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因为撤不掉。

唐代安史之乱的起因，很多人从课本里了解到的是节度使的权力过大，所以安禄山一朝构难，天下震动。

其实，藩镇割据存在的基础并不是“节度使”的撤与废，而在于唐代兵制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募兵制，这些职业士兵不允许藩镇的时代过去，而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形成了独特的军将群体，让唐朝的撤藩、削藩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节度使的形成远比募兵制更早，是在武则天执政的时期，为了统一指挥边境上的“军”，而创造出来的官职。

而在唐初，实际上是没有常设的“军”的单位的，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担任的“镇戍”来完成，单一编制人数很少，高昌镇达到1000人，其余的镇戍编制往往在100人以下，服役期也相对固定，为一年。

这些“镇戍”实际上就是边防哨所或者说是预警的点，并不承担野战重任。

唐初的野战军是临时编组的“行军”，这是非常设部队，在战争动员发起时，由兵部根据户籍点选参军的“行人”，也称“兵募”，名义是“募”，其实是强制服役，这部分人在战争结束后，就要解散放归各家，不会久驻战区。

在唐太宗的时代，“行军”灭国很轻松，“行人”很快就可以回家，但是到了高宗武则天时代，西方的吐蕃，东方的高句丽、百济，北方的后突厥，乃至后起的东北的契丹人，都对唐朝的边防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所以，本来临时出征的“行军”在解散后，开始保持一定规模的“镇军”在防御枢纽和要点，比如唐朝从吐蕃手中夺回安西四镇后，就在安西驻军3万多人。

不过由于各个要点的“镇军”规模往往不大，在万人以下，甚至只有1000人，在进行防御作战的时候，面对后突厥、契丹动辄数十万的兵力力不从心，为了巩固鞭长莫及的边防的“防御”，注意，是防御，唐朝朝廷开始派出“节度使”节制战区“镇军”，形成更大的兵团对敌。

镇军的久驻，也造就了兵员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武力强悍，被一次次地超期留任服役，这种人就叫“健儿”，后来甚至形成了特殊的编制名词“长征健儿”，这部分几乎职业化的“武士”，也就成为了“镇军”的战斗力主体。

一直到唐玄宗继位初期，唐代边防的兵员种类已经复杂到出兵诏书上都要写几十、上百字的程度了，比如兵募、蕃兵募、城傍、健儿等等。

为了进行边防整顿，唐玄宗对整个军事体系进行了调整，长安的禁卫军被整理为南衙和北衙两部分，南衙管理的禁卫军原本是全国的府兵轮番宿卫组成的，却基本破坏殆尽，只能重建为“长从宿卫”、“彍骑”（这是前后两支），来负责长安城和皇城的警卫；北衙禁军则由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和左右神武军（开元二十六年置，旋即废）组成，负责防卫宫城和护卫皇帝。

边军，则将边军所辖的健儿与愿意从军的边民，编定兵额，建成了十个节度使统辖的49万职业军队。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的平叛，其实是通过西北方面的安西、河西、陇右和朔方军，其中最为强大和重要的就是朔方军，扑灭东北方向的范阳、平卢。

长期的平叛战争，让唐朝不堪重负，只能对河北地区的河朔三镇采取姑息策略，而从辽东渡海而来的平卢军也占据了山东半岛的一部分。

为了控扼和统一，“姑息”的代宗皇帝到“刚勇”的德宗皇帝搞了一次大转弯，德宗皇帝的削藩战争，先把尾大不掉的朔方军拆分，又组建新军“神策军”主导对河北的讨伐，结果，河朔三镇是平一节度使，立一新藩镇。

平叛战争的巨大负担又促成了其他军镇的反叛，最终连长安都丢掉了。

之所以如此，很多人认为是德宗的平叛战争太过操切，其实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唐代的军将，其实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他们的饭碗和出身、富贵，全都系于军籍，削藩的结果必然是裁军，而士兵们决不允许自己的立身之本丧失掉。

而唯一能够和这种“阶层自觉”对抗的就是大唐天子的“厚赏”，但是，唐代脆弱的税收体系，实际上是系于漕运一身，中央能够掌握的财富，只有淮南、江南、山南、剑南等地，以及部分关中地区，根本不足以“买回”占据天下财富1/3的河北道地区的士兵的忠诚。

河朔三镇的军将集团，很容易发现，保持割据的成本收益远远大于归顺朝廷。

所以，哪怕是在唐宪宗的元和年间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方藩镇的士兵仍然需要朝廷供养，等到他一死去，唐穆宗长庆年间，刚刚一举起裁军的大旗，河朔三镇就再次反叛。

而到了这个时候，唐朝的职业军人总数已经达到了99万人，是开元天宝年间的2倍左右。

自此之后，对于藩镇，唐朝还采取了类似于“推恩令”的扩大节度使“支郡”权力，也就是非节度使治所的下属州郡的权力，让镇下有镇，互相牵制。

可用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了，就此，一直混到了黄巢起义，席卷的起义军将武力急剧退化衰落的藩镇打得屁滚尿流，唐朝朝廷失去了藩屏，最后的一点点实力也烟消云散了。

所以，并不是说唐朝皇帝不想撤藩镇，而是撤了藩镇，数以百万计的职业兵无处安置，反倒失去了约束，与其如此，还不如以藩镇牵制藩镇，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衡，保护唐朝朝廷作为最大的“藩镇”和拥有“大义名分”的朝廷继续存在下去。

史家常谓，唐朝之亡，是由于三大问题所引发：藩镇、宦官、朋党。

其实这个观点不是很准确，宦官和朋党且不论，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并非全部都是和唐朝朝廷闹独立甚至是和朝廷处在完全对立的状态的。

实质上，除了河北地区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节度使和位于山东半岛的淄青节度使（淄青平卢节度使）属于安史集团的残余势力，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其他的藩镇从其设置上看是由朝廷主动设置，从其统辖上看直接归属朝廷统辖——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其兵权、财权、人事任命权皆属于朝廷。

当然，有通例，也就会有特例，夏绥杨惠琳、西川刘辟、镇海军李琦、昭义卢从史、淮西吴元济都曾经割据一方对抗中央，但是，这些藩镇割据都比较快的被平定，事实上，即使连河北三镇（幽州、成德、魏博）也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归心唐室。

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势力有此消彼长的态势，唐朝朝廷很多时候对地方力量也确实鞭长莫及，但是，唐朝的藩镇从总体上说，一般都服从朝廷、拥护朝廷，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州、县二级地方行政机构上增加的一个行政管区，大多数藩镇并非割据。

因此，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没有必要除节度使撤藩镇，至少在全国范围内没必要这样做。

确实，藩镇林立的局面俨然像是诸侯割据，也通常被认为是将唐王朝拖下垮塌悬崖的祸首，但是实际的历史走向和脉络是：唐帝国不但在安史之乱之后生存了下来，还在一个藩镇林立的时代里存活了比盛唐更长的约150年。

这一切，端赖于唐朝中枢在因应新的挑战时，不断在博弈的过程中重新树立起了对藩镇的权威和控制力。

某种意义上，安史之乱衍生出来的藩镇危机，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已经基本上被化解了，之后的藩镇和中枢的政治版图的重构，或许是另外一个问题。

（唐宪宗元和年间，“中外咸理，纪律再张”，被称为“元和中兴”）

（直到唐朝末年，唐朝才真正因割据而名存实亡）

简单说，藩镇是一种有效地驾驭帝国的手段。

譬如我们打游戏，就三国志吧，管理3、5个城的时候挺开心的。之后疆域不断变大，有30座城了，每个城都要自己操作，那实在是太麻烦了！可以怎么办呢？可以把几个城组编起来，建立一个军团，委任一个都督，让电脑来管。这样一来，自己还是只管3、5个主要的城；余下的地方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个军团不够，还可以建立多个军团，每个军团各几个城，有的负责给自己运粮食，有的负责输送兵源，有的负责防御一片区域等等。

唐代的节度使，就是类似游戏里军团的存在。

我们知道，唐朝一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州，有多少呢？后来甚至超过300个。一开始，这些州就相当于我们游戏里看到的城。每个州都可以单独向中央汇报，中央有指示，也要下达各个州。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十几二十个州就觉得麻烦了，何况是三百个！而且，打游戏的时候，我们点一下鼠标，指令直接就从首都下达到地方了，可是在古代，这些政令都需要通过驿站来传递，效率是非常低了。总之，如果每个州都是中央直辖的，那中央根本忙不过来；全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

那中央可以怎么办呢？

当然是分而治之。这就是行政区划的意义，把不同的州组编起来，形成一个大区，中央只要握住大区的长官，这样效率就高了。当然，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唐玄宗派安禄山一个人负责三个大区，那他一旦造反就麻烦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地方长官，管理的地方不能太大，不能帝国最强的兵马都落到他手上。

所以，唐帝国把河北分割成三四个藩镇，每个都不能威胁唐朝统治了，甚至，节度使为了维护自己在本地的统治，还需要依靠中央的权威。再在淮南、江南等地建立一些节度使、观察使，就好比我们在游戏里建了几个军团，让他们负责给主城运钱运粮——反正那里的部队战斗力也不是很强。粮食运到主城以后，主城用來干什么呢？河东、西北还有一些军团，这里负责出兵的，但是这里经济相对落后一点，正好把东南运来的钱粮补上去。这些军团收了你提供的钱粮，自然更加愿意为你出力啦~

总之，帝国就运转起来啦！

当然，这些也只是简而言之，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藩镇制度为什么这么有效，可以找一本《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来看~

唐朝的节度使之所以可以长期割据一方，可以与朝廷的分庭抗礼，以至于朝廷也无可奈何，这是因为：

第一，朝廷没有设立节制节度使的专门职位。

比如，明朝在地方上有监军，就是专门监视、控制地方上的将领，监军权利比将领还大。将领对监军只能毕恭毕敬，还敢想着造反吗?清朝的总督，虽然在地方上很威风，但是朝廷还派遣了巡抚。而巡抚并不是总督的下级，其作用就是监督总督。如果总督有造反的迹象，巡抚有权予以处置总督，包括紧急逮捕总督。总督权利虽然大，品级也高巡抚半级，但是无法对巡抚形成直接制约。

第二，没有贯彻节度使不得兼领和不得长期任职的政策。

原本一个人只能做一任节度使，而且只能做一个地方的节度使，是唐玄宗亲自破坏掉了这个政策，造成节度使权利过大。比如，安禄山可以做三个镇的节度使，等于控制了整个东北，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之久。“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拥兵自重，职位实际上是世袭，弱势的朝廷也无可奈何。

反观清朝的总督，有管一个省的总督，也有最多管三个省的总督，但是他们的任期都不长，一般就是几年就要调换，更不可能世袭。

第三，唐朝的节度使权利很大，控制了地方上所有的军权，财税权，民政权。

如果这些节度使们截断赋税，朝廷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组建强大的军队。而清朝的总督，虽然也是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是不能控制所有的军权，比节度使权利小多了。

清朝设立了八旗制，在地方上还驻扎着旗兵部队，统帅他们的是满族将军，品级比总督又高半级。比如，盛京将军，蒙古将军，都是一品大员，权利超过总督。级别低一点的都统，也不归总督管辖。总督只能管战斗力稍逊的绿营兵，却无法指挥八旗兵，也不能直接指挥八旗的将军。

正由于唐朝中晚期节度使的权利过大，所以造成了地方势力超过朝廷中央的局面，朝廷想裁撤已经不可能。

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安史之乱的起因肇始于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节度使权力过大问题可谓由来已久：

唐之前是隋，隋之前是漫长黑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隋文帝杨坚重新一统天下中国人口由5007万锐减至1200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不意味着减少的人口全部死亡了，也有的是沦为流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统计，但大量流民的涌现依然是国家动荡不安的表现。隋统一南北后也曾开创开皇之治，新生人口和重新纳入国家户籍编制的流民使中国人口恢复到4612万，遗憾的是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经过隋末混战中国人口又减少到1251万。

李唐取代隋朝后调整了隋朝滥用民力的政策，转而轻徭薄赋，但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大体延续之前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所创立的租庸调制、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恢复，李唐王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无论国家府库或是百姓家的粮仓都日渐充实，人口开始稳步增长。

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问题开始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的。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农民，土地问题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谓国之大事。唐初延续自北魏以来确立的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并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贵族人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而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死亡或流亡后出现大量抛荒的无主土地的基础上，国家把这些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农民，以减免赋税的方式鼓励他们开荒种粮。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国家手中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在民间伴随着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均田制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唐初实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恰恰就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府兵制实际上是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它直接立足于基层，在各地设立仪同府专门负责士兵的征发、动员和训练，兵源来自那些勤劳耕稼品质优异身材矫健的农家子弟。府兵制和均田制是一体的：接受了国家封赏的田地就有为国出征的义务，这些农家子弟平时务农，利用农闲时间训练，战时则被征发为兵。一旦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中央政府握有对军府的绝对控制权，而领兵将帅无握兵之重。随着均田制日益难以为继，再为国出征就不能得到国家封赏的土地了，当然拿不出实际利益的政府也可以通过颁发勋章等激励军人荣誉的手段激励士兵，可长期给士兵们许诺空头支票而迟迟不能兑现，久而久之人们开始逃避兵役，社会上开始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雍容华贵的盛世王朝却悄悄潜伏下了尚武精神军人荣誉失落的种子。

当然尚武精神军人荣誉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两日的事，早在初唐时期大唐王朝就征服了东西突厥、朝鲜半岛等地，东起朝鲜半岛经东北、漠北直到今天的整个中亚地区都在大唐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我们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先人开创的赫赫武功，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唐朝其实四面皆敌：在西部同吐蕃和阿拉伯帝国对峙，在北部同突厥复国势力相持，在东北和新罗、倭国以及新兴的渤海国有争执，在南部需要防备新兴的南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已无法满足唐朝多线作战的需求，于是募兵制应运而生。所谓募兵制就是招募职业军人取代以前兵农合一的府兵，为了提高军事效率李唐王朝开始放权给领兵将帅，后来唐朝的军事制度逐渐演变为节度使制度。

李唐王朝的节度使权力极其之大：上马管兵，下马管民。节度使不仅有权自行调度兵马委任将帅，还有权干涉节度使辖区内的财政和民政工作。自古以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有两样权力是必须操之于手的：一为兵权，二为财权。现在节度使手中公然掌握着一支拥有自己独立财政体系而不需要朝廷拨款的军队，这对朝廷而言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却沉浸在自己所开创的开元盛世的迷梦中，此刻他正忙着把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变成自己的贵妃，丝毫没意识到节度使制度对他的帝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允许某些节度使同时身兼几个节度使辖区并长期在位而从不进行调动。终于在这些节度使中出了一个安禄山，后面的事大家都清楚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由盛转衰。

然而唐之藩镇并非尽属割据势力：在唐玄宗李隆基改府兵制为募兵制的早期藩镇是官方封定的军镇，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朝廷的授权，并非什么割据势力。只是唐朝在对藩镇节度使的监管上出现了重大失策：节度使不仅掌握军权，而且兼管辖区的财政和民政。节度使有权自行募兵，这些招募来的士兵直接听命于将领，而对朝廷基本无感。节度使长期任职从不调换辖区，甚至可以兼领数个藩镇辖区。有两项权力是必须操之于中央政府之手的——一是军权，二是财权，节度使可以自行募兵实际等于军权下放，节度使兼管地方财政意味着他们手中有一直听命于自己且拥有自己独立财政体系而无需朝廷拨款的军队，这对朝廷而言简直就是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