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重新定义新一代的“摇滚明星”

卧室音乐人、酷儿、吉他音乐、Z世代——红衣女孩（Girl in Red）身上有着太多的标签，在首张专辑都还没发行的情况下，她已经成了独立音乐圈的新宠，而她自己，也在信誓旦旦地宣布，2020年她要开始“统治世界”。

NME在2020年开年采访这个蹿红的新人，试着走进这位挪威女孩的音乐世界。

红衣女孩（Girl in Red）

红衣女孩沿着运河小路蹦蹦跳跳，走进了极具文艺气息的工业风咖啡厅

哈克尼·威克，她宽松的牛仔裤都拖到地板上了。

在结束了一次旋风一般的欧洲巡演以后，这个20岁的挪威姑娘正兴奋得要死，因为她马上就可以点一杯热巧克力了，而她目前在全世界范围的音乐前景也一片光明。

“所有的演出都卖光票了！”她喜笑颜开，“贼他妈燃！”

她的精神头非常有感染力，而且你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那么兴奋：2019年她第一次在伦敦演出的时候，还是在卡姆登集会场的200人场子；而到了11月的时候，她已经可以把电气舞厅的1500张门票全部卖光。

在连续发行了两个EP《Chapter 1》和《Chapter 2》以后，红衣女孩收获了数百万的听众，而且还有碧梨和The 1975的马特·海狸的认可。

这两张EP都是她自己制作的，其中表达了青少年的焦虑、日常的抑郁、酷儿、情欲、心痛和困惑，2019年红衣女孩或许已经足够成功，但她把2020年称作“红色世界之年（The Year Of World In Red）”。

World In Red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随着歌曲的热播、规律性的巡演和忠实的年轻粉丝群体成长，红衣女孩的音乐传递出的厚脸皮的快乐让她成为了下一个十年所需要的那种英雄人物——她会赢得全世界所有喜欢独立音乐的青少年喜爱。

在她这一代的同龄人里，红衣女孩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才是“摇滚明星”，而2020年正等着她去征服。

红衣女孩的新EP广告出现在了时代广场

红衣女孩真名叫玛丽·乌尔文（Marie Ulven），1999年她出生于挪威西北部安静的小镇霍腾，她的父母离婚了，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和姐妹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童年时期的红衣女孩虽然也喜欢音乐，但她其实更喜欢《辛普森一家》和手指滑板（后者一直捉弄着她，直到今天仍然消耗着她不少精力）。尽管如此，她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超级巨星，或者海盗，或者海盗超级巨星”。

12岁时，红衣女孩收到了她的第一把礼物吉他，四年以后，在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和其他一些“酷酷的卧室音乐人”的启发下，她开始用自己的母语和真实姓名在Soundcloud网站上发布自己的歌曲。

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

现在，你依然可以在Spotify上找到以玛丽·乌尔文名义上传的歌曲，这些歌曲展示了红衣女孩音乐的雏形，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早期的音乐“不好”，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拿出手机给我们放了一点。我们听不懂挪威语，所以她给我们翻译了歌词。

“你正在逃离我，在遥远的前面，你转过身来……”她耸耸肩，有点难为情地说，“这首歌是关于一个男孩的，而当我开始发布红衣女孩的音乐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公开出柜了。我为那个计划写的第一首歌是《我想做你的女朋友》，但那完全是关于一个女孩的。”

“红衣女孩”这个名字诞生在2017年，当时她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并且试图在一次演出现场找到她。那个朋友看到她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给她发的短信里有“girl in red”的字样。

这段感情并没有结果，但那种浪漫和兴奋的感觉给后来红衣女孩的音乐指明了方向。

成为“红衣女孩”以后，她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模式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直来直去反而是她的粉丝们最喜欢她的点。

“她们太美了让我心疼，我不是在说男孩子，我是在谈论女孩，他们穿着纽扣衬衫的样子太漂亮了。”在奔放的歌曲《Girls》里，红衣女孩这么唱道。而在柔和的歌曲《我们在十月坠入爱河（We Fell In Love In October）》里，她又回忆起沉迷在“屋顶抽烟”的日子，并且发誓道“你会成为我的女孩，你会成为我的世界”。

NME上次与红衣女孩交谈还是快一年前的事，那时候她第一次去美国巡演，但发现她已经有了一群狂热的歌迷，他们会“朝我冲过来然后对着我的脸尖叫”。

她告诉我们：“我有一大堆同性恋孩子追随我，因为他们在我和我的歌词里看到了他们自己，他们需要能跟某些事物直接地联系起来。”

“无时不刻地总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哟，我来听你唱歌了’，或者‘我正在车上当着我妈的面听《Girls》，然后我告诉她了我是同性恋’。”

回到伦敦以后，她告诉我们她的歌迷群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NME：看到越来越的粉丝，而不是只涨播放量，你的感觉怎样？

红衣女孩：当我看到我的歌被播放了两百万次的时候，那当然很好，但我还是对那个数字没有概念。只有当你发现有1000个人站在你面前听你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才真的很酷。

NME：你怎么形容你和歌迷之间的关系？

红衣女孩：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健康。一开始，我觉得我可能跟有些人太接近了，不是说这种方式很怪异，而是他们会把他们的感情生活完全倾注在我身上，而我会尽力帮助他们，提供建议之类的东西。最终，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情感能力来照顾所有的人。

NME：所以现在有更多距离了是吗？

红衣女孩：我在几个WhatsApp的群组里，仍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在意他们了，而是现在的关系对我来说更健康。

我还是会收到很多向我求助的消息，但是我尽量避免那些事情，因为我知道过度的参与对我有害。虽然我希望能帮助所有人，但那只是理想状态。现在我感到我和所有认识的人都密切相处着。每个人会跟我说“我们想和你一起成长！”我回复说“我爱你们！”

NME：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越界吗？

红衣女孩：我不那么觉得，我觉得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这又不是我杀了谁并且试图隐藏真相似的。我写了一首叫《泳池中的死女孩（Dead Girl In The Pool）》的歌，但那并不是说我真的杀了任何人。我的乐迷都很真诚，我们相互连接因为我对他们也是真诚的。

红衣女孩的宣发人员告诉我们，她应该出发去参加试音了，所以我们上了Uber，并且在车上继续聊天，同时开着一些北伦敦看起来多么像“娱乐圈”的玩笑，以及狗仔队可能这会儿正在跟拍我们什么的。

她说：“我从来都不太了解媒体的那个世界。”她回忆起碧梨把她的歌放进播放清单的事儿，然后突然之间挪威本地的小报也开始写关于她的文章了。

“我当时想‘哦，现在你们倒是在乎我了！’”她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