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年，大汉朝廷大赦天下。这是汉灵帝刘宏即位的第16个年头，也是他第15次大赦天下。是的，你没看错，几乎每年都来这么一次……
大汉朝廷历来有“登基、立后、改元、立太子”等重大事件时大赦天下的惯例，以显示新君登基之后开明仁德、怀柔民心。然而东汉末期的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却以频繁地滥用大赦而闻名。
公元183年三月，汉灵帝宣布再次大赦天下罪犯。这已是灵帝登基后的第16个年头，他大赦的次数更是高达15次之多。如果说偶尔一次大赦可以显示皇恩浩荡，那么像灵帝这样的高频率大赦，只能说明国家法纪松弛，实为大故。
汉灵帝在位22年，除登基之初的头三年没有大赦外，此后几乎每年皆有一次大赦，可谓对这种手段极为热衷。作为君主，灵帝本不应将大赦如此泛滥化，失去了大赦在特殊时刻的政治效果。
灵帝之所以频繁大赦的原因，一是外患内乱频仍，边疆战事不断，各地还时有饥荒、瘟疫等灾害，灵帝为安抚百姓心志而不断大赦，二是扶持宦官和小人，又排斥谏言，灵帝偏安一隅，任由祸乱发酵，对治国无方，于是就以大赦来蒙混过关。
其实，汉灵帝刘宏即位之初，汉朝已面临内忧外患。国家早已不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时期的鼎盛景象。连年战乱不断侵袭边境，国力日衰，朝堂上宦官当道，风气败坏，先帝早逝幼主即位的局面屡见不鲜，外戚和宦官你争我夺，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民不聊生。
这些弊端固然非灵帝一人之过，但作为君主，灵帝不思治理，反而任由这些积弊恶化。他不求田舍贤能来巩固政权、提振民心，反而寄情嬉乐，沉溺于后宫佳丽。他不选任忠谏之士来除弊兴利，却倚重宦官和女色。可以说，天下既已危乱，灵帝仍不知反躬，未雨绸缪之策不施，反以大赦来蒙混。
其实，汉灵帝初登大宝，亦曾颁布减赋息烦、清查冒籍、开释冤狱等仁政以安民心。但不久这些良法便成空文，朝野弊病仍旧。君不尽责，祸乱由之而生。
我国历史上，大赦罪犯原本应是重大喜庆事件的必备手段，如新君登基、丰年礼乐、皇子出生等，都以大赦显示德意，以求民心。然而汉灵帝几乎将其变为一种日常化、泛滥化的仪式，由最初的喜事变为笑柄。
汉灵帝这种滥用大赦的恶果有三：一是法纪松弛，百姓心生侥幸，犯法者不知惧罪，二是外戚和宦官专权，祸国殃民，朝政日非，三是民心怨忿不已，国势趋零。
平心而论，灵帝所面临的困局，诚非其一人之过。但作为君主，必当舍小家以成大家，正己以治人，然灵帝仅知逃避现实，不思悔改，终至覆亡。
其实，汉灵帝这“大赦狂魔”的行径，也跟东汉帝王普遍早逝不无关系。诸如汉章帝、汉安帝等在位时间甚短，政局动荡，灵帝若要稳固政权，频繁大赦也是无奈之举。
自汉武帝去世后，东汉帝王的寿命显著下降。武帝之后的十二位皇帝，除光武帝尚可，平均早逝在30岁前后，深受早死魔咒困扰。这导致了“少主执政，外戚专权”的局面屡见不鲜，政局动荡，灵帝即位之初也面临这困局。
以灵帝为例，其前任汉桓帝仅当了八年皇帝便驾崩，年仅34岁。桓帝崩后，年仅8岁的侄子刘宏继位，成为汉灵帝。幼主登基，外戚自然要把持朝政，于是发生了窦太后与宦官曹节争权的恶斗。
由于东汉许多皇帝即位时都还是孩童，母后临朝称制，专权外戚，这成为汉朝的一大政治弊病。等皇帝稍长，又联合宦官排斥外戚，于是宦官当政。外戚和宦官你争我夺，朝局动荡，灵帝继位之初就是这个局面。
外戚专政时期，小皇帝依靠外戚势力，一旦皇帝长大了，便联合宦官势力反扑，清除外戚。然后宦官掌权后，又祸乱朝政、牟取私利、迫害忠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东汉政局长期动荡，也成为日后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当政局动荡之时，皇帝为稳住政权，往往以大赦来安抚人心。汉灵帝即位之初正值这样一个动荡时期，所以频繁大赦也就成为其稳固政权的方式之一。
由此可见，汉灵帝滥用大赦，既源于其个人德能修为不够，也与东汉皇权早衰，政局长期动荡脱不了关系。如果灵帝能像汉文帝一样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就不至于依靠大赦来稳定政权。可惜灵帝不思进取，终至亡国，实为德政的失败典型。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盛世易兴，难以长久，因果报应，恶积则亡。
大汉朝廷历来有“登基、立后、改元、立太子”等重大事件时大赦天下的惯例，以显示新君登基之后开明仁德、怀柔民心。然而东汉末期的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却以频繁地滥用大赦而闻名。
公元183年三月，汉灵帝宣布再次大赦天下罪犯。这已是灵帝登基后的第16个年头，他大赦的次数更是高达15次之多。如果说偶尔一次大赦可以显示皇恩浩荡，那么像灵帝这样的高频率大赦，只能说明国家法纪松弛，实为大故。
汉灵帝在位22年，除登基之初的头三年没有大赦外，此后几乎每年皆有一次大赦，可谓对这种手段极为热衷。作为君主，灵帝本不应将大赦如此泛滥化，失去了大赦在特殊时刻的政治效果。
灵帝之所以频繁大赦的原因，一是外患内乱频仍，边疆战事不断，各地还时有饥荒、瘟疫等灾害，灵帝为安抚百姓心志而不断大赦，二是扶持宦官和小人，又排斥谏言，灵帝偏安一隅，任由祸乱发酵，对治国无方，于是就以大赦来蒙混过关。
其实，汉灵帝刘宏即位之初，汉朝已面临内忧外患。国家早已不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时期的鼎盛景象。连年战乱不断侵袭边境，国力日衰，朝堂上宦官当道，风气败坏，先帝早逝幼主即位的局面屡见不鲜，外戚和宦官你争我夺，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民不聊生。
这些弊端固然非灵帝一人之过，但作为君主，灵帝不思治理，反而任由这些积弊恶化。他不求田舍贤能来巩固政权、提振民心，反而寄情嬉乐，沉溺于后宫佳丽。他不选任忠谏之士来除弊兴利，却倚重宦官和女色。可以说，天下既已危乱，灵帝仍不知反躬，未雨绸缪之策不施，反以大赦来蒙混。
其实，汉灵帝初登大宝，亦曾颁布减赋息烦、清查冒籍、开释冤狱等仁政以安民心。但不久这些良法便成空文，朝野弊病仍旧。君不尽责，祸乱由之而生。
我国历史上，大赦罪犯原本应是重大喜庆事件的必备手段，如新君登基、丰年礼乐、皇子出生等，都以大赦显示德意，以求民心。然而汉灵帝几乎将其变为一种日常化、泛滥化的仪式，由最初的喜事变为笑柄。
汉灵帝这种滥用大赦的恶果有三：一是法纪松弛，百姓心生侥幸，犯法者不知惧罪，二是外戚和宦官专权，祸国殃民，朝政日非，三是民心怨忿不已，国势趋零。
平心而论，灵帝所面临的困局，诚非其一人之过。但作为君主，必当舍小家以成大家，正己以治人，然灵帝仅知逃避现实，不思悔改，终至覆亡。
其实，汉灵帝这“大赦狂魔”的行径，也跟东汉帝王普遍早逝不无关系。诸如汉章帝、汉安帝等在位时间甚短，政局动荡，灵帝若要稳固政权，频繁大赦也是无奈之举。
自汉武帝去世后，东汉帝王的寿命显著下降。武帝之后的十二位皇帝，除光武帝尚可，平均早逝在30岁前后，深受早死魔咒困扰。这导致了“少主执政，外戚专权”的局面屡见不鲜，政局动荡，灵帝即位之初也面临这困局。
以灵帝为例，其前任汉桓帝仅当了八年皇帝便驾崩，年仅34岁。桓帝崩后，年仅8岁的侄子刘宏继位，成为汉灵帝。幼主登基，外戚自然要把持朝政，于是发生了窦太后与宦官曹节争权的恶斗。
由于东汉许多皇帝即位时都还是孩童，母后临朝称制，专权外戚，这成为汉朝的一大政治弊病。等皇帝稍长，又联合宦官排斥外戚，于是宦官当政。外戚和宦官你争我夺，朝局动荡，灵帝继位之初就是这个局面。
外戚专政时期，小皇帝依靠外戚势力，一旦皇帝长大了，便联合宦官势力反扑，清除外戚。然后宦官掌权后，又祸乱朝政、牟取私利、迫害忠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东汉政局长期动荡，也成为日后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当政局动荡之时，皇帝为稳住政权，往往以大赦来安抚人心。汉灵帝即位之初正值这样一个动荡时期，所以频繁大赦也就成为其稳固政权的方式之一。
由此可见，汉灵帝滥用大赦，既源于其个人德能修为不够，也与东汉皇权早衰，政局长期动荡脱不了关系。如果灵帝能像汉文帝一样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就不至于依靠大赦来稳定政权。可惜灵帝不思进取，终至亡国，实为德政的失败典型。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盛世易兴，难以长久，因果报应，恶积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