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广播电台极为重视中国消息和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文件，并播送中国的歌曲如《东方红》和苏联音乐家谱制的有关中国的名歌，其中深受听众欢迎的有莫拉特里的《莫斯科——北京》、捷连特耶夫的《中国的胜利》、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祝贺中国》、科契马里奥夫的《自由中国》、费尔特利蒙的《中国之歌》和科契托夫作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青年战士》《催眠曲》《解放节之歌》《制止战争挑拨者》等。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亲历亲闻的云谲波诡的外交岁月中，既有惊涛骇浪，亦有风和日丽，偶尔也有机缘巧合。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1949年10月1日下午，周总理即以公函形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10月2日晨，毛主席修改致各国政府的公函和新华社发表公函的新闻稿，批示:“立即发表，于本日见报。俄、英文广播，亦须立即发出。”
8月3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病逝提问。在前面我们的文章《苏联亡了，但戈尔巴乔夫不伤心》里，我已经写过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成了“人生赢家”这事儿，大家对他的印象也基本上停留在“此间乐，不思蜀”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