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那些年和胡适陶洙张伯驹赵万里干的那些事（上）-今日头条

2012年5月31日凌晨1时59分，“红学泰斗”周汝昌在家中辞世，终年95岁。讣告传来，全国报刊网络大小媒体纷纷哀悼，盛赞“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鲜为人知的是，周汝昌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与陶洙、张伯驹、赵万里和侯堮等人相勾结，是陶洙伪造和高价贩卖“庚辰本”及多种“曹雪芹生平史料”等假古籍的重要“小伙伴”；终其一生，周汝昌在《红楼梦》（本名《石头记》）考证上没有半点“原创”成就，其连篇累牍宣扬的种种论调不过是“继承发扬”了陶洙的谎言。

同样鲜为人知的是，周汝昌生前已经知道他伙同陶洙造假售假的骗局被揭穿了。

周汝昌去世时媒体的隆重报道。

“红学泰斗”真面目的溃坝，始于周汝昌生前极力否认曹立波等人“意外发现”的“北师大藏本”是陶洙所抄，亦即断然否认“北师大藏本”是陶洙和周绍良共同伪造的假古籍。

“北师大藏本”是2000年年底被北师大博士生曹立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师）“意外发现”的。2001年，经过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北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杨健等人的“内查”“外调”，以及周绍良的确认和冯其庸的“独立研究”，“北师大藏本”的基本面貌一清二楚。

“北师大藏本”是陶洙根据“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戚序本”、“程甲本”或“甲辰本”等版本汇校汇抄而成的“新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主体部分的笔迹（包括正文和部分批语）就是陶洙亲笔所为。陶洙亲笔抄了“北师大藏本”的正文这一事实首先是由曹立波和周绍良共同确认的。

“北师大藏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正文笔迹。

2001年3月7日，曹立波去国家图书馆，借阅了“己卯本”原件，“己卯本”原件中第21至第30回之正文和批语就是陶洙亲笔“抄补”的。曹立波翻开陶洙所抄补的每一页，发现正文字体与“北师大藏本”主体部分抄手（“甲抄手”）的字迹“几乎相同”。2001年10月18日，曹立波带着“北师大藏本”的几张复印件去拜访曾与陶洙有过密切交往的周绍良，周绍良看过后说：“这个字很像陶心如的字。”

“北师大本”（左）、庚辰本（中）、己卯本朱笔批语笔迹对比。

2001年10月，冯其庸在《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也写到，当年5月、6月间，冯其庸“急不及待地”拿出“己卯本”复印件来与“北师大藏本”对照，“顿时真相大白”——陶洙在“己卯本”上大量抄补的文字与“北师大藏本”上“前三十回及最后十回”的文字“真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北师大本的前三十回和后十回确是陶洙所抄，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

庚辰本正文和朱批笔迹（左）对比己卯本正文和朱批笔迹。

“北师大藏本”的“发现”，当年炒得很热闹，《人民日报》也发了报道，北师大又开了专家座谈会，国家图书馆热火朝天地要出影印本。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北师大藏本”正是陶洙造假售假罪恶行径完全暴露的溃堤管涌。

“北师大藏本”主体部分的笔迹就是陶洙的笔迹，跟“己卯本”上陶洙抄补部分的笔迹一模一样；而“己卯本”上陶洙抄补部分的笔迹，跟所谓“乾隆古钞本”“庚辰本”上对应回目的笔迹完全一致一模一样。“庚辰本”不是陶洙抄的，那是谁抄的？

承认“北师大藏本”为陶洙所抄，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的罪恶行径就再也无法掩盖下去。

甲戌本（上）庚辰本（下）笔迹对比：特殊笔划，斜弯勾特别长大。

凡是仔细研究过“己卯本”原件和“庚辰本”原件的“红学家”，怎么可能会看不到陶洙的亲笔笔迹跟“庚辰本”一模一样？陶洙笔迹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这些鲜明的特征在全部“脂本”中都大量反复地呈现，懂得笔迹鉴定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冯其庸们看不出来？

甲戌本（上）庚辰本（下）笔迹对比：特殊结构完全相同。

了解了“北师大藏本”曝光的重要性，大家再来看周汝昌当年的言行，就会发现大有趣味。当冯其庸们公开确认“北师大藏本”为陶洙亲笔所抄后，周汝昌撰文断然否认陶洙与“北师大藏本”有任何关系。

《光明日报》2003年5月22日《书评周刊》刊发周汝昌《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的长文，讲了一大堆与笔迹鉴定毫无关系的理由，否认该本为陶洙所抄。周汝昌写道：

北师大现藏的这部精钞本，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出现于北平的本子；它与陶心如并无关系，更不是借了我们的甲戌录副本而校钞的新本。

陶先生最喜欢校书题记——如他自藏《己卯本》即有五题。如若北师本是他的辛苦结晶，书前书后，必有题跋。而现在看不到此本上有他一丝一毫的痕迹——表一表校抄经过与新价值，等等。

周汝昌在文中自叙“我是目坏严重之残者”，既然如此，周汝昌何必跟“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明显事实较劲？陶洙没有在“北师大藏本”上留下“一丝一毫的（题跋）痕迹”，不是正好说明了陶洙处心积虑伪造“完美的‘脂本’”以诈骗谋财？

周汝昌去世时媒体的隆重报道。

周绍良的年谱作者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一文，揭示了陶洙造假的动机：“1953年9月，周汝昌先生的新作《红楼梦新证》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反响很大，洛阳纸贵，抢购一空。陶洙看到《红楼梦新证》轰动一时，便想把他正在抄校的本子整理成一部新的最好的脂评《红楼梦》，并设想此本出版后，必然引起比周书还大的反响。”

据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北师大藏本”于1957年卖到北师大图书馆，售假是当时离谱的高价240元，“与其他《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只是由于“红学家”范宁事后鉴定这个本子是“过录本”，亦即没什么价值，“北师大藏本”才在北师大图书馆“雪藏”了四十多年。

我认为，冯其庸等老一辈“红学家”本来并不想来炒作这个“北师大藏本”，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然而年纪轻轻“立功心切”的曹立波博士却不肯放过这个“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马不停蹄地折腾起来，导师张俊等人不得不跟进捧场。在一片情急仓促之中，“红学界”并没有想好圆谎的台词，结果越说越乱——冯其庸就曾撰文硬着头皮公然说，“北师大藏本”的笔迹跟“脂本”一本都对不上！

周汝昌为什么要来公开否认陶洙伪造“北师大藏本”这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呢？我对此十分好奇，所以仔细研究了周汝昌跟陶洙的交往经历，周汝昌种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就暴露了这位“红学泰斗”麒麟皮下的马脚。

周汝昌去世时媒体的隆重报道。

周汝昌和陶洙是如何认识的呢？说起与陶洙的初次交往，周汝昌写得真可谓 “神乎其神”。陶洙于1949年1月19日突然造访困居北平城中的周汝昌，周回忆说：

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于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地不可想象，太神了！

陶先生意外见访于寄居，这一会面不打紧，却引出了非常重要的红学学术的崭新路标——他从我处得到一个“意外”，我从他处也得到一个“意外”。这没法“科学解说”，只好回到传统老词句：“冥冥中似有安排”了。

（周汝昌著：《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25、130页。）

周汝昌笔下陶洙得到的“意外”，指的是陶洙从周汝昌那里借到了“甲戌本”的录副本；而周汝昌的“意外”，指的是周从陶洙手里借到了“庚辰本”的照相本。

陶洙见访周汝昌，真有周汝昌吹嘘的那样“意外”这么“神”吗？其实答案周汝昌早就知道，并且公开说出来了，周汝昌的吹嘘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周汝昌在《一代名士张伯驹》之《序》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

（任凤霞著：《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3页。）

大家看清楚了，周汝昌与陶洙结识，不是什么“冥冥中似有安排”，而是张伯驹牵的线搭的桥。周汝昌就读燕京大学时，张伯驹正住在燕京大学“展春园”，两人住所“相去数步”。张伯驹可是陶洙的老哥儿们了，张伯驹的小老婆潘素还曾跟着陶洙学画呢。

张伯驹为什么要介绍周汝昌跟陶洙认识呢？因为周汝昌对“红学”有兴趣，已经崭露头角，陶洙、张伯驹和赵万里等人策划安排，让周汝昌出面去胡适府上借出“甲戌本”。

“甲戌本”正是陶洙伪造的第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1928年配合胡适妄论“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而匆忙伪造的假古籍，由胡适、董康和陶洙三人炮制的“藏书家‘胡星垣’高价兜售”的谎言哄抬面世。

胡适谎称“重金”买下之后，三十多年都不拿出来示人，因为“甲戌本”造得太假了，第八回正文还有两个致命的大bug——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这是首先出现在“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的插图，由陶洙亲笔所绘。

程甲本、甲戌本和庚辰本第八回正文通灵宝玉图、辟邪金锁图比较。

1930年，商务印书馆完全不给胡适面子，隆重再版《增评补图石头记》，等于给了胡适迎面痛击——胡适哪里还敢把“甲戌本”拿出来示人？胡适不但不敢把“甲戌本”拿出来示人，甚至从此之后不敢再大谈“红学”了——直到1961年，陶洙一命呜呼，胡适才敢把“甲戌本”交付影印。

《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所绘插图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曾经出任过“华北政务委员会”“最高法院秘书长”一职的陶洙，因为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日子不好过，只能发挥“专长”，伪造贩卖各种假古籍度日。陶洙迫切希望再次看到“甲戌本”，以便抄录“脂批”用于炮制“完美‘脂本’”。正因如此，陶洙、张伯驹和周汝昌三人从此“紧密团结在一起”。

周汝昌在纪念文章中捅的最大的篓子，还不是他和陶洙交往“神话”的破灭，而是所谓陶、张、周三人“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一历史真相。

此前众所周知的“庚辰本”为燕大购藏的经历，与周的叙述完全不同，甚至跟陶、张、周三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我将用专文详加剖析，其根本性质在于完全暴露了周汝昌长期隐瞒陶洙伪造贩卖“脂本”的事实。

周汝昌不仅在与陶洙交往的经历问题上撒谎，而且还谎称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

与陶洙有过密切交往的周绍良也对曹立波等人撒谎说，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周绍良怎么没有见过“己卯本”？王毓林所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写到，王曾拜访周绍良，周绍良不但看过“己卯本”，而且事隔多年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己卯本”中夹条的情况。

周绍良为什么要否认自己见过“己卯本”？因为如前所述，见过“己卯本”原件的研究者不可能不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乃至其他一切“脂本”的事实。

那么，周汝昌又是如何叙述他和“己卯本”之间的关系呢？

周汝昌所撰《陶心如》一文写到：

不知是哪一次，他又透露：“我还藏有半部‘己卯本’。”

“己卯本”？我吃了一惊，真是闻所未闻！己卯比庚辰又早了一年。不知其本何似？这使我梦寐思念不置。

再后来，将“甲戌本”钞本借与了他，我也求到了他的“庚辰本”照像本。及至我再向他求借“己卯本”时，他说：“已然讲妥，要卖与公家（文化部），不好再借出了。”

以后得知，此本归为北京图书馆的了。（按，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

至于“己卯本”，因各种“运动”迭起，早已顾不上寻看它。过了一个时期，就出来新生红学家去问津，视为奇货可居——凡遇此等情形，我总退避一旁，不愿去打扰人家。

（周汝昌著：《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中华书局，2007年6月出版，第266页。）

周汝昌在1986年4月25日为王毓林所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作的序言中写道：

陶心如先生本来也是与我素不相识的，有一次忽然来访，见到我的《甲戌》过录本，视为异珍，立即借去，答应将庚辰本的照相本借给我。他藏有“半部己卯本”，也答应借我一用。庚辰照相本给了我极大的便利，我深为感谢他。但己卯本他就不肯拿出来了。几经恳洽，最后对我说，已要卖给公家，不好借出了，云云。这样，我始终无缘目睹此本。等到己卯本归于北京图书馆了，我那时已然顾不及亲自研阅了，便全由家兄祜昌代为校证去了，他为此苦跑图书馆……。

（王毓林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2页。）

己卯本上陶洙的“题记”。

大家看看，周汝昌几十年来白纸黑字地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己卯本”。周汝昌真的没有见过“己卯本”吗？对不起，周汝昌说漏嘴了——在上文所引周汝昌《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一文中明明白白有一句：

陶先生最喜欢校书题记——如他自藏《己卯本》即有五题。

周汝昌没有见过“己卯本”，怎么会知道陶洙在“己卯本”上作了五条“校书题记”呢？辩护者大概要说，这是周汝昌的哥哥周祜昌到北京图书馆查证之后告诉他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我倒还要追问一句：查证过“己卯本”原件的周祜昌怎么可能不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乃至其他一切“脂本”的事实呢？

周汝昌仔细研究过“己卯本”原件，这是一个可以推定的事实。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的前后左右》一文中写道：

《红楼梦新证》本体完成于1948年。《燕京学报》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文末提到撰作那部书稿的事——初名《证石头记》。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第236页。）

首先要更正的是，周汝昌所述刊发在《燕京学报》上的文章题名是《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刊发的期数是第三十七期；根据文末脚注的日期“一九五〇，三，十五”，《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的出版日期当在此后。

在这篇文章中，周汝昌将“甲戌本”、“庚辰本”和“戚蓼生序本”称为《石头记》“三真本”。在述及“己卯本”时，周汝昌写道：

陶心如先生告：尚藏有“己卯本”残书半部。我以为此己卯本亦即庚辰本，盖脂砚斋自去冬始又有批语，至今秋为止，重为写定，乃一次事，非有两本也。

周汝昌判断“己卯本”和“庚辰本”同为“脂砚斋”连续重评的抄本，是同一本而非两本，其依据看起来是因为“己卯”、“庚辰”纪年干支相连。

但我的疑问是，如果周汝昌从未见过“己卯本”，真的如其所称“不知其本何似”，他如何能下断语“以为此己卯本亦即庚辰本”呢？

事实上，“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笔迹非常相近，甚至其中第21至第30回两本的正文和批语一模一样，如此才有充足的理由判断“己卯本亦即庚辰本”。

大家说，周汝昌有没有看过“己卯本”？

己卯本和庚辰本笔迹重叠比较。

特别请大家注意，令周汝昌暴得大名并自此飞黄腾达的《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此书“红楼纪历”一节写到，黛玉入荣府在第七年，“年仅六岁”，周汝昌对此特别注明：

己卯本、“梦稿”本于此独多“十三岁”之文，他笔妄加，谬甚。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第186页。）

我暂时未能找到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故无法判定周汝昌的这条小注究竟是初版的原文，还是后来再版时的增订。由于此注提到了“梦稿本”，而“梦稿本”众所周知是1959年才突然出现的，因此我愿意相信周汝昌的小注是再版时的增订，否则问题就太大了。

但无论这条小注作于何时，都能表明周汝昌确实亲见过“己卯本”。先请大家来看一看“己卯本”中“黛玉十三岁”的文字，图片翻拍自我高价购买的“己卯本全本高清照相本”。

周汝昌斥责“己卯本”中“代玉答道十三岁”是“他笔妄加，谬甚”，周若没仔细核对过“己卯本”，如何能知道“他笔妄加”的情况呢？非要指认这校勘工作是周祜昌的代劳，于情于理不合。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周汝昌谈到的“代玉答道十三岁”是“己卯本”的正文，而不是行间的批语，“妄加”正文的人究竟是谁呢？周汝昌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吗？

哪怕周汝昌真的从未见过“己卯本”，由“他笔妄加”的判断不能想到“他笔”就是“陶洙之笔”，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想不到“己卯本”和“庚辰本”全部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上述种种事实集中指向一个结论——周汝昌跟周绍良一样，早就对陶洙伪造“己卯本”、“庚辰本”乃至其他一切“脂本”的罪恶行径知根知底，并且早就参与了陶洙贩卖“庚辰本”的罪恶活动。

既然知道“脂本”是陶洙伪造贩卖的假古籍，周汝昌当然早就知道“脂本”虚构出来的号“芹溪”的“曹雪芹”及其生平同样是陶洙炮制的谎言；换言之，周汝昌早就知道一切有关“曹雪芹”的材料都是陶洙炮制的假古籍假文物。周汝昌当然也早就知道，依据“脂本”立论的所谓“后四十回续作说”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事实上，“红学泰斗”周汝昌一生的“红学伟大成就”，全部建立在陶洙的谎言基础之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周汝昌长期自鸣得意的“研究成果”之一，所谓“曹雪芹原稿中宝玉后与史湘云结为夫妻”，这并不是周汝昌的发明，而是首先从陶洙的密友董康那里传出来的。董康在其1927年东游日本的日记（4月27日）中写道：

生平酷嗜《石头记》，先慈尝语之云：幼时见是书原本，林薛夭亡，荣宁衰替，宝玉糟糠之配实惟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也。

（董康著：《书舶庸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29页。）

董康自述生平酷嗜《石头记》，他在日记中又点出过密友陶洙“耽于红学”；董康母亲关于“原本”的胡言乱语，不正是陶洙伪造“脂本”的灵感源泉之一吗？周汝昌不正是从陶洙那里继承发扬了这种“原本”的神话吗？

周汝昌撒谎欺世是有著名案例的，“红学界”当年轰动一时的丑闻，就是周汝昌伪造“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使得吴世昌、徐恭时、俞平伯、顾颉刚等“众多学者的一世英名，惨遭这起学术‘骗案’的污损”（参见沈治钧：《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三辑，第103页）。

鉴于周汝昌曾与陶洙有过密切交往的事实，鉴于周汝昌曾有伪造“曹雪芹”佚诗的公案，鉴于周汝昌谎话连篇自相矛盾的事实，大家不妨做一“自由心证”——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推论——周汝昌是否早就知道陶洙伪造“己卯本”、“庚辰本”乃至其他一系列“脂本”的事实？我的判断直截了当：周汝昌当然早就知道。

现在请大家回到本文开篇所提的问题——当冯其庸们大肆吹嘘“新发现”的“北师大藏本”，周汝昌为什么要断然否认该本为陶洙所抄？

答案很简单——早就知道陶洙造假并参与陶洙售假的周汝昌，完全明白炒作“北师大藏本”将要给百年“红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周汝昌的极力辩解，不但是要挽救个人即将全盘粉碎性垮塌的盛誉，而且是要捍卫“红学”谎言为“红学家”带来的巨大既得利益。

然而周汝昌“力挽狂澜”的企图终于失算了。2008年7月底，上海《新闻午报》的文化记者干琛艳采写了一组长篇报道《百年红学是“纸老虎”》，对“陶洙伪造贩卖脂评本”专题作了准确、简练和全面的叙述。但据干琛艳告知，这一篇优秀的文化报道，由于上海几个老“红学家”——孙逊、陈维昭、陈克艰等人——的强烈阻挠，最终未能见报。干琛艳在报道开篇准确地指出：

自胡适先生的“新红学”创立以来，有不少研究文章都是以“脂本”、“脂批”作为研究与立论的基础，“脂本”若被证伪，也就意味着百年红学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干琛艳的采访工作做得很细致认真，她还特意采访了周汝昌。干琛艳写到，“脂本”系统造假的矛头指向近人陶洙，多部脂本在抄录过程中留存的大量字迹都酷似陶洙本人的字迹，记者曾托圈内人将相关资料求教于周汝昌老先生——

但周老先生年事已高，目力不济，仅以只言片语提点记者“只有对原本”，便表示爱莫能助。

我知道，周汝昌生前已经明白自己躲不过去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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