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与白天鹅
作者：叶曙明
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从建酒店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打算在全国的大城市，建几家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1978年国务院成立“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提出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建八家涉外宾馆，其中三家，放在广州。香港新华社受命做牵线工作。
1978年夏天，广东省中国旅行社经理张贵一向霍英东提出，能否在广州投资旅游业。随后，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匆匆南下，在广州与霍英东见面，希望他带一个头，在北京或广州，建一家有1000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
廖承志邀请了一批港商到北京，包括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彭国珍、胡应湘等人。邓小平会见了他们。这批富商很快达成共识，广州的三家酒店，由霍英东、彭国珍建一家（白天鹅宾馆）；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建一家（中国大酒店）；利铭泽、叶汉家族、李兆基、郭得胜、黄球建一家（花园酒店）。
霍英东与彭国珍合组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一个领导小组到了香港，霍英东代表香港维昌，具体洽谈在广州投资兴建高级宾馆的项目。
当时双方还未就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等种种细节，达成共识，但为表示诚意与决心，1979年1月23日，霍英东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了《白天鹅投资与兴建旅馆计划意向草案》。随后，霍英东又致函梁威林副省长，表明他个人绝不计较将来利润收益之多寡，白天鹅宾馆开始经营后，他个人所分得的收益，将全部用于在国内的再投资，或捐赠给教育、医疗或其他公益事业。
4月5日，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正式下文件，批准了该项目。
白鹅潭
酒店选址，既要顾客方便，又要风水好。中国的涉外酒店，因为市内交通不方便，通常都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但霍英东觉得，这不足让客人领略到中华文化与广州风光。旅游局在淘金坑友谊商店对面划了五万平方米的地给霍英东，但他觉得那是农民的菜地，征用以后菜价贵了，老百姓要骂他，所以不要。那块地后来用来建了花园酒店。
“经过几天对全市的亲自观察，发现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塞沙滩，”令霍英东眼前一亮，“我认为在这里兴建宾馆最为理想。因此，要求以填河方法获得土地用来兴建，方案马上被接纳了。”后来霍英东见到了叶剑英，说起他准备在沙面盖宾馆，叶剑英告诉他，那地方叫白鹅潭。
沙面位于广州珠江岔口的白鹅潭畔，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霍英东选择这个地点，有人说，是借鉴了湄南河畔的曼谷东方酒店，但霍英东不以为然，他说，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合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湄南河更具雄壮气派，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拆迁任务。但最大的遗憾是填掉了6000平方米的珠江河道，那时还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不是很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为了改善沙面的环境，霍英东又捐赠了300万港元，把原来英、法租界的前堤花园、皇后花园，改建为“沙面公园”，供市民休闲。
酒店初定名为鹅潭旅游宾馆，后改名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了5000万港元，彭国珍投了1250万港元（1983年彭国珍病逝，霍英东把他的股份买了下来），广东省旅游局投了400万人民币。另外由白天鹅宾馆向中国银行贷了3631万美元；1982年10月，霍英东、彭国珍与白天鹅宾馆法人代表朱一明，在东方宾馆签订《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这笔贷款也就由霍英东背起来了。
这份协议，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合作的甲乙双方，已不再是广东省旅游局与香港维昌，而变成了白天鹅宾馆与香港维昌。这样一来，白天鹅宾馆与香港维昌的关系，就有点含糊不清了，白天鹅宾馆到底是甲乙双方合作的一个项目，还是它本身就是合作的甲方呢？
但霍英东本着合作精神，并不计较。穗港双方，在澳门葡京酒店接着开会，决定由穗港建筑师各自做设计方案，择优采用。广州方案的建筑师，以佘畯南和莫伯治二人为领军人物。莫伯治是广东东莞人，一生奉献于岭南建筑艺术的研究与设计上。他的早期代表作包括白云山的山庄旅舍、双溪别墅和矿泉客舍。
霍英东在白天鹅工地上
3月19日，广州方面在华侨大厦召开设计研讨会，做出了一个“折板型”的方案，于3月24日送交香港征求意见。香港方面很快表示赞成。4月4日，香港建筑师带着他们设计方案到广州，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折板型”的方案。一下火车，就声称与广州方案不约而同，带有双方共同合作设计之意。但这时广州方面已经改了设计，另提出一个“腰鼓形”的方案。
“评比会变成一场舌战。”佘畯南后来回忆，“经过两天激烈的论战后，腰鼓形方案具有高层建筑的基本因素而被采纳。”不久，来自新加坡的丹麦建筑师，也带着一个设计方案加入评比，“但交通线要通过沙面才能到宾馆，而且总体布局甚乱，未被采用。”
霍英东参加了评比会，仔细聆听双方的争辩。他感觉到，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事物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对内地也不甚了解。“譬如，内地设计要计算预防地震、餐厅与厨房的比例，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宾馆要自己组织车队等，甚至有的部门建议在宾馆顶楼安装高射炮。由于设计工作涉及部门达30多个，所以，我认为必须由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比较合适。”于是，霍英东邀请内地的建筑师到香港参观考察，开阔眼界。“他们的智慧便充分发挥出来，终于设计了一间矗立如玉屏，配以飞瀑流涧、花艳草翠，堂内庭园中西合璧的白天鹅宾馆。”
夕阳中的白天鹅（陈莉摄）
广州方案最终被采纳，这意味着白天鹅宾馆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佘畯南由衷地说：“这要感谢霍英东博士的支持和霍震霆先生的帮助。”
林西指示施工人员：“要尊重建筑师的意见，凡是经总建筑师最后确定拍板的东西都不要改。”当时有一条规定（不是建议），出于备战需要，凡30层以上的高楼，天台都要装高射炮。这条规定，被霍英东顶住不执行。
1979年7月19日，填江造地工程开始。1980年12月24日，宾馆在一片彩旗飘飘、敲锣打鼓声中，奠基开工。霍英东仍然采用承包方式，把工程包给内地的建筑公司。这幢9000万人民币造价，占地三万平方米，楼高34层、102.7米的广州第一高楼，在1981年12月27日4时30分封顶，施工时间一年零三天。
酒店设备与物资的采购，是一项庞杂繁琐的事情，一家酒店需要采购的东西，不下10万种，大如空调、电梯，小如专用信笺、信封、毛巾、牙刷，许多在国内无法解决，要向国外采购。霍英东把采购工作交给内地自行负责，他只从旁协助，其用意，为内地培养采购人才。
至于酒店的经营管理，霍英东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自己负责。1982年2月，广东省旅游局委派朱一明副局长兼任宾馆总经理。整个宾馆两千多员工，包括总经理在内，没有一个做过酒店行业，都是边干边学。霍英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炎黄子孙有无限丰富的智慧与才能，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是可行的。”
白天鹅宾馆预定在1982年10月14日，秋交会开幕前，把五层楼的200个房间，先行试业。但直到开幕这天早上，霍英东巡视酒店时，房间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霍英东邀请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席开业仪式，但他对任仲夷是否到场，并无把握。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一个令他引以为豪的故事：
14日客人快要来了，我早上巡视厨房，发现炉灶还未安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只有一塘水。当时见到一位青年主管，我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来宾馆吃饭，就算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原来我以为只有很少客人，开几桌就够了，结果省市来了一百多位贵宾，但出乎意料之外，开出来的不是四菜一汤，而是颇具规模的晚宴，部分营业计划终于实现。
任仲夷不仅来了，还即席挥毫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内的“故乡水”
试业成功，所有人都欢欣鼓舞。1982年11月，白天鹅宾馆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董事长梁威林主持，副董事长霍英东、朱一明，董事霍震霆、崔振青、陈斌、龚恩光参加了会议。霍英东决定酒店在1983年2月6日，农历新年前正式开业。不少人都担心是否过于仓促，但霍英东却担心另外一些事情，过了农历新年，就到雨季，天气潮湿，如果再不开业，宾馆的许多物资都会沤坏。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宾馆一定可以按时开业。
到1月初，酒店的工程进度很慢，霍英东也开始有点焦急了，他索性搬到酒店，连续住了13天，亲自监督工程进度。在这13天里，据说，他没有脱过鞋子睡觉，累得筋疲力尽，脱去人形，埋下了日后癌症发作的病因。他曾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说，胡应湘他们搞中国大酒店，利铭泽搞花园酒店，都是几个财团合作搞的，只有他搞白天鹅，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1980年代初，香港地产市道崩溃，彭国珍的嘉年地产公司亏损惨重，面临清盘，彭国珍自顾不暇，再无余力顾及国内的投资。
1983年2月6日，春节前一个星期，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春节放假那几天，许多市民不逛花市也跑到宾馆参观。当时所有涉外宾馆都是“闲人免进”的——几乎所有市民都是“闲人”，而白天鹅宾馆开了“打开门做生意”的先河，成为国内第一家对市民开放的高级宾馆。
包括宾馆的高层管理者，都担心开放给市民进出，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万一损坏了物资谁负责？光是宾馆内的地毯，一平方英尺就值10港币，能经得住那么多人乱踩吗？霍英东说：“广州沙面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以前就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历史创口：如今修了一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与当年的洋人买办有什么两样？”他说，如果宾馆的物品因此被损坏了，就算到他的账内。在他的坚持之下，宾馆的大门，终于向市民打开了。
一时间人如潮涌，门限为穿。不计其数的市民经过那条长长的引桥，涌入白天鹅宾馆。有些人挤丢了孩子，地毯被踩坏，连马桶盖弄烂了。宾馆餐厅的洗手间一天用掉400卷厕纸，这在世界的餐厅中，恐怕也是一项纪录。这种紧张的情况，经过一个星期之后，才稍为缓解下来。
本文作者（左）与霍英东先生哲嗣霍震寰先生
当人们依然习惯于几十年不变的几分钱一个面包时，白天鹅的一杯咖啡贵得让人瞠目结舌。广州街头的云吞面，五毛钱一碗，白天鹅卖四块钱；四毛八一瓶的啤酒，宾馆内卖到两元以上。连宾馆的主管经理都不敢同意，但霍英东认为，来宾馆吃东西的人，不光是吃到了食物，也享受了优美的环境、上乘的服务，这些都是要成本的。长痛不如短痛，不改变就没有出路。
“这是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阵痛。”学者何博传宣称，他把白天鹅的贵价咖啡视为“可能是全盘推翻计划经济的最早的引爆器”之一。霍英东在谈到白天鹅的高消费时也说：“价格影响市场，市场影响生产，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白天鹅宾馆还有一项对中国的银行业推动甚大的创举，就是在全国酒店中，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习惯现金交易的中国人，不太相信一张小小的卡片，可以代替现金。甚至连白天鹅的管理层，也多数主张等等再看，但霍英东再次力排众议，决定率先使用信用卡业务。结果，广州很多酒店都纷纷追随。
事实上，霍英东搞宾馆，对旧有的僵化体制，是一种正面的挑战。在员工中试行合同制，对工资奖金、商品市场试行改革，其冲击波，涉及到物价、工资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霍英东说：“有人在参观白天鹅宾馆时哭了，说走回头路。对此哪能没有犹疑？”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他对体制、观念的革新，其意义较诸其他有形的贡献，尤为深远。
1979年，就在白天鹅宾馆开始填江施工的同时，邻近的清平路，一个占地6173平方米的农副产品市场，也鞭炮齐鸣，开张营业了。霍英东常到清平路逛逛，感受一下国内市场复苏的气氛。人气鼎盛，货如轮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向认为，路通才会财通，因此，1985年，他又捐出五万美元，请广州市在沙面和清平路之间，搭建一座人行天桥，方便人们来往，让更多的人在买卖农副产品之余，可以光顾白天鹅宾馆。当年12月，一座长22米，宽2.5米的双悬臂简支钢梁结构天桥，便横跨在沙面涌上。
霍英东与广东省原定的合作协议，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期限为15年，比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的20年少了五年，后来双方修改协议，改为20年，以示公平。200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合作期满，正式收归广东省政府。
霍英东曾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白天鹅宾馆的成就：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交回给广东省，整整走过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这只振翅欲飞的白天鹅，从当年在滩涂填地上打下第一根桩，到成为总收入逾53.5亿元的世界一流酒店，霍英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亦受过不少冤屈气，甚至有人说他当初并没有投资。然而，就霍英东个人而言，他的付出与成果，在今天来看，都是历史性的。他可以无愧无怍了。
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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