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衷”：林涧《⼀号汽⻋》后记

看完第⼗章“反思美国梦”之后，有读者说“每重新看⼀遍，都看到上次没看到的细节”。这是最珍贵的褒奖。经典著作和通俗文学的区别就在于经看不倦，后者知道了故事情节就淡而无味了。又有读者说，结尾那个悲剧写得太沉重了。作者说，此书原是面对学术界、文化界、批评界和思想界的读者以及大学生写的，属于后现代哲理性反思录，质疑流俗，解构迷思，不是仅供消遣、娱乐、怀旧、臆想的通俗读物。文化批评，逆流而上，当然是不轻松的。正是这样，才有意思，才有深度。

原书有十页“前⾔”，叙述此书的创作经过，阐明作者的用意，引导读者的取向，有点“沉重”。公众号面对大众读者，未先发布。有心的读者要是看了“前⾔”，就理解了，也许还有兴趣再看⼀遍那些节选。这⾥经作者同意，把那篇“前⾔”拿来作为“后记”与读者分享。有读者曾这样推荐这篇“前⾔”：“林涧的书，干练，有不容置疑的气势，特别是十页“前⾔”，清明上河图般地把社会诸多现象⼀⼀摆开：出处，由来，批评，结论，直来直去，⼀清⼆楚，绝不避讳……我希望有更多人读这本书，哪怕只读十页。这十页前⾔，洗炼无尘，字字是⾦；所持观点，个个管中窥豹。林涧的拳拳之心，更是跃然纸上”。（见☞读林澗跨国回忆录）

“不忘初衷”：

林涧《⼀号汽车》后记

这本书的研究计划是2013年开始的。那年春天，写旧上海老洋房故事的知名作家程乃珊突然暴病去世。国外的上海老乡号召，“继承程乃珊的遗志，继续写旧上海的故事。” 说来惭愧，我⼀直以为旧上海的故事我从小在家里从老⼈们口里听说很多。那些老人曾经在那些老房子里住过见过，也可以说见证过许多真人真事。因此，我比我同辈人知道得稍微多⼀些。出国以后，学的是文学专业，做的是文学批评，教的也是文学作品，可是却从来没有研究过旧上海的故事。

2005年我在复旦教书，有⼀次研讨会上，有幸接待几位写过旧上海的豪门望族，金枝玉叶而⼀时走红的作家，我向她们表示感谢，感谢她们写了我应该写而没有写的题材。不过，事后我感到有点别扭，思想上有个过不去的坎。我是解放以后出生的，从小到大，在国内受的教育，都要求我“和家庭划清界限”。看的书、电影和小说都是打倒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有罪论。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都是好逸恶劳的奇生虫，⼀般都是反面⼈物，形象丑恶。尤其是文革期间，我妈就是首当其冲的“金枝玉叶”被批斗的。而这些在国内有地位的，或有国务院津贴的作家据知都是工农兵，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后代，并不是“老上海”。就算出生在上海，也是“在大院里长大”的干部子弟，既不是老上海“七十⼆家房客”的普通市民，也不是公馆洋房里豪门望族的后代。可是，看她们写的书里，突然对“有钱⼈家”的生活方式、情调、人物、行为，津津有味，不胜羡滟。我不知道他们的写作动机是盲⽬的，还是下意识的。

更有甚者，在“女性主义”的旗帜掩护之下，大肆吹捧“民国才女”，开创“民国范”。张爱玲转世还魂, 王琦瑶枯木逢春。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摇⾝一变，都成了“鸳鸯蝴蝶派”。好像改⾰开放以后，旧上海的女性偶像就是她们想象之中穿高跟鞋，白纱裙的摩登女郎，或者是打打⿇将，浪漫多情，⼿指上戴着钻戒，围着男⼈要钱，要首饰的姨太太，就像当代的“⼆奶”，或“三奶”。李安拍了个《色戒》，把上海滩的小家碧玉狠狠地嘲弄了⼀番：“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而上海的⽂化界却打肿了脸充胖⼦，索性让百乐门的舞女借尸还魂，搬上舞台，只要有⼈在背后给烧纸钱。随着几十万台胞到上海，昔日的上海，好像成了“台北的上海”。台北⼈神⽓活现地回到上海，忘了倾国倾城，国难当头的时刻，轻叹⼀声“今不如昔！” 实在荒唐透了，好像⼤上海是他们的！上海到底是谁的？令⼈啼笑皆非，这才是可叹的！

我心想，这些大上海的红⼆代、红三代该不是弃祖离宗了吧？红色政权的社会风化，随着“意识形态下放”，价值观⼀百八十度转变，使中国妇女的尊严⼀扫而空！上海女人的地位在1970年代的西方学者眼中，原是全世界⽂明社会第⼀流的，突然之间倒退了半个世纪！我祖母辈的经历告诉她们，富贵无常，只有国家强盛，民族独立，上海人才有尊严。在我成长的年代，我曾经亲眼⽬睹妇女的地位在新政之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上海的女人首先争取的是和男⼈们同工同酬，经济独⽴，女权才有保障。其次才是巾帼不让须眉。周围的⼈却以为，我从美国回来反而落伍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其实，我在西方也算得上独立自主的女性。以我的背景和我的教育，我认为西方的妇女地位普遍地落后于我这一辈的中国妇女，西方女性运动应向中国学习。因此，在女性主义批评喧嚣尘上的时期，我是本着花木兰精神，踏着文姬归汉的足迹，到中国来探究中国女性传统来的。

林涧，复旦大学“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副主任，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关心的是年轻的⼀代看的是什么书，什么电影。因为我相信，看什么书，做什么人。⼀个人的德行不是出生和门第决定的，而是教育和环境养成的。我担心的是，这些当代大上海的权贵们，打算把他们的“金枝玉叶”培养成什么样的女人？堂堂知名学府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忙着傍大款，嫁老外，做“师母”，理想职业美其名曰“公关小姐”。社会上的阔佬，或有权有势的恶棍，居然敢⽤势力来笼络教授，逼我给他们娇生惯养的“上海宝贝”不上课，打⾼分！

暑假里回旧金山和我妈谈起这些事，我妈说了⼀句更加令我尴尬，啼笑皆非的话。她冷笑⼀声，说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没想到她居然也“不忘初衷”！）她还说：“国内那些⼈现在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女人的吗？倒行逆施，真不要脸。” 我妈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文革之中，她受尽折磨，被殴打，被批斗。家里首饰衣物，抄查⼀空。每周要写三篇检讨，忏悔以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不是仅仅因为⼀个“金枝玉叶”的罪名？她又没有犯过其他的罪。而现在同⼀个政府统治之下，无产阶级的女人又要追崇什么豪门望族的金枝玉叶！八十高龄的她，怎么想得通？怎么能理解？

而我呢，想不通也得想得通,因为我是个学者。而且，我的特长是专门对付疑难杂症的。我想，当年意识形态下放，是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岸三地互通往来。国内的思想界打倒四⼈帮以后，厌倦了僵硬的教条，盲目的口号，激进的思潮。决策者由于和国外三十年的隔阂，对于美国和台湾的意识形态，文化政策，还没有多少第一手资料。八十年代以后，上海仿造的实质上是⾹港的西方殖民地文化。女人追求的是名牌名包，金刚钻戒指，法国或意大利模特的时装和高跟鞋。南京西路成了这些名牌店的新租界。

内地恢复的所谓“传统文化”，大部分是从台湾来的。因为文革“扫四旧”，荡涤千年遗留下来的“污泥浊⽔”，大陆早就没有多少残余的传统文化了。上海所谓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都是台湾的商⼈，台湾的移民带回来的。徐家汇中心路口挂的那个大红“福”字如意结，那笨重古板的形象，⼀看就是台湾来的。法租界以前没有这种土里土气的文化符号。八十年代的邓丽君比五十年代的梦露还厉害，唱衰了红歌，霸占了大街小巷的“意识形态”。说句公平话，“包⼆奶”或者“金丝雀”文化，也是台商带回来的。

三十年来，实用主义的国策的确把“狗的屁”吹上了天。可是实用主义不实用的根本症结在于它的长期效应，它是会有严重后果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远见的⼈会要“不忘初衷”。实际上，“意识形态下放”可以说是又⼀个“不平等条约”。因为并没有要求对方也同样下放。美国和台湾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下放, 反⽽长驱猛进。你搞改⾰开放，意识形态下放，别⼈的意识形态进了，占据了你的地盘，你的文化市场，你的思想领域，你的社会体系，教育思想，被别⼈占领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下放”实质上成了“意识形态投降”。所以那些相信西⽅民主的改革派到后期就有“投降派”之称。这标签可不是我想出来的。

实用主义遭受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度失去了民族自尊，思想界失去了“话语权”，社会失去了准则。年轻⼈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自身没有信心。“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居然成了“上海宝贝”的“金玉良⾔”。大学生当了打工仔、推销员，⾝价还不如电影明星、模特、⼆奶、歌⼿、舞女。政府官员弯腰曲背。教授成了推销员，推销的霸占了讲台。开口哈“富”，闭口“诺贝儿”。朝西唱个“喏”，身价百倍似的。有才有路的都进了金融界、商学院、外贸企业。学哲学和文学是没有出路的，不是“剩⼥”，就是失业。网吧卡吧里坐满了民工子弟，不能上学，天天玩暴力游戏。学前儿童，不会看书写字的小朋友，都会跳摇滚舞，唱流⾏歌，还会说：“我爱你”，“亲⼀个“。

我不姓“孔”，不是新儒家。我也不是龙应台，让北京大学恭恭敬敬地请来，当面辱骂当代大陆人不知“礼义廉耻”。北京人对外的自卑和谦恭倒是恢复了传统。有时实在令人发指。我看在眼里，觉得荒唐得很。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写。我在海外不骂自己人，批评总要有建设性的思想和理论，否则免开尊口。这是我的习惯。

在幼稚无知的西方女性主义猖獗一时，基督教“性学”阉割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愚昧语境下，我开始思索怎么教育和培养我周围下⼀代的“金枝玉叶”，从我亲身经历和往事的回忆之中，给她们寻找一些有价值的模式，可取的典范，探讨一下古往今来，优秀的华人女性传统，这原本也是我的工作，我的专业课题之一。后来我回美国后找到了⼀个可喜可嘉的楷模，赛珍珠，尤其是她的后半生，使我感动。我在英国⽜津⼤学的圆桌会议上做了⼀个演讲，还只是那个研究计划开头⼀部分，立即被接受发表了，题为“贵族的义务：赛珍珠的柏拉图自我臆念”。后来，具有最⾼权威的北美现代语⾔学会的《国际书⽬库》收进了它的⽬录，颇受读者欢迎。可惜那研究计划我只做了三分之⼀，因在台湾没有申请到经费而终止了。后来我才知道，赛珍珠不是宋美龄的同党，台湾很少做赛珍珠研究。

上个世纪的九⼗年代，我在美国刚⾛上工作岗位，多元文学和文化兴起。我经常受到邀请，要我发表华裔文学的论文和教学经验。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对付一个学术界的疑难杂症，就是轰动世界文坛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作品的解读、阐释和争议。我看了好多洋⼈写的，男⼈写的，女人写的有关华裔妇女的⽂章，发现误解和误读是普遍现象。西⽅权威批评⼀般都把华裔妇⼥看作性奴，依仗西方文化的感召得以解救的。可是我仔细⼀看文本，发现作家并不是这么说的。

汤亭亭是七十年代受了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越战运动的感召，由非裔作家发起的寻根问祖，以及先锋派反思历史，反问宏⼤叙事的后现代文学的影响，质疑媒体社会刻板的华⼈形象，从她移民的妈妈⾃⾝经历和听妈妈讲的中国故事中，追溯华裔的女性传统，在美国主流文学中，创造了从花⽊兰到蔡琰（蔡⽂姬）的华裔女性英雄形象。所以多元文学批评认为，华人的故事要由华人自己来讲。

为什么我的解读和许多美国的批评家会不⼀样呢？后来读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才知道非属偶然。⾸先是西方学者运用的是西方学术界、文化界传统的东方主义的术语，话题和成见。其次，东方主义体系对于东方女性已有刻板的定见，刻板化的形象，不可改变。因为东方主义体系所选择的视野，立场，话语，措辞是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利益切切相关的。凡是东方的，定位是从属的，低下的。

林涧在旧金山华⼈⽂化中心汇报学术成果，介绍《语⾔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的东⽅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我的研究发现，尽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外交已经解冻，经济和贸易也已经互通往来，但是冷战的语⾔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在美国，媒体语⾔，公众意识，意识形态中的华⼈形象，对华语⾔，刻板化和妖魔化，并没有解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说，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把华裔妇女看作性奴，依仗西方文化的感召得以解救的刻板概念，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就有的教会传统。也就是，在当时美国移民法不准许华工女眷入境的时期，通过偷渡或被贩卖来美的华人妇女，在当时单身汉成群的华人社区供不应求。她们受了委屈，寻求西方教会的庇护。美国教会中，接纳受苦的华人女性，的确有这样⼀个历史传统。

美国内地的白种女人和黑种女⼈，从小就在教会生活。她们与华⼈或华⼈社会很少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甚至二十一世纪，她们还是想当然地站在教会的圣坛上，高高在上地接受华⼈女子的屈膝忏悔，返依她们的宗教和信仰，效仿她们的模式。她们接受或解读华裔⼥性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个姿态。这在妄想称霸世界女权领袖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手里登峰造极。难怪传统的中国妇女不以为然，接受不了。

如果不了解中美关系史，不了解华⼈移民史，美国的东方主义，宗教背景，我恐怕不会深刻地理解汤亭亭的创作艺术，其中的深层结构和双语的文化内涵和幽默。因此，当西⽅学术界的⼥性主义批评沿着基督教的传统，解读汤亭亭的经典著作《⾦国英雄：鬼佬群中的女童回忆录》（The Woman Warrior：Memoir of a Girlhood among the Ghosts，1976），翻来覆去地谈论“⼥性解放”，“寻求⾃我”，“⾝份认同”的时候，我喜出望外地发现了她⽂本中⼀系列最珍贵，有价值的⼥性模式，来自中国。我意识到，美华女性解放、寻求自我、⾝份认同的追求，必须通过⽐较⽂学，跨国研究的途径，才会有可观的成果。⽽且，中国⼥性传统应该引领世界⼥性运动的发展。

我发现作者原来起的书名是 Gold Mountain Women ，所以我认为不妨还其原来的意思，用音同字不同的上述译名比较达意。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金国”两字不是别字，而是我的创意，指的是“金山国”，早期华⼈登陆美国的地⽅。“Gold Mountain Women”指的是像书中的主要⼈物汤亭亭的母亲那样漂洋过海，历尽艰险来到美国，⾜智多谋，艰苦奋斗的华人妇女。广东人早有“金山婆”之称。她们把华⼈妇女的⾃信和尊严带到了美国，不但在家⾥为中华民族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而且为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模式。她们的传统，她们的能量，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值得发掘和教学的⼀个课题。不料事与愿违。

2001年以后，“中国威胁论”再次崛起，美国主流文坛欢迎的华⼈女性形象，不是“藏龙卧虎”，便是女警，间谍。忠于史实，认真写《南京⼤屠杀》、《华人移民史》的张纯如莫名而死。华裔⽂学批评界被病态心理学，变态同性恋的“奇谈怪论”掌控。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文艺复兴，即将以“去中国化”的“经典重组”为名而为其他族裔文学所替代。我不愿为⼈作嫁，在乌烟瘴⽓的学术环境中透不过⽓来，苟且偷⽣，便毅然放弃了我在北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终⾝教授职务，接受了复旦⼤学中文系的邀请，去上海启动“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中心”的跨国研究⼯作。

几年中，研究成果是可观的，这⾥就不赘述了。女性研究只是⼀个课题。有⼀篇做了两年的硕士论文，发掘了中国戏剧史上许多活生生的女英雄，女强⼈，智慧有趣的女性⼈物，令我惊讶，赞叹不已。历史上记载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女人。不像当代戏剧舞台，三宫六院，个个都必须长得浓眉⼤眼，水蛇细腰。妩媚有余，精神不足。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至少我培养的女学生，都放弃了好莱坞的模式，没有⼀个⾛上歧路的。我被誉为“德艺双馨”的女教授。我这才理解，为什么史上《⼥戒》竟会出自女作家班昭之⼿。传统是有⼀定的道理的。

可惜的是，那篇硕士论文没有完成，因我离职而中断了。那个颇有才华，但是急功近利的硕士生也没有继续做她的学问。⼀毕业就给美联社聘去做记者了。苏北帮在我合同到期后续聘时用了下三滥的小商小贩伎俩，说我这高层次引进⼈才，进来以前谁让你不开个高价。既已进来三年，业绩是不错，但是已经来了，就别讲什么高层次待遇了。给你⼀个民工待遇，订个民工合同也就行了。反正你们国外回来的不在乎钱。别⼈有的是带钱回来，捐钱给学校的呢。上海人说，这是苏北帮的生意经，叫作“斩洋葱头”。不怕掉眼泪。

也许确实有捐钱给学校和经办人的，换个职位，拿个待遇的。可是我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不来这⼀套。我不是太后，不会和太监打交道。我就跟着其他五六个比较正派，两手空空，一肚子学问，而不会和太监打交道的美国“海龟”⼀起回美国了。损失是我的，也是国家的、民族的、学校的、学生的、知识界、文化界的。那些太监们个个利欲熏心，鼠目寸光，仗势欺人，才不顾大局呢。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好处。斩完“洋葱头”，应该是要掉眼泪的。

后来有台湾的同行请我去台湾教书。我这个“双枪老太婆”还是比较喜欢教“小双枪”，英文中文都好的学⽣，便去了台湾静宜大学的英文系，教美国文学。反正台湾也是汉地，汉文化，汉人为主；讲的写的用的也是汉语。繁体字我也会写会看。有趣的是，发现我的名字写成繁体，头上挂了两个太阳，暖和多了。而且姓“林”的在台湾还是大姓，通行无阻。

只是，当地讲“国语”的汉⼈，经常喜欢纠正我说国语的发⾳。我提醒他们，别忘了我是出生在大陆的。我怎么觉得，我像⼀个英国⼈到了菲律宾，你们要想教我怎么说英语不成？他们笑了，也就不再挑剔我的口音了。另外使我受不了的是，台湾有蚊子，不声不响，偷偷地咬⼈。饮⾷也不很习惯，因此周末和假期我常回上海。台中的机场离学校很近，只要两小时就到浦东了，比去台北还快。

2013年，我在上海遇见当年帮助我去美国读书，从华盛顿来的表姐张之⾹。她创办的⼀个教育基金会，请了⼀位姓秦的美籍华裔作家去大陆到处演讲。这⼈写了几百年的家史，上至秦桧，下⾄马英九。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突然⾛红，可能是马英九做了总统。可是我心里嘀咕道，费这精力经费请别⼈讲别⼈家的故事，替别⼈家翻案，何不写自己的？讲自己的？学术界的上海朋友说，程乃珊的成就不单是重新发现了上海的老房子和里面的故事，主要在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恢复了上海的小资情调和小资文化。我暗中思忖，我的兴趣倒不在小资文化，而在于解构“洋房汽车”， “嫁⼊豪门”，“⼤家闺秀”，“金枝玉叶”的神话，拜⾦主义的迷思。试试吧，也许是时候了。

于是我就开始在网上看了⼀些资料。关于旧上海“⼀号汽车”的故事，书籍、文章、闲谈、杂文、官史、野史，或多或少有⼀些。但是好像引起当代社会学家注目的不是“⼀号汽车”的故事，而是周家的财富。据记载，1943年，“房地产大王”周湘云（1878-1943）去世时，注册财产四千五百万银元，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纳税人名单上“名列第五”。到抗战结束时，周家“全部家产已达八千万”。这数字大概不包括全部收藏、⾸饰、家私、古董、细软想来不会报税，而史称周湘云是知名的⼤收藏家。关于他的弟弟，“⼀号汽车”的真正车主周纯卿（1880-1945），我外祖母的父亲，则却没有多少故事。而且，有关“⼀号汽车”的故事，当代史家希望融化洋⼈要夺取车牌而产生的冲突。1960年代出版的那本《旧上海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想来是当代的投降派“怕得罪”洋人，回避冲突，而修改了历史。这我知道，别说通俗领域，学术界也是如此。我是领教过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文化政策，没有这个必要。美国的学者也批判殖民主义，帝国强权，也批判种族主义，白人至上。

当代所有的资料都对周家积累的财富不胜羡慕，似乎周家值得⼀提就是因那天文数字。最近维基又称周湘云“中国首富”。就说钱吧，我⾸先想问的却是：这么多钱，怎么⼀代就败完了？！我关心的不是怎么发财致富，而是怎么守财度日。这问题对于当代社会，也许有更重要的意义。研究一下至少可以启发时下那么多的“富二代”，包括我周围看到来美国留学的，工作的。而且，可以让在国内外成功创业的新一代首富们想⼀想，财富的积累最终是为了什么？据我的回忆，周家的财富好像不完全是共产党进城被充公或没收的。所以，问题不那么简单。主要的原因是两房均无有出息的下⼀代男丁。第二代过世后就没有得力能干，经管企业的家⼈了。怪不得传统文化重男轻女。其实，那是家族制，私有制，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的。不是主观意识，也不是当代西⽅基督教女性主义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

后来，又看了⼀些资料，那是有关我外祖母的婆家，也就是我外祖父家，叶府的趣事。从当代十分名贵的茶叶白茶的最初发现和移植上海，到咸丰皇帝的玉玺被厨子当石头用来压咸菜缸，都是网上流传的趣闻。有关压咸菜的那块石头的故事，想起来倒是我小时候听说过的。不过，也有⼀些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当代通俗⽂化的臆想，编造出来的，争风吃醋的浪漫史。甚⾄还有说我曾外祖⽗逃跑国外，船沉海底的结局。作者可能是看了“泰坦尼克号”产生的创作灵感吧。写⽂章的都大言不惭，说叶家“有钱自不用说”。而我记得，从小⼀直听家里人说，叶家没有钱，家里的开销都要我外祖母从娘家拿钱来。小孩子营养不良，生肺病的都有。

有钱没有钱还在其次，要是有人污蔑你的祖宗或家⼈，谁也不会高兴的，是吧？尤其是有关我住在旧⾦⼭的姨妈的故事，比如像《史海：李鸿章侄孙女被干女儿夺夫愤而出家》这种⼀知半解的文章，看了使我火冒三丈⾼。好像我姨妈是做“小三”的，像那些台北人想象中的百乐门舞女⼀样穷凶极恶，巧取豪夺。要是真的像她们⼀样，那李鸿章的孙⼥也不用走吧，收房不就得了？胡诌毕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诸如此类的臆想和措辞，也反映了作者的素质问题。当代人的主观意识未免太低劣了。我觉得意识形态下放以后，中国的女性地位倒退⼀百年，子女教育大成问题。

于是我就开始实地考察，研究⼀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我和我同时出国，现在在上海为美国的⾦融公司做买办的表妹⼀起去看了我外祖父家“范园”10号的⽼洋房。2010世博会前后作为历史文化遗迹被保护起来了。网上看到过这栋房⼦的油画，很是壮观。实物却是保护得很糟。我们俩⾛到二楼三楼的客厅，发现墙上陈列的都是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照⽚。摆设是二十年代的喇叭⾳响，留声机和电话。有⼀家台胞在旁边的另⼀栋别墅⾥开了酒店，经营“公馆菜”和婚宴。里面的新郎新娘都是披⽩纱，戴领带的。可能整个小区为复辟“民国范”，营造和谐⼀致的氛围吧。

看到徐志摩的照片，我突然领悟到⼀个真理，便跟我表妹开了个玩笑。我说：“哈，想想吧，到底是开银⾏的活得长久，还是写诗的活得长久！” 这⼤概是我最初要想写这本书的动机吧。通俗文学市场还没有泛滥之前，作家比较严谨。他们写作的目的也不同，不是为了赚钱盈利哗众取宠，或得奖成名，媚俗畅销。我常和学生说，诗人文人在乎的，要说“名声”的话，也许是“寂寞⾝后名”吧。至少，我研究过的作家都是如此。别说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就是如今尚在世的，当代作家汤亭亭，追求的也是“不朽”，不是诺贝尔奖。嫦娥奔⽉的神话也许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它早已在我的“性”意识中潜移默化。得了仙丹的⼥⼈，得放弃世俗的欲望，以求永生。不要像当代的⼤明星们，据说都想“嫁入豪门”。

于是，我想起了⼀个“嫁⼊豪门”的故事，可以解构通俗文化中流行的迷思。也许可以教育新一代的女儿们。我外祖母的不幸婚姻，可以说是⼀个“嫁入豪门”的悲剧。我想到小时候听阿妈说的，“⼀号汽车”送她出嫁的那⼀幕，觉得那应该是可以和好莱坞电影比美的素材。二十年代的上海，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也是汽车时代的开始。她婚礼的场⾯，不正是当代中国电影热衷效仿的，美国电影《飘》(1939)中大型舞会的场面吗？

回旧金山后我告诉我姨妈，我和我表妹叶世仪⼀起去看了她小时候住的房子，里面挂的是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照⽚。她说这真叫是“张冠李戴”！她拿出几张已经褪色的旧照片给我看，引起了我的兴趣。有⼀张是“范园”10号的，还有两张是她五十年代初带了三个年幼的小孩，从⾹港，转印度来旧金山，在船上拍的。这使我想起，柏克莱大学已故的华裔文史专家塔卡基（Takaki）的书里，称我们美籍华⼈是“从另⼀个彼岸来的美国移民”。我姨妈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小孩来美国乘坐的那条船可以说是太平洋的“泰坦尼克号”，只是没有沉没，安全到达了彼岸。这才有我和我表妹的今天！

那条船叫“克利夫兰总统号”。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姨妈不是公主，也是个“格格”。网上谣传关于我姨妈的故事是不知道真相，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回顾了我姨妈的⼀生，对她是肃然起敬的。所以我不想让那些不负责任的通俗作家把她写成当代文化意境中的“小三”，这也是我写这本回忆录的⼀个心愿。

其实，寻根问祖原就是属于我专业范围内的⼀个课题。近年来，好多年轻⼈回⼤陆寻根问祖。我在上海时，在电视上看到纪录片，说是张幼仪的侄女写了⼀本张幼仪的传，才知道徐志摩的真面目并不像前些年吹捧他的纪录片里称颂的那么浪漫。回美以后，我还看到，年轻大学生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祖母，回国考察，拍摄了⼀些微电影和纪录片。大家还不是希望，我们华⼈在海外也有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故事，子孙后代不再是只读，只看，只学洋⼈的历史啊。想想我自己，岂不是过来⼈？⼀辈子读的都是白人文学，黑人文学，很少华人文学和历史。虽说我也写了，编了几本华裔文学的书。可是，我不是⼀辈⼦都在写别⼈的故事吗？是时候了。该写自己的故事了。

不过，我想写的不是家史，我想拍的也不是记录片。而是⼀本可以发⼈深思的回忆录，可以在会议室或课堂上放的电影。因为我的创作目的不是光宗耀祖，也不是对“老上海”、“老克拉”、情有独钟。正如卷首语强调的：“不是怀旧，非是乡愁”。激励我的是能够追溯⼀种民族的精神、民族的传统，被埋没的历史和失去的尊严。其次，在寻根问祖的同时，的确像有⼈说的，至少可以“从历史的倒影里看见自己”，知道自己的来龙去脉。我希望让过去照亮眼前的现实，指点将来的⽅向和出路。为的是和后⼈分享这⼀份被剥夺的“非物质⽂化遗产”。

2017年3⽉1⽇美国，加州，佛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