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兄弟四个，在十九世纪80-90年代期间，老二被罚款1000多元，老三被罚款3000多元，老小被罚款1万多元，当时，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抚养费，父母为了生下我们，简直就是超生游击队，最穷的时候，只能喝粥，食不果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帆 深圳报道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厦大教授赵燕菁曾提议：应该把生育和社保挂钩，惩罚那些不生孩子的人，奖励生孩子的人，这样可以刺激生育。近日，赵燕菁对此作出回应，现代的养老金制度归根结底必须要有人来干，与家庭制度没有本质差别，就是我们养老一代，下一代养我们。
赵燕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