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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王朝最伟大的领袖：拉喇嘛·益西沃的身世和传说

古格王朝最伟大的领袖：拉喇嘛·益西沃身上的佛教包装

古格王朝最伟大的领袖：拉喇嘛·益西沃全力弘佛的政治性因素

在古格王朝众多国王中，如果要选一位最有影响力的，恐非拉喇嘛·益西沃莫属。

这位古格王朝早期的君主，不但奠定其后600年的权利游戏规则，还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旗手。

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益西沃用弘扬佛法的方式，巩固和稳定了古格王朝的执政基础和游戏规则。

那么由拉喇嘛·益西沃亲手制定的游戏规则究竟是什么呢？

它又怎么稳定了，古格王朝的执政基础呢？

一、政教合一的端倪

上一篇《古格王朝最伟大的领袖：拉喇嘛·益西沃全力弘佛的政治性因素》中讲到，古格的弘佛事业存在政治性的诉求。

作为“外来人”的古格王室，需要借用宗教来消弭不利的影响。

为此，松额（以后统称益希沃）成为古格王后，为弘法大业可谓苦心经营，投入大量政治、经济资源。

要知道，在阿里广建佛寺、公派留学生都是要花钱的，依照当时的惯例，拜入高僧门下也一样要花钱，花的还是黄澄澄的黄金。

这些花费，即便是贵为国王的益希沃，也有点咬牙冒汗。

据学者统计，后弘期150位赴印度学习的僧人，便带走了11万两黄金。

《娘氏宗教源流》记载这么一件事，益希沃有一个叫做“色波”的供物。

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被古格境外萨冈地方的牧人给杀了，看来这“色波”还是个活物。

益希沃得到“色波”被杀的消息后，晚上梦见得到了一块马鞍那么大的黄金。

于是，益希沃就不干了，非要让萨冈人赔这么大一块黄金给他，要不就兵戎相见。

萨冈人也没处去弄，这么大一块黄金。

在古格的威逼下，只好把一处叫东孜旺的产金区赔给了古格。

益希沃派人在东孜旺采金，每个采金点都可以挖出十藏升的黄金。

后来，益西沃就利用这批黄金，修建了包括托林寺在内的大批寺庙。这个故事虽然有点荒诞，但它代表着益希沃时期的古格，具备对外扩张的企图和实力。

同时也说明了，益希沃时期的古格，对于黄金资源的渴求。

前文已经提及，古格大力弘扬佛法，除了精神层面外，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

果然，世界上的聪明人不止我一个，很多研究古格历史的学者，也持相似的观点。

这些学者在论文中讲到，“后弘期复兴佛教的政治因素，或许远远比它的宗教意义更为重要。”

益西沃上台后，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佛教复兴运动，其真实意图是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政制革新。

这场政治体制革新的成果便是，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

这次政教关系上的尝试，远早于格鲁派（黄教）推行的政教合一的政体。

益希沃的政体改革，显然不是心血来潮，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益西沃政改的背景

在吐蕃王朝崩溃后，经过了平民暴动的打击，吐蕃王权已是昨日黄花，从高高的神坛跌落尘埃。

就像史书中所记载的，“（王室）后裔在此后的时间里，均做了属民或属民的属民，而广大的奴隶及奴隶的奴隶则高傲自大”。

这种天翻地覆的政治生态变化，即便远赴阿里的吐蕃王系也难以逃脱。也正因于此，吉德尼玛衮到达阿里后，才会经历了几年黑暗的挣扎。所幸，他获得了以没庐氏为首的当地贵族支持，得以顺利立国。

经过吉德尼玛衮和扎西德滚两代的辛苦经营，古格王朝总算在阿里稳住了局面。

有高人曾说过：“一个公司（团队）的建立，必然要经过两个阶段。先团结起来和外面干一仗，以及关起门自己内部干一仗。干过这两仗，团队还没散架，基本就可以上市了。”

稳住局面，占领了市场份额后，王室开始感到了如芒在背的隐患——阿里土著的贵族和外戚。

在吐蕃王朝历史上，贵族专权可谓屡见不鲜。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松赞干布死后，噶尔·禄东赞家族的专权。

噶尔家族禄东赞、赞悉若、论钦陵父子三人相继把持朝政，赞普在一边眼巴巴的看了50年。

这对于吐蕃王室悉波野家族来说，可谓刻骨铭心的教训。

现在，阿里土著贵族对于王国有拥立之功，没庐氏又连续与王室联姻，贵族与外戚的权利已经开始对古格王权造成了隐形的威胁。

但阿里的形势才刚刚稳定，内部关起门来干一仗，显然不是一个好选择。

充满政治智慧的益希沃，选择了另外一条相对柔性的道路——用宗教收敛人心，消弭贵族影响力。

将佛教信众变成王权的支持者；

通过佛教的宣传重树王室权威；

扩大王室支持者群体平衡贵族权柄。

这种做法虽见效较慢，但却可以稳定国内政治生态。

于是，我们便看到弘扬佛法后，教法史料对王室成员的粉饰，至于称其源于佛祖释迦摩尼族的言论。

我相信，贵族子弟多半不会相信，但贵族不信不要紧，普通百姓相信就行了。

将百姓支持这种资源，从贵族手中夺过来，这就是益希沃的目的。

三、全力弘佛的举措

但想要说服民众，佛学必须要有严谨的理论和律令。

套用马克思同志的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在吐蕃王朝时期，曾大量翻译佛教经典，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思想体系。

吐蕃王朝崩溃后，佛学沦落的几十年中，藏地的佛学典籍大多散失、毁坏，重新从印度取经并加以译注，便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阿里的青年才俊们不畏艰难、跋山涉水进入印度、克什米尔学习，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大译师仁钦桑波。

这些学成归国的才俊和重金延请班智达们，共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成为日后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理论基础。

这些笃信佛教的民众，也在无意间接受了古格王系的统治地位。

《贤者喜宴》记载，“古格臣民在听受佛教上师的教导之后，表态要尊重赞普的权威，怀念具有菩提心的法王们的功德和恩惠，不论他们有没有权势，都应一视同仁，加以大力供奉” 。

佛教理论的介入，为古格王权的执政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阿里贵族阶层的权利基础。

为了能迅速打开局面，益希沃除兴建佛寺和翻译经文外，还至少三次颁布诏书，召集整个阿里地区的高僧、贵戚和大臣举行会议盟誓。

最早的一次，可确知在公元988年，益希沃命古格执政大臣尚绒在集会上当众宣读诏命，声言其弘扬佛法的决心，这份诏令也被称为“兴佛大诏令”。

随后，又命人抄写多份，在整个阿里广泛宣传，让全阿里的臣民都了解他弘兴佛法的愿望。

公元996年，托林寺开始兴建，益希沃的长子也在这年受戒出家。

不久之后，益希沃再次召集会议。

这次会议最终形成的诏命中，益希沃除要求阿里各国谨遵“兴佛大诏令”外，还明确提出了“教法”的概念，并要求各王国的“国法”必须与“教法”相合。

这一政策的确立，将“教法”置于“国法”之上，其所蕴含的政教合一制度中，教权高于世俗王权的政制特征，己经呼之欲出了。

即便如此，益希沃依旧不满足，他又发起了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范围依旧是阿里全境。

第三次会议形成的诏命，对于阿里古格王朝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明确了王权传承与教权的关系：

“立君之法云何?若王子众，则储君外余皆出家为僧。若赞普出家为僧，须持守戒律；若治事之赞普绝嗣，则于出家之宗子中择立新君。一切僧俗皆须守正弘法”。

提出除王储外的王室成员，均需出家为僧，如果国王没有儿子，那么就从已出家的王子中，选择一个接任世俗权利。

所有僧众均需严守戒律，即便是国王出家也不得例外。

其次、规定国内僧侣需要承担的义务：

“僧人者须多闻虔敬，精研医理，善治艳甲，若无其人，须另寻致之。若边外蛮民犯境，则无论僧俗皆应卫正护国。骑、射、跑、跳，治器，游水，读、写、算，凡此九艺，当导民勤练;此外，一切武艺，皆须修习。”

规定僧侣需要勤修武艺，如有外族入侵国内僧侣有义务参与保卫国家，避免了国家因为大量青壮皈依佛门，而导致军力不足的情况发生。

在吐蕃王朝时期，至少我是没看到有过类似政令，这应该是益希沃吸取了吐蕃王朝的教训，避免因循吐蕃王朝崩溃的旧例而采取的措施。

再次、强调了“教法”的权威地位：

“凡我僧俗臣民，君臣贵践，遵此正法，不违真意。凡立规仃律，咸与一致，不违前颁之兴佛钦令”。要求各国的法令律条，不得与“兴佛大诏命”相违背。

在诏命的末尾部分，则要求王室、贵族对于兴佛的诏命加以盟誓，“凡我子女、兄弟、后妃、大臣在此立誓，今将永遵教法，不背其言，不弃此誓。”

从会议的诏命看，它更像一次盟誓大典。有点接近吐蕃王朝时期，新赞普上台后，召集全国贵族举行的盟誓大会。

这次会议上确定的国王传承规则，已突破了吐蕃王统的旧有惯例。

除王储以外的王子出家为僧，显然是为了避免吐蕃王朝时期，王子间为争夺赞普之位，而进行的血腥争夺。

至于国王出家为僧这一条，则几乎就是为益希沃量身定制的。

通过这些政治改革，益希沃在古格王朝身上，深深的打上了佛教烙印。

但此时，教权已被置于王权之上，该由谁来掌握教权的权柄呢？

从第三次会议的诏命来看，益希沃已下定决心，如此重要的权利，只有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在夜晚安睡。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他舍身皈依佛门，受戒为僧并获得法号“拉喇嘛”。“拉”这个词在藏文中是“天”或者“天神”的意思，“拉喇嘛”这一尊号，显然已经将益希沃的地位，抬高至其他喇嘛（上师）之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领袖。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这就是“拉喇嘛”的尊号，其实是世袭的。

它并不是个只付予益希沃一人的尊称，益希沃的后裔们多人均继承了这一尊号。

例如，益希沃两个著名的侄孙子降曲沃和悉瓦沃，便在出家后先后继承拉喇嘛的尊号，以及这一尊号所代表的领袖权威。

从这一点上看，拉喇嘛的尊号其实和后世的班禅、达赖没有本质区别。唯一区别是此时还没有所谓的活佛转世制度，宗教领袖的权柄只在益希沃家族内部传承，这和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的传承方式更为接近。

益西沃的出家，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时代。

在一般的理解中，其将王位让与柯热，专心修法弘扬佛学。

但其实仔细研读后世的教法史料，其中均未提及益希沃出家后的政治安排。

只有几部史书提到，益希沃将国政托付给了柯热。因此造成了，后世在论述此事时的错误。

参考现有的文献，益希沃很有可能只是将国政交与柯热管理，而不是将王位托付给了柯热。

国政和王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柯热在益希沃出家后，重新掌控了整个古格王国的世俗行政权，但益希沃依旧是古格地方王冠的拥有者。

所以，益希沃出家后，其地位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僧王”。

作为这一理论依据的，依然是阿里地区的藏文文献。

在一份保存下来的藏文文献中，有拉喇嘛益希沃给前藏咒师的诏谕，在这份诏谕最后署名为“普兰国王拉喇嘛”。

由此可以看出，益希沃依旧在以国王的名义行使权力。

那么柯热和松额这兄弟二人是如何分享古格王国的权利呢？

应该说这时候，益希沃已经成为了古格王国政治和宗教的最高领袖，就像我们之前提及的那样，古格王国的“教法”已在“国法”之上，益希沃已获得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中的领袖地位。

而柯热则拥有整个古格王国的政治执行权，这一位置有点像现在政府中的总理。

但显然柯热的权利要大于现代国家的总理，因为古格王国的军权，已由益希沃让渡给了柯热，考虑到古格王国早期在阿里三围国家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柯热手中也算掌握着巨大政治能量。

虽然教法史料对于柯热着墨不多，但在一部分藏文史料中，依旧有对他的零星记载。

似乎，柯热在后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征伐的战事之中。

《阿里王统记》上便记载着，柯热曾在后藏地区用兵，并将从“冲杜古莫”到“柯洛拉”一带的领土纳入古格版图。

益希沃的政治体制改革，既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又将国家世俗行政权和教权，分别控制在血亲兄弟手中。

一方面削弱了，国内贵族集团的势力；

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教权威胁到王权。

益希沃开创的这种政治体制，深深的影响藏族后世政权的设置，其后几乎所有藏族政权中政教合一的行政模式都有益希沃的影子。

换句话说，在西藏其后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以及民间事务都以佛教教义为基本准则，并把服从宗教领袖、遵循佛教教义当作是最高的原则。

这就是政教合一政体运行的基本规则，而开这种风气之先的便是益希沃。

而兄弟二人，一人出家掌教权，另一人掌政权的分权模式，也被后世各地政权广泛采用。

例如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建立的帕竹政权便是这种方式，西藏很多地方土司政权也是采用这种兄弟分权的运行方式。

从益西沃的改革开始，教权已经凌驾于王权之上，这种变革为日后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制度指明了方向。

在我看来益希沃真正伟大之处，既不是其坚定的佛教信仰，也不是其在阿里推动上路弘传的伟大功绩。

而是他的政治实践远远超越了时代，很好的平衡了国内的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消弭了二者之间的内斗，解决了这个令历代吐蕃赞普都极为头痛的问题，并成为几百年后的藏族政权指路明灯。

从这一点上说，益希沃的功绩，即便是面对其伟岸的先祖松赞干布，也不遑多让。

参考书目：

《古格王国-西藏中世纪王朝的挽歌》_霍巍；

《荒原古堡;西藏古格王国故城探察记》_张建林；

《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附谈阿里三围》_尊胜；

《拉喇嘛与国王_早期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初探》_黄博；

《兴佛改制_益西沃时代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析论》_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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