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第五次反围剿，临时中央如果听取毛主席的建议，红军能取胜吗？上 ，我们接着介绍毛主席其余两条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策略。

福建事变

四，毛主席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三条建议：充分利用福建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打到外线去，打破国民党反围剿。

就在蒋介石的封锁线已经完全将苏区包围，中央苏区的战略处境日趋恶化下去的时候，一个天赐良机再一次摆在了党和红军的面前。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为了反对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爱国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与老蒋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事变后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号召大家停止内战，反蒋抗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的爆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给连续苦战2个月的红军带来一丝转机。

前面我们介绍过，老蒋的四路围剿大军中，东路军就是由19路军组成的，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在老蒋围剿中央苏区堡垒封锁线的东部倾刻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从未出现过的天赐良机。福建事变，使得中央苏区和福建两块地域可以连接起来，成为抗日反蒋的大本营。

面对这一天赐良机，还在坐冷板凳的毛主席放下多年来饱受打压的委屈，再次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初心使命，向临时中央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转移计划：当次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苏区和福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粹其向中央苏区和福建人民政府的进攻。

如果说此前毛主席的“打到外线去”战略还没有考虑究竟从哪个方向突破的话，那么此刻，这个打到外线去的突击方向已经明白无误的确定了，而且是兵不血刃的突破。

毛主席这一围魏救赵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江、浙、皖地区是老蒋的大本营，老蒋的起家全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如果红军能突进到江浙的山区机动作战，老蒋肯定不会继续气定神闲的在苏区修碉堡，他必然会撤回主力赶紧去救他的老窝。

英雄所见略同，此时被左倾错误指挥闹得心急如焚的彭老总也向中央提出更具体的分兵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汇合方志敏、邵式平在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十军团，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这一攻敌之必救的策略不但能打破第五次反围剿，而且还能支援19路军，使他们不被老蒋团灭，这可是一石二鸟的妙计。如果福建事变能处理得好的话，说不定能提前上演西安事变的效果，逼蒋抗日，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确实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巨大压力，他们以福建人民政府的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红军配合行动。此时的周公、朱老总、彭老总也都认识到了“打到外线去”是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唯一正确选择。周公、朱老总、彭老总还叫上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十九路军的代表，促使谈判顺利进行。

据说，毛主席这一策略后来被老蒋知道了，仔细分析之后，他的光头直冒冷汗。如果当时中央红军同反叛的十九路军汇集到一起，那么他们的兵力将会瞬间增加一倍。而且一旦他们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则自己花费巨资修建的一切堡垒真的就变成猪圈了。

不仅如此，这股力量若是汇聚到了自己老窝的江浙地带，则不仅自己包围苏区的兵力要全部撤回，而且一旦有机会让中央红军同方志敏、贺龙、徐向前领导的另外几支红军汇合，则20万红军精锐必然会使局面变得更难以收拾。

因为据参加这次“围剿”、当时任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一些杂牌部队外、老蒋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战场上，老蒋已无兵可调。连南京的防务，也是靠宪兵、警察来维持。”

但是，已被王明“左”倾路线深入脑髓的博古、李德等依旧冥顽不化，对十九路军的合作善意置若罔闻。他们认为中间派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危险的机会主义投机分子。李德还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说那是小军阀反对大军阀，因此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最后的结果就是谈判破裂，让老蒋很轻松地就解决了19路军，据说蒋介石把“围剿”红军的部队调往闽西对付19路军时，正好路过红一军团的防区，红军就在敌人侧面的上山，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通过却毫无防备，真好打呀！可是博古等人硬是不让打！结果，红军再一次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

五，毛主席挽救红军，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第四条建议：重回井冈山，吸引敌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在转战途中机动作战，打破国民党反围剿。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马上收编，拆散19路军，并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继续围剿。

时间来到1934年，在老蒋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广筑碉堡，还是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

从1月下旬开始到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苏区重镇广昌撤退。各路围剿大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在苏区北部重镇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向广昌进攻。左倾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仍然集中红1、红3、红5、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

而国民党军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到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广昌失陷。

广昌失陷后，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广昌东面的建宁。在相继占领建宁外围据点后。与5月16日，国民党军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广昌和建宁的失守，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再也无险可守。

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

就这样，一直打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等县的狭小地区，苏区所有的普通百姓都已经预感到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这件大事就是“红军要离开苏区了”。

此刻的毛主席正拖着病体在于都搞调查，毛主席看上去已经虚弱和憔悴到了极致，长久以来的郁闷和压抑，使得他的疟疾病又犯了。

此刻的毛主席就像上图一样，他是痛苦的，也是孤独的。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红军的前途，而偏偏他又无能为力。他清楚地知道，照着这群“留苏派”的搞法弄下去，苏区必定走向崩溃，但他却毫无办法，只能看着事态朝着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但伟人就是伟人，孤独、委屈、疾病并没有压垮他，他再一次怀着对红军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为处于崩溃边缘的红军又向博古他们提了一条战略撤退方案：

“现在红军虽已不利于向浙江方向转战，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再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后，寻机歼灭敌人一路或几路，相机打破围剿，最后再重新回到苏区根据地。”

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基本就是打回了井冈山的旧地。毛主席本身对那里的地形、民情都了然于胸。所以，在他看来，如果回到那附近，借助群山险峻，依托有利民情，使出全力与敌人周旋，还是存在着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的。

前面我们说过，在老蒋的四路围剿大军中，实力最强的是以老蒋嫡系中央军为主的北路军，实力次之的是“南天王”陈济棠的南路军，最后就是何建的西路军和蔡廷锴19路东路军。自从福建事变被老蒋镇压后，红军便失去了向东突出的可能。

而向西突围不仅容易打破何建的湘军围堵，还能吸引国民党军主力离开苏区，利用自己对井冈山一带地形的熟悉，再回井冈山。（注意：此刻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和井冈山是两块地区，两个概念，虽然两地离得不远，但井冈山已经成了国统区，老蒋并没有在井冈山地区构筑堡垒）在无堡垒的井冈山地带实施“诱敌深入、歼敌弱部”的战术，

若是以前，他是不会提出这样建议的，因为他知道在留苏派的博古同学看来，你这是又要回你的井冈山当“山大王”，这简直是极端悲观失望的退却表现。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实惨痛的教训已经证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已经成为幻想。 惨痛的教训应该可以令大家认识到错误了，此刻或许他的话，博古是听得进去的。

但现实再一次让毛主席失望了，此刻的博古、李德已经慌不择路了，在巨大的失败阴影下，再让他们去井冈山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此刻的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尽快离开中央苏区这块是非之地，尽快去湘西找贺老总汇合。

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终于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

六、总结

《孙子兵法》形篇里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意思是说，善于用兵作战的人，首先创造自己不可被战胜的条件，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接下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

这一兵法要义在毛主席军事思想中的体现就是：不管是在战略进攻，战略相持阶段，还是在战略防御，战略退却阶段，我方都要始终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绝不能造成处处受制与人，被动挨打，让敌人牵着鼻子走的不利态势。

从上文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自己被剥夺领导权的人生低谷期，他也以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政治担当，提出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4条正确指导建议。这4条建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一条都是以“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为思想精髓。

回到标题提出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如果临时中央能采纳毛主席的建议，红军能取得胜利吗？虽然历史不容假设，假设历史毫无意义，但历史又常常周而复始的重演，频频打脸验证，以后的历史走向很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左倾错误领导视毛主席的“打到外线去”为右倾逃跑主义，结果自己在撤退时却慌不择路，失魂落魄。

左倾错误领导不想放弃苏区根据地跑到外线作战，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苏区全部丧失，最后来了个二万五千里的彻底大流动外线作战。

左倾错误领导不想和中间派合作，视福建19路军为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两年后，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成功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