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另眼再看秦汉两朝的对外扩张
- 题/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另眼再看秦汉两朝的对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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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某种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就是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也在一直强调统一的封建王朝下，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通过分析秦、汉两个朝代的对外扩张对国内的影响，进而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更加真实的认知。
（中国历史纪年表）
秦伐匈奴
秦国一直受到北方匈奴的侵扰，自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伐匈奴，以解决北方边患。
虽然对于秦朝来讲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内地百姓在兵役、徭役和赋税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天下百姓最终反叛，帝国瞬间分崩离析。
后人主父偃就曾这样描述这场战争：
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饟，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公元前214年-前212年秦朝疆域示意图）
从主父偃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秦朝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征调了全国的青壮年前往北方戍边，从而导致内地劳动力短缺，无人耕田，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而且中央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至边疆，“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高企的运粮成本也在侵蚀着秦朝的统治基础。总之，这场战争在秦朝国内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震荡。
故此可以看出，秦朝时期战争虽然在边疆，但是中央政府动员的确是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资源，以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国家和百姓是无法长时间支撑这场“局部战争”的。最后“盖天下始畔秦也”。
（陈胜吴广起义吹起了反秦的号角）
汉武帝时期的拓边战争
汉武帝时期不断用兵于边疆，虽然极大的扩张了汉朝版图，但是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正常生活。
司马迁就评价道：
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汉武帝像）
“率十余钟致一石”，司马迁也同样提到了征讨西南夷时运粮成本高昂。而且边疆的战事也同样波及到内地，“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
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换句话说，整个四川的税赋还不足以支撑朝廷在西南夷地区的军事活动；
而朔方的战事本来与山东无关，当地人民却也被卷入其中，可见边疆用兵，内地百姓也不能幸免于难。彼时大臣严安就对常年累月的对外战争看得比较透彻，他曾上书汉武帝说：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
（公元前89年汉朝疆域图）
这段文字里面，严安提到：汉武帝所发动的对外战争，乃是“人臣之利”，而不是“天下之长策”。
以当代人的观点来看，汉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关切点与百姓的关注领域往往是不一致的，彼时的边疆征战更多的是为了巩固其政权统治、打击外部入侵、维护国家权威。
但是长期的对外征讨并不是统治国家的长久之策，战争并没有给内地百姓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反而严重影响了国内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内地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离心倾向。
（汉武帝北征匈奴示意图）
统一王朝的离心因素
1、愿意做诸侯之民、不愿做天子之民：
秦、汉两朝的对外战争，对于社会财富和人口的消耗非常巨大，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国家疆域虽然得到了扩张，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姓服役的路程也越来越遥远，且当时百姓服役还要自己准备钱粮衣物等，所以百姓对朝廷发动的战争没什么好感。
西汉时期的政治家贾谊就注意到：
“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
兵役和徭役苦不堪言，异地百姓承受着众多与自己无关的义务，疆域不断扩张、对外战事愈发频繁，履行这些义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所以彼时的民众很怀念当初的诸侯时代而不愿意做汉朝的臣民。
（西汉初的七国之乱）
2、边境郡守权力的膨胀：
自秦朝推行郡县制开始，郡守就承担着管理地方、沟通中央的重要角色。汉朝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同样采取设置郡守的方式来管理，我们姑且称之为边境郡守，与内地郡守不同，由于负有抵御外敌、对外发兵的职责，所以边境郡守往往权力更大，很容易形成尾大不掉。大臣严安对于这一点分析得很透彻：
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严安的忧虑不可谓没有道理。边境郡守管辖的地方大多都是关隘险峻之地，易守难攻；而且拥有数量不菲的军队和武器，天高皇帝远，简直可以称为“土皇帝”。据此，统一的中央王朝是不允许他们过度膨胀的。
若国家实力尚存，中央控制力足够强大，还能有效管理边境郡守。但如果中原内部发生战乱或者反叛活动，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时，边境郡守就会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势力。从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中，足以证明边境郡守的确可以发展为一种威胁国家统一的离心因素。
（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
3、两种离心因素，互相影响，互为诱因：
中央连年对外征战，内地百姓负担繁重，不愿履行与当地无关的义务，故此百姓对朝廷多有不满，而当中央实力渐微，无暇顾及各地郡守尤其是边境郡守时，地方郡守又可利用当地民心顺势割据为王；而郡守拥兵自重后，反过来还可以安抚属地百姓，缓解矛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割据形势。
结语
秦汉时期的对外扩张，历史大多给予的是正面积极的评价：两个朝代在我国版图轮廓、民族融合以及政治文化制度形成等方面奠定了基础。但是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频繁的对外军事活动带来的还有逐渐高涨的民愤、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而这些都对以后王朝分裂和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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