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期，英国国王收到了来自东亚地区的一封手写信，满篇皆是文言。不难看出，写信给国王的，是一个学习四书五经之人。这个人，名叫爱新觉罗•弘历创造康雍乾盛世的最后一名帝王：乾隆皇帝。这封信当真是乾隆皇帝所写，他为何要写信给英国国王，又写了些什么呢？
都说，“朕”，自秦始皇始，成为皇帝专属的“至尊之称”。其实，甲骨文中已有“朕”字。且卜辞中，“朕”已借用为单数第一人称主格代词，作为在世之商王的自称。见“乙六九八八”“乙七一一九”“前四·四·七”“人二六九”等卜辞。前说亦有合理之处，因为甲骨卜辞中，“朕”还是方国名。
光绪皇帝在北京大学的讲话，读后让人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往认知的感受，一个封建皇帝没有任何八股之气息，即便今天社会上流行的陈旧腐朽之气也全然感觉不到，没有任何官场报告常用的官话、套话和空话，更加没有假话、空话和废话，读后感到很新鲜，一个古代君临天下傲视黎民的封建皇帝，却看不到太多自以为“奉天承运”伟大正确的那种帝王霸气。
中文的文言文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现实需要的迫切。相比于东汉之前书写材料的极度匮乏，以及甲骨、竹简的书写难度，将白话文尽可能压缩成文言文，是当时非常高效，且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代的西方，也是书写材料匮乏呀，羊皮稀缺，纸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英语压缩成对应的文言文来书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