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1938，被遗忘在时光里的中国生死时刻（上）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面临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之，大量入川的抗战物资滞留在长江枢纽港宜昌。枯水期到来前，十余万吨物资、数万人员必须由穿越三峡的船只安全转移至重庆……这一壮举让人想到了两年后欧洲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

宜昌，鄂西重镇

宜昌城南磨基山。站在山顶眺望，江岸上大大小小的客运、货运码头熙熙攘攘的，一派繁忙景象。同一地点，若将时光回溯至上世纪30年代，宜昌已是一处船舶如织的江边港城，当时江滨一带还没有密集的高楼，有的只是一排排错落的飞檐式老屋。将老照片跟现实对比时，旧时风物已被无情岁月所剥蚀，被“高峡出平湖”后的江水所淹没。

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抗战前，宜昌一直是个乏人关注的鄂西小城，它上一次影响历史格局，是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22年，东吴将领陆逊在此火烧连营，彻底阻断了蜀汉军东进之路—宜昌当时的名字叫夷陵。

宜昌文史专家朱复胜说：“夷陵之名是宜昌地貌最准确的写照。‘夷’是平原，‘陵’为山地，宜昌东部平坦低缓，西部地势陡峭，跨中国地势二级、三级阶梯的分界线。”正因为此，从宜昌入巴蜀之路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内地大宗的人员、物资进入四川，这里又是必经之道。

▲“七七事变”后长江中上游开辟的水路航线图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当时已有内河航线要么受阻，要么沦于敌手，航运能力远远无法满足抗战需要。为增加水运能力，国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后方的水道进行了勘测。随后，一批新的内河航线陆续开辟，如三峡线、金沙江线、嘉陵江线、乌江线、沅江线等。宜昌大撤退中，新开辟的三峡航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史地图集》

危机

1938年夏天，中日武汉大会战正酣、国民政府预判武汉早晚失守，准备撤往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这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就有了举足轻重，甚至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意义——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 陪都时期老照片生动再现了“重庆大轰炸”

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实施了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敌机在这一时期对重庆至少进行了218次空袭。这座繁华的江城，遭受高强度的轮番轰炸后，市区、近郊多半化为废墟。图为西方记者于上世纪40年代初拍摄的照片，日军一次空袭后，江边吊脚楼被浓浓的烟雾所笼罩。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这还不包括流动人口。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人流和物资，还有急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增援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们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也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

▲ 停靠在码头上的民生公司轮船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

需要指出的是，“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中，不少人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工商界人士，荟萃了当时的各界精英。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转机

正当众人陷入绝望时，事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机。据民国经济史学者齐福霖提供的资料：至武汉沦陷（1938年11月25日），由武汉内迁的厂矿企业有304家，多数厂家运抵宜昌中转，一路溯江进入四川各地。是什么神秘力量或人物，扭转了不利局面呢？

▲ 卢作孚

卢作孚，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人，1893年生于一个贫寒之家，读完小学就开始做活，后孤身到成都求学，先后从事教育、新闻事业。十多年的闯荡经历让他逐渐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全力经营航运业。

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先生回忆道，卢作孚1925年在合川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从一艘运力仅有70余吨、从重庆至合川的小客轮起家，十余年时间发展壮大成为川江航运的主力军。1938年能够穿行三峡的船只，民生公司有22艘轮船，中国招商局有两艘轮船可以通行，这几乎是所有可以调动的运输力量。所以，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被寄以厚望。

1938年武汉沦陷前，素以实业报国为志向的卢作孚接受了国民政府委托的重任。

曾于1932年乘民生公司客船入川的植物学家胡先，对身形瘦削的卢作孚印象深刻：“虽不到40岁，看上去貌若五旬，须鬓苍白……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

重庆北碚卢作孚纪念馆

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还有另一个身份—上任刚半年的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作为实业家，卢本人十分淡泊名利，但这个危急时刻，还是应允了这个负有重任的职位，并接受了迫在眉睫的使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1938年10月23日，当他抵达宜昌码头时，民生公司宜昌分部的办公楼外，挤满了急等购票入川、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办公通道已被购票者围起了好几圈。

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先生回忆说：“混乱局面下，父亲表现得十分镇定，对那些争吵不休的人，他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或许受其诚意感召，躁动的人们突然就停止了喧嚣。

当晚，卢作孚立刻召集宜昌的民生公司员工召开了一次通宵达旦的紧急会议，以完成这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40天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一夜间能产生奇迹吗？卢作孚和他的同事能想出什么对策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