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农村农业组织模式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最上一级是人民公社，规模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它既有基层政府的职能，更是一级农业经济组织，它下辖生产大队，大队的规模就是现在的行政村，生产大队下面，又分为若干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大约有一二百人，三四十户人家。
那时候农村实行的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制度，那时候村民叫社员，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干农活，虽然那种场面很壮观，人多干活时也有说有笑的，但是那时候干活也是很累的，打头的在前边干，社员就得在后边跟着干，实在撵不上打头的了，等别人都歇气儿了，你歇不着气儿才能撵上。
我谈谈当初的生产队，我在昨天发文说：《生产队时，社员有困难用钱就找队长借，沒有钱借我，你就别当队长！》有网友回复我说：他说那时候的队长也是可怜的人。谁不缺钱花，都去找队长借钱。如不借给我钱，你就别当队长，有的是人（很多人）愿意当队长，你下去，让别人来当队长。
引言生产队这种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存在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它虽然解决了之前个体农业经济十分脆弱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依旧没有发展的农业，显得格外拖后腿，而农民也显得格外贫穷，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在生产队时期，我家的地位比地主富农的地位还低，因为我是“工干家属”。“工干家属”并不是都受歧视，但我家加上爷爷奶奶有九口人之多，按照人口分口粮，却只有母亲在队里挣工分，因此欠了队里一大笔钱，有七百多元，我父亲当时每月只有二十九块五角的工资，每月都不够花销。
历史上，每个年代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或人物或事件或事物等，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符号，远的不说，就以近四五十年的历史来说，就有许多这样的符号，如“万元户”，成了80年代初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符号，“下岗”，成了90年代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的符号，“红码绿码”成了新冠疫情肆虐三年的防控符号等。
所以在土地革命时，按土地占有量划分成几个阶级，就是成份，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影响两代人，成份有地主，富农，是专政对象，因为他们在旧社会剥削了穷人，生产队重活让他们干，时不时开会批斗他们，他们子女参军，参加工作基本没有机会，连上学也会受影响，这种成份老辈见人很卑微，小辈低人一头，另外成份是中农，小土地出租是团结对象，再就是下中农贫农，雇农，是当家做主人的，我是贫二代，有机会上学，参军，在履历表成份这一栏总自豪地写上贫农这个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