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的历史中，有一个人物不被大众所熟悉，但是他却对北洋政局的发展与演变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就是徐树铮，是皖系军阀头领段祺瑞的心腹和核心智囊。段祺瑞每一项重大决策的背后都有徐树铮的身影。

徐树铮能不能称得上是民族英雄，还是有待商榷的，不过有一定可以肯定的是，在徐树铮的一生当中，他既从事过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活动，也参与过尔虞我诈的北洋政治斗争。因此，在评价徐树铮的时候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徐树铮最早崭露头角是在1902年向袁世凯谏议的过程中，1902年，慈禧太后以袁世凯平定义和团有功，决定擢升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是袁世凯在接到任命后却犹豫了，因为他想盘踞山东，借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段祺瑞于是向袁世凯推荐了自己的心腹徐树铮，徐树铮建议袁世凯还是去赴任为好，理由是：“恋齐鲁不足以有为”、“据中枢而天下归。”徐树铮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青眼相待。

辛亥武昌起义后，徐树铮在劝清帝退位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最早促使清帝逊位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段祺瑞等42名将领联名发出的“清立共和政体”的通电，而该通电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徐树铮。

徐树铮虽然在民初的时候依然是袁世凯政权的谋士之一，但是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徐树铮表示反对，并以段祺瑞的名义向袁世凯写了一封建议书，建议袁世凯不要称帝。

1917年的府院之争，将张勋引入北京的是徐树铮，而将张勋赶下台的也是徐树铮，可见其手段之一斑。

徐树铮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治边，特别是对于蒙古地区的主权的维护。1918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期间他亲自制定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内容涉及蒙古地区的交通、林业、矿牧等多个领域，为了筹集治蒙资金，徐树铮还主导设立了边业银行，但是随着1920年直皖战争的爆发，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臣的任期也结束了。

徐树铮后来受到北洋系的排挤，逐渐倾向于认同孙中山的思想和路线。纵观其一生，徐树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坦率地说，现在很多历史人物在网络上不仅自带热度，而且形象极其夺人眼球。

但就因为夺人眼球，走进网络中的历史人物多是夸张的，要么放大其好，要么放大其坏，要么以偏概全，要么以表掩里。

说徐树铮是民族英雄，有汉武帝唐太宗之功，就是个典型。

大家崇尚民族英雄，崇尚铁血豪情没错，但一味放大夸张，往往会让我们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如此，我们将陷入虚无的历史狂欢。

久了，则是可笑的自嗨。

还是就事论事说回徐树铮。

因为短暂收复外蒙，进而将徐树铮溢美成巨高大的民族英雄，我个人的观点，着实夸张了点。较客观地说法，这只是徐树铮在家国情怀夹杂派系利益下干过的一件霸道事，仅此而已。

当然，说徐树铮是民族英雄，也不是当代网络的发明，孙中山在得知此事后，就曾将徐树铮誉成当代班超，但细细品来，多少还是有些大炮嫌疑。

正因为如此，当时附和孙中山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相反质疑徐树铮霸道无谋的人不少。

为什么说徐树铮这事办的霸道无谋？

首先他没有客观评估外蒙的政治实情，在当时，灵活的政治外交手段可能比霸道逼迫更实际，更有长期效果，因为外蒙的主要王公并不想独立；其次，当时的国家实力也没到可以霸道行事的程度，你今天带几千兵马不分青红皂白把外蒙王公喇嘛统统制服了，可二十多天后，你走了，又留不下有力的弹压力量，面上看，你是把外蒙收复了，其实是挖了一个坑；最后果然是这样，霸道行事树了敌，却没立下威，原本不想独立的王公也站到了对立面，并最终把外蒙分了出去。

再朝深了看，徐树铮其实也不是有勇无谋，他是有勇有私谋。论格局权谋，徐树铮是北洋时代拔尖的人物，草率霸道行事的弊端是什么，他不可能不知道。

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因为他有私心。

那时正是直皖相争正激烈的时候，徐树铮此举不过是自树民族英雄的形象，宣扬皖系的武统主张，以为派系相争服务。

在徐树铮四十五年的人生中，收复外蒙是他风云生涯的一个亮点，但不是主要部分，其人的主要风云还是在军阀争霸上。

徐树铮是天才型人物，六岁读书，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获岁试一等第一名，但十八岁乡试名落孙山后，便从此厌倦科举，决心投笔从戎。

其实他身上有些晚清左宗棠的影子，狂妄，不拘一格。

1901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徐树铮怀揣万言《国事条陈》，远赴山东投书山东巡抚袁世凯。不巧，袁世凯正守母丧，于是便派道员朱钟琪出面接待。

结果话不投机，徐树铮受到了端茶送客的冷遇。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济南的一家小旅馆里随即上演了一出伯乐和千里马相遇的好戏。段祺瑞去旅馆探友，见徐树铮正在写字，气宇轩昂的气势立即吸引了北洋虎。再一攀谈，段祺瑞直呼徐为大才，接着便拉来做了自己的记室。

两人这一扣手不得了，一生不负，风云共演共沉浮。

在段祺瑞身边，徐树铮不是一般的参谋，而是核心智囊，其三造共和之功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徐树铮的杰作。

武昌起义，政局扑朔迷离，徐树铮根据”以北压南，以南制北“的策略，作为代表秘密渡江到武昌，与黄兴等人达成逼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做大总统的五项协议。见清廷犹豫不决，段祺瑞领衔拍发逼宫电报，逼得清廷马上颁布退位诏书。

这篇电文就是徐树铮在一夜之间拟好的。

徐树铮呈现出来的是武人面貌，其才学在当时却是令人惊叹不已的，这一点很多民国的风云人物都说过。

尤其是过目不忘，从无差错，三心能够二用的本事。

清廷覆灭后，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的二号实权人物，三号人物是谁呢？

一度就是徐树铮。

这一点让袁世凯都大为忌惮。

欲拿下徐树铮的陆军次长，袁世凯却遭到了段祺瑞的当面顶撞——”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大有段祺瑞在，徐树铮必在的架势。

客观地讲，就反对袁世凯称帝，真正铁杆反对者就是段祺瑞和徐树铮。

段是硬，徐是狂，那时也算是相得益彰。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是徐树铮给段祺瑞献了不争其锋，借傀儡黎元洪掌权的策略。

黎元洪做傀儡总统，最怕的人就是有”小扇子“支称的徐树铮。时人有评价，说徐树铮的恃才傲物对段祺瑞伤害很大，但在很多时候，徐树铮的嚣张又何尝不是段祺瑞在派系斗争中需要的呢。

徐越霸道，段越权威。

但徐树铮的霸道绝不是粗浅的霸道，他的霸道中还含着一层玩人于股掌。

怂恿张勋搞复辟，先驱走黎元洪，反手再痛打倒行逆施的张勋，即是他玩人于股掌的霸道表演。

三造共和，段祺瑞声望如日中天时，徐树铮的手笔更大。武的一面，他借一战，向日本借巨款，编练参战军；文的一面，他成立臭名昭著的”安福国会“，包办选举。

那阵仗，天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为此，有人提醒他这不是长久之计，他总是不屑一顾地抛出一句话，神经过敏。

但随着徐树铮张狂地越来越出格、过界，他树起的众敌也就在无形中向他合围来了。

1918年，破北洋规矩，擅杀北洋老人陆建章是徐树铮张狂的标志，也是他命运由晴转阴的分水岭。

但因为不可一世，徐树铮几乎是个看不见敌人的人，又或者说看见敌人他就想用武力干掉。

几次想杀乱世枭雄张作霖充分证明了他这种做派。

丝毫不给自己留后路，结果便真的没了后路。

直皖战争，皖系大败后，徐树铮被列入通缉的”十大祸首“，最终还是躲在日本兵抬的大柳条筐中，才逃过此劫。

按理说，大势已去下，徐树铮应该明白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道理。

但他却依旧如故，丝毫没有收敛、警惕之心。

1925年12月结束留洋考察后，徐树铮很快回到京城，还想拨弄风云。

段祺瑞为此很担忧，既埋怨他冒险前来，又害怕他有来无回。

段祺瑞的预感很准，属于徐树铮的人生终点随后果然到了。

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径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下张之江劫杀，终年仅45岁。

乱世，哪有嚣张不死的道理！乱世，哪有不信邪的道理！

首先徐树铮有汉武帝唐太宗之功劳的说法我没听说过，不过在和孙中山接触中，孙中山曾以陈汤、班超相称许。说实话，徐树铮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他除了一直追随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外，在其它军阀中树敌太多，最后被冯玉祥派人暗杀了。

徐树铮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军事人物，是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是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的得力干将，段祺瑞一生"三造共和"，每次都离不开徐树铮的鼎力相助。以至于段祺瑞感慨道:"吾三造共和之功，实皆（徐）兄运筹赞襄之力居多。"

段祺瑞的三造共和:段祺瑞联名北洋高级将领电促清廷退位。隆裕太后下诏清帝退位，为一造共和。其次，段祺瑞推翻袁世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此为段祺瑞“二造共和”。最后，推翻张勋复辟王朝，17日正式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为段祺瑞三造共和。

我觉得题主把徐树铮比喻成汉武帝和唐太宗，估计是和徐树铮用武力胁迫外蒙古撤销宣布独立有关。这个事是这样的，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南北军阀为谁来接替大总统之位发生了战争，国家眼看重新陷入混乱局面，徐树铮力争武力统一南北局势，而临时大总统徐世昌要和平统一。当时国内国外反战的情绪高涨，没人愿意打仗了。徐树铮为了"给武统"找一条出路，来证明武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重振皖系政治声望，他就想到了武力胁迫外蒙古撤销独立这个办法。一方面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显示武力征服的作用。

话说辛亥革命时，外蒙古乘国内自顾不暇的时候，在俄国庇护下，先宣布独立，后迫于外蒙百姓不愿意独立的缘故，改为自治，中华民国享有宗主权的空名。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发生了动乱，外蒙的王公和喇嘛受到了震动，于是又想回归中国，但是在回归的问题上和北洋政府讨价还价，此时段祺瑞指派徐树铮带兵武力进驻外蒙古。

徐树铮于1919年10月23日自京启程，10月29日抵达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随后对外蒙当局施压，徐树铮于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徐树铮的意思很明显，先签字，有什么事好商量，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销自治，再商定条件，并警告"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徐树铮果然厉害，他说，如果不签字，把皇帝抓起来还不算，别看你老了，照样一起抓走。

"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听了以后吓得战战兢兢，第二天便赶紧召集王公和喇嘛开会，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11月22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这件事看似大长民族自豪感，但也留下了外蒙第二次独立的口实，本来外蒙是自愿回归中国的，由于徐树铮的介入，使自愿变成了强迫。过了一年左右，外蒙古在俄国庇护下，以受到北洋政府的威胁为借口，再次宣布独立建国。

徐树铮对外蒙古回归是否有功？许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是历史对他轻描淡写的主要原因吧。

撰文/秉烛读春秋

他叫徐树铮（1880—1925）。曾经自号“则林”，徐则林。反过来读：林则徐。

如果民国要拍一部“纵横北洋”的大片，总导演是谁不知道，但副导演（之一）必然有他。

北洋时期，枭雄竞逐，短短十多年间，大IP云集，你方唱罢我登场。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这些人当然是主角，一线大腕。

徐树铮呢？大概接近于掌镜调度那类人，几乎不上场参演，却在许多关键时刻推动了剧情进展。

他是皖系大腕段祺瑞的灵魂参谋。段祺瑞“三造共和”的完美演出，全赖他的精心策划。人称“小扇子”，大军师的意思。

1919年，他突然走到前台，出了镜，客串了个角色——西北筹边使。结果，不得了，要么不亲演，一演就是个民族大英雄，干了件不世的伟业，硬是让那些一线大咖黯然失色。

连孙中山都为他点赞打call，说他是“当代班超”。

1

▲徐树铮

从头说起。

外蒙古地区原本是中国的领土。清政府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闹“独立”，没想到外蒙来了个真独立。

1911年12月1日，外蒙杭达多尔济亲王率骑兵包围清政府驻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衙署，把清政府官员驱赶出境。半个月后，“革命者”在库伦成立“大蒙古国”，奉大活佛为皇帝。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专门对当时各省“独立”风潮作了解释：“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

意思很清楚，外蒙这个“大蒙古国”，不回归就是伪政权。

但是，外蒙敢真独立，是有人，哦不，有国家在背后操纵和撑腰。

沙俄！

沙俄是个很坏的国家，我们有这样一个邻居，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我们这边在辛亥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那边意淫：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最符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然后他们就先找接壤的外蒙下手了。

中华民国一直不承认外蒙独立。沙俄比外蒙还着急，主动充当调停人，经过上百次谈判，1915年6月签订《中俄蒙恰克图协约》。

这个协约的主要内容：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军队，不得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组织和进行移民。设于库伦的外蒙古自治官府实质上完全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相当于默认了外蒙名为自治、实则独立的现状。

俄国人得逞了。

2

▲外蒙古简图

1917年，俄国闹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解决外蒙问题的契机。

不过，过程并不顺当。因为，另一个国家插足进来，而且来者不善。

日本！

日本人的侵略手法比俄国人隐秘，阴险。在后来收复外蒙的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始终强调要提防日本的外交威胁，说“其狡恶思逞者, 惟一日本”。

1919年春，在日本的支持下，旧俄军官谢米诺夫与内蒙古分裂分子共同组成反动政权“大蒙古国”，一厢情愿地将地域范围涵盖了布里亚特、呼伦贝尔及内外蒙古。

此时，外蒙当权者感受到了深深的威胁。他们原本在两个大国间跳舞，想着捞个好处不难，现在日本支持的旧俄军官又来了，局面更为复杂。

外蒙当权者已然分裂。

外蒙在清朝时政教分离，黑派王公治政，黄派喇嘛管教，各有所司。民国后，活佛是最高统治者，形成了喇嘛把持政权的局面。

大权旁落，王公们早就心有不爽。1919年8月，外蒙王公、自治官府“外长”车林多尔济与北京政府驻库伦都护使陈毅（这个陈毅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陈毅，同名不同人）秘密接头，表示愿意取消自治官府，恢复前清旧制，并请北京政府以实力援助。

无论对于北京政府，还是陈毅个人来说，这都是天赐机缘。外蒙撤销自治这件事，真干成了，绝对青史留名。

陈毅显然也很激动，赶紧跟北京政府汇报，说“机不可失，宜顺势收回（外蒙）”。

其实，这年年初，北京政府外交部在给陈毅的电报中已指示他瞅准时机与外蒙当权者另订条约，以备将来作为承认俄国新政府的交换条件，代替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

当机会真的来了，北京政府还是颇多顾虑：这事要分清主被动关系，不能给他国留下口实，作为干涉的理由，不然事就黄了。

北京方面最终决定，外蒙撤销自治，应由外蒙王公集体签名请愿，然后政府应请同意。

3

▲段祺瑞：皖系大佬，徐树铮的头儿

“当代班超”本来是给陈毅做的，结果他拱手让给了更有能力的人。

陈毅花了两个多月都搞不定外蒙撤治的事。他忽视了喇嘛一派的力量，当他与外蒙王公合计完外蒙撤治的63条规定，送往北京的时候，活佛的代表也赶到北京表示抗议。

这一抗议很要紧，惊动了友邦啊。这些国家均不怀好意地打探怎么回事。

事情陷入僵局，该徐树铮上场了。

也是机缘巧合。徐树铮是段祺瑞的人。1917年，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徐树铮献奇谋，利用张勋复辟前清的欲望赶走黎元洪，再助力段祺瑞赶走张勋，成就段老板“再造共和”的大业。一时间，皖系风光无两。

这期间，皖系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练了一支军队。然而，随着一战结束，练兵也就失去名分。段祺瑞自然不想这支军队被裁撤，于是，徐树铮就成了西北筹边使，这支参战军就成了西北边防军。

外蒙，在徐树铮的西北筹边范围内。

派系斗争的复杂出乎我们的想象。同是皖系，靳云鹏与徐树铮素来不和，两人讲不到一块，在段祺瑞下面各树一帜。

此时，靳云鹏是国务总理，抵达个人权力巅峰。他明确告诉徐树铮，外蒙撤治这件事由陈毅专办，你别越俎代庖。

徐树铮人已在库伦，做起了外蒙撤治的工作。看到靳云鹏的电文，火冒三丈。他致电国务院，说了一段“铁骨铮铮”的话：

“西北筹边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无效。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

在北洋，徐树铮的强硬跋扈跟他的聪明才智一样出名。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

实际上，他仗着自己带到库伦的4000兵力，从陈毅手中取得了外蒙撤治的主导权。

4

▲孙中山称赞徐树铮比得上班超

徐树铮的霸气和能力，很快向全国证明，他是对的。

陈毅花了两个多月解不开的局，他用22天就解开了。

在库伦，徐树铮主持召开外蒙撤治事宜的内部磋商会，明确提出两条新的交涉原则：其一，主权原则。撤治后政权应收归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实。其二，策略原则。关于交涉对象，当时情况下，以喇嘛为主。

这两条都是针对陈毅交涉久无进展的症结提出来的。

徐树铮强调，要走活佛路线。他说：“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

他与外蒙自治官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巴王）接触后，认为此人是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多做此人的工作，外蒙撤治“定可得手”。

他让巴王去做活佛的思想工作，但几天下来，工作做不通。

徐树铮急了，放下狠话：“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

这话武力威胁的成分很大了。他还觉得不过瘾，让巴王也要把后面这句话带到：明天活佛如果还不答应，就把他押解到北京听候政府发落。

徐树铮次日清晨想到自己说出这话，也不相信自己敢把活佛拿下。万一活佛的工作真做不动了，他只能拿四大喇嘛出气，把他们拘禁起来，恐吓一下，再想别的办法。总之，原则是“刚柔相济，不损国家之威”。

他没想到，巴王当天晚些时候就带来了好消息，活佛点头了。

徐树铮不是不能料到这一结局，只是来得比他想象得早。他此前已单刀赴会，见过活佛，劝其取消外蒙自治，重归中央，又派兵监视佛宫，还商讨了外蒙善后条例。总之，各种软硬兼施，恩威并重。

防卫力量严重不足，一直是外蒙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据统计，外蒙武装力量包括自治官府驻库伦军队1000余人，外加各王公旗下现役兵，总共不过5000余人。问题是，这5000人军队武器落后，战斗力几乎为零。

早在陈毅主持交涉时，王公们就曾提出希望中央出兵帮助护卫蒙疆。

随徐树铮驻库伦的西北边防军褚其祥旅，武器精良，军纪整肃。徐树铮的秀肌肉，既有恫吓那些反对外蒙撤治者的意思，也是让他们放心，中央有能力保护蒙疆的安定和平。

剩下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1919年11月17日，外蒙黑黄两派的王公、喇嘛联合具名呈文北京政府，表示愿意取消自治，恢复前清旧制，主权回归中央。

5天后，北京政府明令，大家这么齐心，这么热切，那就同意吧。

就这样，外蒙在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历时7年多，终于又重归中国版图。

5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外蒙撤治，成为徐树铮一生之中极为风光的一件事。

从1919年10月29日抵达库伦，到同年11月21日动身回京，仅用了22天时间，徐树铮凭三寸不烂之舌，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中国版图的重任。

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特任徐树铮为“外蒙古活佛册封专使”。同年12月底，徐树铮再到库伦，受到了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晚清以来，中国主权在不断沦丧，仅有外蒙撤治一事，稍微值得骄傲。

大军阀们一个比一个牛气，但论及国家利益的维护，恐怕都要在二线小军阀徐树铮面前低头。

徐树铮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第二次赴库伦途中，他随身带了一本《汉书》，很明显有澄清宇内的雄心壮志。他还第一时间把外蒙撤治一事电告南方的孙中山。

孙中山回电祝贺徐树铮，说吾国很久没有出过班超、傅介子这样的人物了，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此奇功，跟他们比，恐怕一点儿不差。

可惜，荣誉至此而止。

随着国内派系纷争，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徐树铮流亡。

政治上失势，毁谤随之而来。舆论反转，说陈毅才是外蒙撤治的大功臣，徐树铮不过是坐收渔利。然后，徐树铮的名字逐渐湮灭。

我们今天回望历史，可以跳脱出来，给予这段人和事客观的评价。怎么说呢？陈毅助攻，徐树铮射门。打这个比方，可以很好地说明二人的功绩。

然而，最最痛惜的事还在后面。

外蒙回归仅一年多一点，祖国母亲的被窝还没捂热，就又被抱走了。1921年1月，沙俄白匪大败库伦徐树铮的旅长褚其祥、高在田部。在沙俄白匪的胁迫下，活佛再次宣布外蒙“独立”，半年后，苏俄红军击败白匪，占领库伦，成立蒙古人民政府。

仍是那句话：中华民国一直不承认外蒙独立。

直到1945年2月，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以维持外蒙现状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1946年，中华民国跟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另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承认外蒙独立。

而徐树铮，早已在1925年被冯玉祥部下暗杀了。

没有什么人会记得这个名字，记得他干过的大事。

"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这是孙中山先生闻知徐树铮将军收复外蒙后所发的感慨。

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同年10月，率兵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在1919年11月17日正式取消自治，回归中国。徐树铮将军指挥边防军进驻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已被沙俄侵占长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中国怀抱。

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省徐州萧县的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因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而逃到了徐州定居。父亲徐忠清是一位乡村塾师，1873年被选为拔贡生，母亲岳氏自称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

徐树铮生长在这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中，自幼深受儒家熏陶，并且聪明伶俐，乡里争传他"七岁能诗"，被誉为神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徐树铮听说清政府正在招募士兵，他认为这是自己实现夙愿的大好时机，便从父亲的床头拿了钱偷偷离家投军。徐树铮离开徐州前往济南，欲投奔当时的山东巡抚、统领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并上书一封，中心内容大致是"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 ，

令他不曾想到的是，他却在袁世凯派来考察他的朱钟琪面前吃了闭门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滞留济南，只能借酒浇愁，却意外的遇到了袁世凯麾下被誉为“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二人相见恨晚，徐树铮便留在了段祺瑞身边，一跟就是二十多年，成为段祺瑞最信赖的谋士与爱将。

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在俄国的庇护下先是闹独立，后又改为自治，而徐树铮很早就以关注着外蒙的归属问题。1918年10月，徐树铮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组成了三师四旅的规模。

1919年4月17日，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他不仅主张撤治，更是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1919年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6月底，徐树铮指挥边防军陆续开拔进入外蒙古。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自京启程，10月29日抵达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开始对外蒙古高层施压。他于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并警告他说：“宽限一日，明晚必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巴德玛多尔济听了以后吓得战战兢兢，第二天便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徐树铮将军居功至伟。

其实徐树铮将军的真知灼见远不止如此，早在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宣布为中立国。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其主要目的是要与德国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要争夺德国已经经营了10多年的青岛。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10月中，占领了胶济铁路，进而准备攻夺青岛。

德军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后面进攻，由于步兵枪支预备不足，德国使馆武官就与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秘密接洽，希望借步枪2000支，并配以足够的子弹。徐树铮于是就自己作主，给青岛的德军运去一列车的军火。

时任山东将军的靳云鹏质问徐树铮道： “我们是严守中立的，怎么好用军火接济其中的一方面？你瞒住了总统、总长干这件事，万一事情泄漏了怎么办？”。

徐树铮大义凛然的说道：

“日本是中国最邻近的强国，中国是一个积弱的国家，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中国想有任何作为，只要得不到日本的谅解，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做得成的，日本绝非中国的朋友，它不会要中国富强；将来真正能够做中国朋友的，只有在美洲的美国和在欧洲的德国。现在就青岛的局面来说，德国是处在危困中的，这一批军火，就是要和德国成为“患难之交”。事情办好，能为两国间建立长期的友谊；万一失败，国家就拿我个人来治罪，也不至于耽误国家的大事。所以这件事绝不能和总统、总长说明。这件事成功则国家有好处，失败了不过是我徐树铮个人受损失，希望你能帮忙。”

徐树铮最终说服了靳云鹏，并得到了非他不可的掩护，使事情办得比较顺利，事后段祺瑞也认为干得很对。不过，日军最终还是在1914年11月7日攻占了青岛。

德军虽然失败了，但徐树铮接济军火的事却被德国人铭记了下来。1925年徐树铮访问德国的时候，德国政府对他的招待非常隆重——那时总统是兴登堡，总理是希特勒，外长是斯特莱斯曼，据说克虏伯兵工厂还无偿赠送给他一套制造大炮的图纸。

在民国初期，各地军阀相互混战，今天来了个张大帅，明天又跑来个李司令，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而只有徐树铮将军一针见血的指出“日本人绝非中国的朋友，日本也不会让中国富强起来”。更让他青史留名的是，他提一玈之师，征服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收复了外蒙古，虽然我们得而复失。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徐将军在宿州的墓地却破败不堪，而且屡遭盗墓，也许在百年之后，徐将军的墓地就像外蒙古一样，将永远消失在世人的心中，就像陆游诗中所写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