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诸子百家学派思想之变迁——王莽揭秘（二）
前篇：
四、诸子百家之演化
- 先秦学派思想简析
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学术流派“百家争鸣”，交相辉映，形成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其中又以儒、墨、法、道、阴阳、名家为代表。
简单概括，儒家讲礼乐、伦理、仁义；墨家讲兼爱、尚贤、节用；法家讲变法改革、依法治国；道家讲道法自然、清静无为；阴阳家讲阴阳调和、五德终始，名家讲逻辑、名实之辩。
各家皆有优劣长短，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言：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论六家要旨》司马谈
司马谈明显是崇尚道家的，文中未谈及道家缺点，其实道家的问题很明显，“无为而治”是有所不为，而非无所事事，这一点很容易造成怠政。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中，曾经对百家争鸣有过形象演绎：
（电视剧情节与历史有所不同，读者心知即可。）
- 秦国法制特点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最能在战时凝聚国力的法家脱颖而出，成为秦国的官方指导思想，后来秦国一统六国，法制遂推至六国实行。
秦制有以下几个特点：
- 法自君出，君主独断；
- 以法为本，严刑峻罚；
- 治道运行，皆有法式；
- 法令由一统，民以吏为师。
总体实施起来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
与国宝“云梦睡虎地秦简”相关的秦国官员“喜”，应该就是一名文法吏。详情可以参见央视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湖北省博物馆部分。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之前老百姓有贵族和平民之分，而在秦制下都是地位平等的民。但是老百姓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 黄老之学的由来
汉初为何会实行后世熟知的“黄老之学”，除了汉初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等客观原因外，还要从黄老之学的思想发源地说起。
战国时代，一些道家学派的人物借黄帝的名义解释道家思想，对老子的学说加以继承发展。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吸收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讲的“黄老之学”。
战国时代，黄老之学在齐、魏比较流行。特别是齐国，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
- 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正是在春秋中期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
- 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拥有天下，"田氏代齐"与之类比，也具备合法性。
因此齐国的稷下学宫大力宣扬黄老之学，战国中期齐国实力一直较强，因此黄老之学又辐射到与齐接壤的国家，如宋、楚等。
刘邦、萧何、曹参都是沛县人，沛县在哪里？春秋战国时，沛地属宋国；战国公元前286年，齐国灭宋国，沛地属齐国；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楚国占领宋国淮北故地，沛改属楚，因此刘邦这一批都是楚人。
下图为战国后期地图，可以看到沛县大概位置，红色箭头所示。
由于沛县在齐国文化的辐射范围内，因此萧何、曹参等汉朝政府的执行者，对于黄老之学最为熟悉，这就形成了汉初实行“黄老之学”的主观原因。
- 汉承秦制与黄老之学
司马谈论及法家时，还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秦朝一直实行战时法制，严刑峻法，刻薄寡恩，自然民众心生畏惧和不满。
刘邦进入咸阳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这让一直禁锢在秦法中的老百姓陡然轻松起来，于是刘邦暂时得到拥戴。但“约法三章”并未长期实施，更不是治国制度。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在书中写道：
这约法三章最为简单，全部秦法尽行废除，只约定三条规矩：其一，杀人偿命；其二，斗殴伤人治罪；其三，盗抢财货治罪。
其时之文告用语更简单：“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此等处置，全然应急之策，其意只在彰显刘邦灭秦的大义之道：入咸阳，存王族，除苛法，安民心。无论后世史家如何称颂，约法三章在实际上都是一种极大的法治倒退，而绝非真正的从宽简政。
数年之后，刘邦的西汉王朝在亲历天下大混乱之后，几乎悉数恢复了秦政秦法，足证“约法三章”之随机性。《大秦帝国之帝国烽烟》孙皓晖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
那么黄老之学和汉承秦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两者并不冲突。
- 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和观念，到了下面官吏执行起来还是法家。底层客观上的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主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
-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是近亲，道家本来就有“道法自然”的说法，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
- 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最终过热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休养生息，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无论如何，秦汉都是一台机器。
(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不害、韩非放在一起，未尝不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关系。)
此时西汉的制度，其官方也有自我说明。汉宣帝(汉武帝之曾孙，此时已经执行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多年)曾亲口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这里汉宣帝吐槽儒家，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这是我们后续探讨的话题。这段话点名西汉的制度就是“霸王道杂之”，霸道是指法家，王道指黄老之术和部分儒家思想，但绝不能纯用“周政”——即儒家。
- 诸子百家的转型挑战
先秦诸子产生于春秋战国，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如今进入到“帝国时代”，就面临着转型的问题，特别是包含政治哲学的儒、法、墨、道四家。
转型牵扯到很多方面，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最好办，不需要转型。前面我们说过，法家的主张是“法自君出，君主独断，法令一统，以法为本”，本质上法家是“管理学”，韩非子将“法、术、势”统一，其实就是构建一整套管理国家的方法论。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皇帝们喜爱都来不及，怎么会需要整改呢？
道家也好办，一部分是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峻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比如庄子妻子死后，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不是不悲伤，而是看透世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转为宗教，或者隐世，与君主专制没有冲突。
墨家有点惨，墨家讲究“兼爱非攻尚贤”，骨子里是一套民主选举制度。但是“邦国时代”有权利的国人，到了“帝制时代”成为“编户齐民”的老百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因此选举贤人当天子绝无可能。另外，墨家有“任侠”精神，而“侠以武犯禁”，为历代统治者所忌讳，所以墨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儒家最纠结，也最痛苦。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君主专制格格不入，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扬威，爱以吏为师。
但是，儒者身上天生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们朝君主靠近，而此时汉朝的统治者们，也恰好需要儒家。
五、儒家在汉初的“猥琐发育”
- 一个儒者“猥琐”地靠向“流氓”
“夫儒者，礼义也。”——《论衡·非韩》王充
儒家在西汉的第一次表现跟礼仪有关。刘邦初称帝时，群臣饮酒争功，常拔剑击柱，呼来呵去，用现在的话说“蹬鼻子上眼，成何体统”，刘邦很是不爽，当时的儒生叔孙通自告奋勇，决定为汉朝制定礼仪。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当时叔孙通手下已经有一百多儒生，竟然还要去鲁地征召儒生，才能“共起朝仪”，可知当时儒家之窘迫。其实秦始皇一统六国、焚书坑儒(待考证，也有一说坑杀的是方士)之后，儒家正统思想几乎失去传承，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再提及。
结果有鲁地儒生看不惯叔孙通阿谀奉承的样子，史书记载如下：
鲁有两生不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
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鲁生说叔孙通的做法“不合古”，这个理由其实就是反对儒家转型来适应帝制。叔孙通虽然人品上有亏(叔孙通原为秦朝博士，后降楚，再投汉，可以说是“三姓家奴”，这次制礼也是为了媚上，奉承统治者)，但坚持儒家应该改制转型。
一年多之后，恰逢长乐宫建成，刘邦举行大朝会，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派上用场。具体礼仪细节不用多说，史书中记载诸侯、功臣和刘邦的表现：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
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刘邦终于体验到了当皇帝的尊贵感觉，心情大好之下，“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手下的儒生也被封为低级官员，儒家在西汉朝廷算是有立足之地了。
儒家虽然进入汉廷，但过程毕竟是不光彩的，司马迁认为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班固就颇引以为耻，所以本段小标题为“一个儒者‘猥琐’地靠向‘流氓’”。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
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孟初衷。
- 汉文帝引《诗经》废肉刑
上文我们说到汉承秦制，在西汉前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秦制，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提高功率、加速运转。于是关东诸国也开始实行秦制。
此时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缇萦救父”。
故事简介如下：
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很感动，就废除了肉刑。
后世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看上去这是儒家的胜利，但真实的历史远非如此简单。
淳于意何许人也？能被太史公与神医扁鹊一起著书立传的神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仓公”指的就是齐国“太仓公”淳于意，他给齐王、太后等治过病，这位与齐国诸侯有深厚关系的名人，代表的其实是关东诸国的“保守势力”。
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缇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
汉文帝担心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有所不满，于是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想要平衡“秦制”的酷烈，似乎只有儒家信条可以选择。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
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汉书·刑法志》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说明皇家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但是，废除肉刑却是毁誉参半，且看具体做法：
“
黥(脸颊刺字)，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戴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割鼻)，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刖)，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
”
实际上鞭笞三百就很容易致死，更别说还把“砍去右足”改为直接处死。因此汉文帝废除肉刑后，罪犯的死亡率反倒增加。
东汉一名儒者曾对此评论：“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汉文帝因此而得名仁慈，何其谬哉！
无论如何，儒家的思想终于出现在官方的“指导思想”中，当初叔孙通阿谀奉承让儒生进入汉廷当官，而现在统治者意识到儒家思想带来的好处，这样物质上有官位，思想上受关注，一些先觉者便开始转修儒学，儒家就这样慢慢“猥琐发育”着。
到汉武帝刘彻年间，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他们开始要大展拳脚了，多数人在历史书上学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事实绝不会如常人想象的那样。
注：
本篇主要介绍诸子百家在汉初的生存状况，诸子百家脱胎于春秋战国的“邦国时代”，在帝制时代受到巨大的挑战。墨家失去根基，道家分流，儒家开始纠结地转型。
汉初客观上需要休养生息，主观上执政大臣对黄老之学有偏爱，所以汉初一直实行黄老之学的统治政策。上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下有法家的有效率的管理方法，因此汉初国力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儒家在西汉的形象与我们现在的认知不太符合，为了生存壮大，为了靠近和影响皇帝，儒家一些人物不惜放弃名节，行阿谀奉承之能事，丢掉孔孟立法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初衷，被统治者当做外饰的工具，这也是后世熟知“外儒内法”的由来。
儒家的故事很精彩，我们下篇再介绍。关于运动员王莽，他还在场下热身，有一点可以提前介绍，王莽本身就是一代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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