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35年底的时候罢,我还住在上海,听说“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喊出了“偌大个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时与我离开世间也只不到一年的光阴,虽说时局危重,时间紧迫,我竟自放下了半颗心,因我从这振聋发聩的呐喊声里,分明听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