台直至最后抑郁而终，新政也随之被基本废除，轰轰烈烈的变法成了一场空。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既与社会深层次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有关，也与不同政治势力间利益争夺有关，更有变法者自身的因素使然，尤其是王安石的“三不足”变法宣言，可以说就是提供给反对者攻击变法的弹药，成了变法的绊脚石，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不足”言论一经提出，就如同一颗火星掉进了火药库，瞬间引发了北宋官场舆论的爆炸，不论是皇亲贵胄，还是士大夫群体，无不义愤填膺。现在看来，“三不足”的言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放在当时，这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言论。按照王安石的解释，“天变不足畏”是指自然界有其自有的运行法则，与人世间的事情并无任何关系，出现灾祸并非朝廷不施仁政；“祖宗不可法”即祖宗之法度不可全部遵守，因为祖宗的法度各有区别；“流俗之言不足恤”则指决策者不必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人都是为己私利而反对皇帝的宏伟规划，是国家发展的强大阻力。
为什么王安石要提出“三不足”？从史料分析，最大的可能是要用这套全新的理论激发神宗改革的勇气，只有强势的皇帝支持，变法新政才能很好执行下去，但王安石显然有点理想化了，他没有料到这个宣言会带来如此大的反对声音，没有对变法产生正向的推动，相反却产生了阻绊。为什么会产生阻碍，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发现答案。
其一：社会政治环境不允许“三不足”的存在
从西汉武帝始，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为核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的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后世虽经历南北朝、五代十国不同阶段的战乱，儒学体系虽逐渐凋零，但其影响力却仍然十分强大。
北宋立国后，理学逐渐成了政府统治人民的思想体系，理学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同时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观点，形成了一套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的价值观与儒家核心思想基本是一致的，比如以“天”为纲常之本；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而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大逆不道”的，在绝大多数士大夫们眼中是极其荒谬的，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根本不会允许它存在，受它牵连的新政前路也更加渺茫。
其二：动了士大夫群体的“奶酪”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直是宋朝士大夫的梦想，之前的朝代士大夫们虽然参与朝廷事务，但最终决策仍存在于皇权方面，皇帝仍然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最高权力。但到了宋朝，随着重文抑武政策的实行，再加之文官集团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皇权逐渐被抑制，士大夫们的梦想已近在迟尺。难怪富弼敢对宋神宗直言: “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
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儒家理论，正是士大夫们限制皇权的“紧箍咒”，而“天变不足畏”显然是解开限制皇权的魔咒，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皇帝贵为天子，能让其畏惧的只有天，如果皇帝连天都不畏惧了，那还有什么能畏惧的呢？如果王安石的变法宣言付之实施，那皇权就如同下山的猛虎，一发而不可收拾，皇帝无法无天，独断专行，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梦想将会愈来愈远。
其三：清醒的神宗和保守的皇家
多年的积弊导致北宋危机丛生，神宗上台后，与王安石变法目的一拍即合，遂起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为的就是一个“强国梦”。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后台就是宋神宗，新政推行的是否顺利与神宗的支持力度息息相关。虽然两者有“强国梦”这个共同的目标，但对“三不足”的看法，两者并不一致。
对于神宗而言，对待祖宗之法他不会像王安石那么决绝，对朝堂上不同的声音他还是要海纳百川，王安石的这些言论反而使他更加警惕起来。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还是很清醒的，变法结果很重要，但过程也同样重要，变法要稳健，不能未治先乱。如果按照王安石的看法，其他朝臣的声音都不能听，朝堂之上只有变法者一种声音，这才是最危险的，“异论相搅”是最妥帖的御下之道。“三不足”的言论并没有得到神宗的全部认同，变法自然也不会得到神宗毫不顾忌的全力支持。
对于保守的北宋皇家而言，推崇并谨遵祖宗家法，以守祖宗法来“兴太平”，祖宗定下的规矩一般是不能打破的，历朝历代都如此。而王安石的这些言论，显然是在教唆皇帝打破这一规矩，其引起的后果就是使皇帝不孝于列祖列宗前，天下大乱，这自然是以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为代表的保守的皇家所不能容忍的，变法过程也就更加曲折。
参考资料：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梁启超《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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