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亲历亲闻的云谲波诡的外交岁月中，既有惊涛骇浪，亦有风和日丽，偶尔也有机缘巧合。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中苏两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双方都着手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开始改变一个时期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冷局面。
1948年12月底，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被粉碎，全国解放就要来了，1949年一月到三月，斯大林多次通话中提到，制止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希望国共划江而治，在事实上分裂中国，1949年中国同苏联彻底站在一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苏联却毫无反应，1953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决定大规模援助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全套工业化，两国关系处于非常要好阶段。
同盟、冲突和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演化轨迹。这部书是作者研究中苏关系问题的论文集，按照时间线索，内容包括苏俄政府早期对华关系、苏俄高层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苏联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对华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以及拆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中共房山区委区直机关工委推出《百人话百年》系列微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学好百年党史，牢记初心使命，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一区一城”新房山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中共、苏共两党就产生了分歧。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外交之于国家素是头等大事，尤其现如今全球化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对抗之中，外交状况极大程度决定着一国的发展趋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秉承着周总理的外交思想，一代代外交家面向世界发出了和平友好且铿锵有力的中国声音。
8月3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病逝提问。在前面我们的文章《苏联亡了，但戈尔巴乔夫不伤心》里，我已经写过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成了“人生赢家”这事儿，大家对他的印象也基本上停留在“此间乐，不思蜀”的层面。
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届时收听!1985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重大转变，即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实行精兵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这部书是拙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多卷本著作中关于苏联最高决策层外交战略和政策方面决策的相关章节的结集，主要论述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外交决策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和外交决策得失，基本涵盖1917—1991年的时间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