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其疆域之辽阔，文化之多元，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作为元朝文化主体的中原汉文化、占据一定主导地位的草原游牧（蒙古）文化以及颇具影响力的西域商业文化，彼此间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幅员辽阔的蒙古诸汗国

到了元朝中后期，伴随着熟谙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的日益增多，这些原本来自不同地域，分属不同族群，信奉不同宗教的胡、汉士子间的关系日渐融洽，最终形成了颇为奇妙的“多元文化圈”。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文化共同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洪流，共同书写出了中华文化史上较为独特的篇章。

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汉文化认同”

坦诚说，尽管元朝文化以多元著称，但作为“土著”的中原汉文化，历史最为悠久，生命力和辐射力最强。在元朝定鼎中原，人民生活趋于稳定后，各族士子们开始“舍弓马而事诗书”，沉浸于中华文化之中无法自拔。

回回诗人马祖常（1279—1338）评价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在古代中国，“天下国家”讲究“内华夏”而“外夷狄”。但到了元朝，汉族知识分子们突破了所谓“夷夏大防”的狭隘民族观，普遍认同“夷而进至中国则中国之”的观念。因此，以蒙古、色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逐渐被他们普遍接受。

这些主张“以夏变夷”的汉族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以文化（儒家思想）为纽带，影响和浸润这些异族知识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仅将这些主动学习中原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当成“道义之交”，甚至还以“吾徒”、“吾党”称之。

譬如著名文学家许有壬，就曾对蒙古族学者万家闾做出了高度评价。“天资聪颖，喜交儒士，灼然见有道义，故确然无间于吾徒也。”

许有壬著《至正集》截图

至于主动学习中华文化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可谓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非顺帝时期的政治家脱脱莫属。脱脱（1314~1355），字大用，蒙古蔑儿乞氏。幼时师事浙东大儒吴直方，深受儒学浸润。他两度出任宰相，恢复科举，重开经筵，主持编修辽、宋、金三朝之史。

鉴于脱脱推行汉法，全盘否定前任右丞相伯颜以“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为代表的反儒政策，他赢得了广大儒士的衷心爱戴。在他被害之后，浙江诗人戴良（1317—1383）等均“以诗祭之”。

脱脱草书《题璇玑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在元朝，汉族知识分子们不仅研习儒家经典，还兼通佛道。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们，在学习中原文化时，亦“喜谈佛道”。

如“亦都忽立，其先回鹘人。....西北人材率雄杰悍鸷，尚武而嗜杀，而公独禀和易，趋尚文雅，通儒书，礼秀士，喜谈仙佛，善作大字，绰有中州风度。”

实际上，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多个层面上认同了汉文化。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各族文士的赞誉。

• 譬如葛逻禄族（6—13世纪，中亚操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色目人廼贤（1309—1368）以诗闻名，“上而公卿大夫，下而里闾韦布之士，莫不称之，一时之善为诗者亦莫之能过也”；

• 西域回回诗人孟昉“明敏英妙，质美而行懿。……尝拟先秦、西汉诸作，摹仿工致，大夫士皆与之”；

• 西域人沐仲易“工于诗，尤精书法。乐府、隐语，皆能穷其妙，一时士大夫交口称叹。”

一言概之，当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们接受了中原汉文化后，汉族知识分子们便不再“以蛮夷视之”，不仅以诚相待，还对他们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

汉族知识分子们对“外来文化”的认同

实际上，元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们，在以中华文化浸润诸少数民族友人的同时，也逐步认同了“能行中国之道”的蒙古和色目文化。

蒙古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且特色独具，和以农耕为主的汉族的饮食习惯大有不同。作为游牧民族传统饮食的肉食和奶食品，颇受汉族士大夫们的胃口。历史记载，1334年许有壬扈从上都，写下了《上京十咏并序》。

他以十首诗的篇幅，描绘了多种草原美食，如马奶酒、黄羊、黄鼠、籸面、地椒等等，并详尽记述了品尝心得。以《马酒（马奶酒）》为例：

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玄。

骥子饥无乳，将军醉卧毡。挏官闻汉史，鲸吸有今年。

马奶酒

在元朝，以“蒙古风”服饰为代表的“胡俗”颇为流行。即便到了明朝，这种“胡俗”依旧受民间尊崇。如《明实录》所说，“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

以“宋遗民”自居的郑思肖也不得不承认，“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惟恐有一毫不相似。”

郑思肖（1241—1318），宋末诗人、画家，连江（今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人

同样，元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们，不仅不反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们民族服饰，对于蒙古和西域的物质文化，多有包容和接纳之意。

如僧人来复《题赵松雪巎子山二公墨迹卷后》云：“康里平章（西域康里诗人康里巎巎）起燕族，貂帽狐裘面如玉。”诗中不仅记录了西域人穿貂披裘的生活习惯，还称赞其“异域长相”“颜如玉”。

康里巎巎[náo]（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西域康里部人，元代著名书法家

和中原酒味道与酿制方法有所不同，“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的西域特产阿剌吉酒，深得一些汉族士人的喜爱。譬如诗人黄玠就盛赞道：“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

另外，“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的“回回刀”、西域制糖术、新的葡萄酒酿造术、舍儿别（果子露）煎煮法、“纳石失”织品、“撒答剌欺”锦料等各式各样来自西域的生活技艺和用品，均在元朝传入中土后，被汉族知识分子们普遍接受。

明孝靖皇后无袖方领升龙纹、寿字纹刺绣比甲

除饮食和服饰等物质文化外，元朝汉族知识分子们，也对蒙古、色目的精神文化有所认同。

至元六年（1269）七月，忽必烈下诏，在全国各地设立诸路蒙古字学，并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限期（100天内）熟习蒙古新字。出于跻身仕宦的愿望，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蒙古语言文字。

八思巴文字母表

江西理学宗师吴澄（1249—1333），不仅对蒙古新字（八思巴文）评价颇高，“以开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并在《送杜教授北归序》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八思巴字的文化功用，指出了这种表音文字较之于传统汉字的优势。

元中期学者虞集（1272—1348）亦称：“世祖皇帝既一海内，尽出四海之贤能而时举之。取士之途非一，而常恐不及也。始置国字，合音以成言，累文以成字，以同四海之文，以达四方之情，以成一代之制。”

到了元末时期，福建一带的民间书坊，还数次刻印销售蒙汉对译小册子《至元译语》。汉族知识分子们学习蒙古语的热情，可见一斑。

左：吴澄（1249—1333），右：虞集（1272—1348）

元杂剧中，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被广泛使用。据史学家考证，现存元明戏曲剧目中含有的蒙古语词语多达近两百个。这说明，元朝的汉族百姓们，已经对蒙古语的日常词汇有所掌握。

在元朝，官方和民间均对源于西域的回回医药有所重视。元廷除了增设正骨科以外，还设有广惠司，掌管“回回（族）医药”。

大儒许有壬《大元本草序》说：“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南村辍耕录》中，也记载了西域人聂只儿治疗驸马刚哈剌奇疾，回回医官做肿瘤手术的事迹，并称“西域多奇术，信哉！”

伊斯兰医学家伊本·西那所著《医典》，是十七世纪以前亚欧广大地区的主要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

另外，蒙古和西域人的建筑、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以及婚俗、礼仪等风俗都被汉族士大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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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大儒方孝孺对此可谓“痛心疾首”：“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骨化风成。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诎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小结

许有壬在《大一统志序》中，概括“元朝盛世”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这说明，元朝虽然“地有南北、人分华夷”，但有着趋同的文化精神，这便是多元一体、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

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制作的简仪

客观地说，中华文化中“多元一体”的特质，不仅是团结中国各民族同胞深度交往的纽带，更是消除文化隔阂的“粘合剂”。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包容、理解、尊重和珍惜“他族”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

因此，我们不能单一思考“少数民族如何汉化”，而是要从多民族彼此间互动交流的角度，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观念认同。或许，我们可以从几百年前的元朝各族知识分子们身上，得到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