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伴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各阶层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坚定地认为：

作为亚洲民族的日本，不仅比中国人更懂得西洋的新方法，还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因此，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代表的日本，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

日军攻陷平壤，清军的金钱鼠尾辫子，实在是过于瞩目

于是，“囊括东洋诸国与诸民族，能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立场，旨在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命运”的“东洋史学”，成为了日本知识阶层重点关注与研究的历史学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意图肢解中国的“满蒙非中国”理论应运而生（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学者会提出“满蒙非中国”的暴论？提出这一理论的的动机是什么？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日本人勾勒出的“大东亚共荣圈”

1）幕末日本人的“满蒙野望”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治国有方，国势日趋稳定。不久，他居然萌发了“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个超级帝国”的狂妄计划。

只不过，他的这一“野望”最终以惨败收场（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丰臣秀吉的“大东亚野望”）。鉴于此，德川幕府长期恪守着和平路线，在260年间从未主动挑起对外侵略战争。

江户时代的街头

不过，伴随着“兰学”在18世纪后半叶的广泛传播（拓展阅读：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是如何大力推动英语教育的？），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日本武士型知识分子，又开始动起了“对外扩张”的小心思。

其中，以本多利明（1743—1821）、佐藤信渊（1769—1850）和吉田松阴（1830—1859）三人最具代表性。

学界认为，著有《经世秘策》《西域物语》《贸易论》等著作的本多利明，是“海外雄飞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从1809年开始，深谙兰学的他就在加贺藩开办私塾，主讲数学、天文、历学等内容。

进入19世纪以后，日本各阶层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改善这一不利局面，本多利明不仅提出了尽快解除闭关锁国政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与加强海上防务的呼吁，还一再主张向东北亚扩张，必要时可以“诉诸战争，以谋国益”。

因此，学界普遍将其视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与海洋扩张思想的理论源头。

《经世秘策》内页

最早明确将东北纳入到扩张版图下的日本学者，当属在兰学、儒学、神道、农政、矿山、海防、天文、地理等领域都有所涉猎的战略理论家佐藤信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要率先“占据东北”？对此，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给出了极为系统的解释：

于当今世界万国中，土地最广大、物产最丰饶、兵威最强盛者，未有如中国国者也。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中国。

于当今世界万国中，皇国可攻取之土地，当以中国国之满洲为最易。何则？满洲之地，与吾日本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水而相对，凡八百余里，是以知其势固易扰也。

民国时期的东北地图

如此，则黑龙江地方将悉为我有。若得吉林城，则中国鞑靼之诸部必望风而内附。鞑靼既定，则盛京其势亦危，中国全国当为之震动。故皇国征满洲而得之，虽不知早晚，然终为皇国所有，乃必定无疑也。

夫不止得满洲，中国全国之衰败，亦将由此始。既得鞑靼，则朝鲜、中国，亦当次第图之矣。嗟乎，后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者，若先熟读此篇，必以为是矣。

佐藤信渊（1769—1850）

黑船事件后，一直倡导“尊王攘夷”的吉田松阴，因为擅自联络佩里舰队企图偷渡去美国留学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撰写完成《幽囚录》一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扩张计划：

为今日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英美两国），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知识分子而炮制的“安政大狱”事件中，时年29岁的吉田松阴于1859年11月被处死。

不过，他的扩张思想，被以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领导人们全盘继承了下来。

吉田松阴（1830—1859）

2）“福泽谕吉”与“脱亚论”

从幕末至二战结束的近一百年间，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领域，处处都能看到福泽谕吉的影子。

因此，当时一度流行着“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的说法。这里的“三田”，指代的就是福泽谕吉的住处所在地。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实际上，在他深度学习兰学的过程中，就已经对儒家文化产生了强烈质疑。伴随着中国内外局势的日趋严峻，这种质疑迅速升级为了对所有“中国事务”的全盘否定。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在《唐人往来（1864）》一文中，讥讽中国是“一千年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根本不知随机应变，盲目自大之风强劲的不擅于变革之国”

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是“视其国为天下最尊贵之物，甚至不知仿照他国改革国事，盲目自大之病而起。”

福泽谕吉著《西洋事情》封面

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期，福泽谕吉系统学习了“进化论”，并将这一思想嫁接到了国际关系问题上。

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著作中，蕴含着极强的“优胜劣汰”思想。比如在《通俗国权论（1878）》一文中，他“残酷”地指出：

亲善条约也好，万国公法也好，虽然好像极为美丽，但只是外表名目，交际之实只为贪权争益。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武力才能决定一切。

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日本实现“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即“大力强化军备，在合适的时机侵占朝鲜和中国”。

福泽谕吉著《劝学篇》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对中国和朝鲜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在文中指出：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中国与朝鲜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

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一词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中国与朝鲜，对于吾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

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中国与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脱亚论》日文版

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的对华态度极为强硬。他不仅在专题文章中，将这场战争赞颂为“神圣之战争”，还将之视为“梦想已久的胜利”。

两国谈判期间，他不仅要求日本政府索取巨额赔款，并要求将旅顺、威海卫、山东和台湾甚至东北三省都收入麾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脱亚论”衍生出的都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扩张思想，几乎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各个角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雕像

3）东洋史学家们的“小心思”

作为“东洋史学”奠基人的那珂通世（1851—1908）认为，“东洋历史，并非单单是东洋诸国之兴亡，也应述及中国（汉族）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之盛衰消长也。”

因此，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1890）》系列丛书中，编辑特意采用设色分层的方式，将“中国帝国全图”分成了“中国本部”、满洲（东北）、蒙古、新疆、青海以及西藏等多个颜色截然不同的模块（拓展阅读：身为“蒙古圣祖”的成吉思汗，为什么会在近代日本备受尊崇？）。

原图没找到，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在其嫡传弟子桑原骘藏（1870—1931）发行于1898年的《中等东洋史》当中，不仅依然将“中华帝国全图”进分分为“中国本部”、青海、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几个模块，还将日本民族概括为“朝鲜之韩族属之，分布于朝鲜半岛南部至我国之人种”。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一举颠覆了传统的东亚格局（拓展阅读：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

桑原骘藏与《中等东洋史》内页

学界一致认为，将“东洋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学者，分别是东京帝大教授白鸟库吉（1865—1942）与京都帝大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

1905年，白鸟库吉在东京帝大所在的山上会馆发表的专题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倡导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成立亚细亚学会”的建议，但遭到了参会者的冷遇。

直到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8年，在时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857—1929）的支持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正式建立（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了“奴化”台湾人民，日本人做出了哪些小动作？）。

“调查部”不仅收集了大量与东北和朝鲜有关的史料文献，还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库”，陆续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等丛书，培养了一批“东洋史学”学者，极大程度影响了日本学界的学术风气。

白鸟库吉（1865—1942）

需要指出的是，由白鸟库吉主导的“满蒙研究”，背后蕴含着很强的政治思考与殖民背景。他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序文中如是写道：

回顾六七年前，当收拾日俄战争的残局，经营南满之经济，保护和开发朝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日本国民身上时，我曾经倡说在学术上对于满鲜的研究，乃是学界急务。

30年代的沈阳街景

在1915年出版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白鸟库吉更直言不讳道：

满蒙研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满蒙对我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满蒙今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所”编纂的十余册《满鲜历史地理报告》，价格居然暴涨到了令人咋舌的“百金”，成为了日本军政界炙手可热的“情报”（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白鸟库吉著《塞外史地论文译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年11月，内藤湖南发表《中国时局的发展》一文，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一系列展望。

尽管他在文中指出“中国不会分裂为南北朝”，但这里的“中国”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所谓“汉地十八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边疆省份均被他排除在了中国之外（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内藤湖南（1866一1934）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内藤湖南将边疆各省“排除”出了“中国版图”？他给出的理由是“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本就不愿归服汉人”：

首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起家，不存在受命于天的天子的民国政府，很难获得边疆各族的普遍认同。

其次，鉴于新生政权国力孱弱的现状，民国政府也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甩掉这些棘手的事物，经济上反而对中国有益。

内藤湖南退官留影；傅佛果著作《内藤湖南》中文版

1914年，由内藤湖南主编，以“完全代替中国人、为中国而写”为宣传口号的《中国论》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对于民国倡导的“五族共和”理论，他不仅将之视为“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还基于民族、经济和国家制度三个层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版图缩水”的必然性。

从民族角度出发，满、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历来不愿顺从汉人统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

对于边疆民族而言，清朝的统一，本质上是“服从满洲天子的统一”。这就意味着，边疆民族只对清朝皇帝效忠。因此，“满洲朝廷一旦倒塌，其他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

蒙古国绘作中的“蒙古独立功臣”：那木囊苏伦，达喇嘛，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那木斯莱，棍布苏伦

从经济角度出发，民国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是有害无利的。

众所周知，汉人的天下由汉人支配。因此，以中国本体的财力来统治中国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中国有害无利的土地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从国家制度出发，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固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但是，对于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言，共和制度本质上是软弱无力的，中国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丧失对异族的统治力。

袁世凯与驻外使节和武官

内藤湖南还认为，考虑到“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一直过于自信”。因此，即便民国政府喊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是否能够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存在疑问的。

受制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不少革命党人一度执迷于建立所谓的“单一的汉族国家”，使得国家一度陷入到了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

但历史证明，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冯国璋等北洋系领导人，谁都不敢在领土与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因此，内藤湖南的设想更像是一厢情愿的“野望”，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们，“已经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等地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全盛期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4）矢野仁一与“满蒙非中国”

一战结束后，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日本未能将一战期间攫取的在华权益“合法化”。

1921年11月，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将“拆解日英同盟、限制海军军备与讨论中国问题”设定为主要议题，旨在重建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

1921年11月19日，法国代表白里安（1862—1932）在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领土完整原则，在法国方面固完全赞成，惟中国疆界应先确定，则此原则方有重要意义之可言。”

对此，美国代表罗脱（1845—1937）表示：“相关讨论应以中国本部与中国行使宗主权各地之间宜加区别，此议案似可仅及于中国本部。”

华盛顿会议

中国代表施肇基（1877—1958）得知后，立即对西方国家这种“拟图变更中国疆界”的观点提出了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查约法第一章第三条内载，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近查外人议论，每多误会，希注意辩正。”

华盛顿会议上的讨论要旨传回国内后，梁启超（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在11月2日在天津青年会发表演说。

他不仅阐述了东三省等边疆地区“两千多年一直都是中国的郡县”的史实，还指责日本“意欲将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12月6日，梁启超将本次演讲的讲稿刊载于上海《时事新报》。文章发表后，当时被日本各界视为“国士”的矢野仁一，旋即撰写了《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中国无国境论》《中国非国论》等系列文章“予以反驳”。

矢野仁一（1872—1970），是当时京都帝大唯一一个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东洋史学家，长期担任东洋史学第三讲座讲授。

尽管他的成就与学术地位不及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二人，但是“得益于在满蒙问题上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因此备受日本各界尤其是军政界的高度重视。

矢野仁一（1872—1970）

为了反驳梁启超，他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层面，给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论。

首先，矢野仁一从“边疆”的定义和历史变动入手，企图彻底将“大一统中国”全面拆解：

在中国，所谓边疆是指这种理论和实际的境界，即以实际统治的部分和实际并未统治的部分为境界的地方。

实际上只不过手不能达、不能及而受着限制，不像有国境之国的国境那样明了，是非常暧昧的。

德国于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

随后，矢野仁一以蒙古、新疆、西藏、东北为具体事例，一再强调中国边疆的“流动性”和“漠然状态”：

中国直到清朝以后，政治和文化势力才到达了云贵与蒙古一带，实属前代未见的现象；新疆是在清朝末期。才新开拓的边疆地区；今天的西藏。可说是已经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仅残存着名义上的宗主权而已。

一言概之，在矢野仁一看来，“边疆各地并非变成了中国的领土，与中国只不过是通过清朝共同拥戴一个君主的关系而已。”

矢野仁一著《满洲近代史》

其次，矢野仁一对流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嘲讽。他在《中国无国境论》中指出：

所谓国境，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必要条件，不是先有国家而后才有国境，是先有国境而后才有国家。如果是没有国境的国家，那就不是真正的国家，至少不是完整的国家。

晚年的矢野仁一

在将“国境”和“国家”进行本末倒置后，他引用《尚书》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一语来证明，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

这就意味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境观念，故而中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最终，矢野仁一恶意满满的表示，“中国的边疆只不过是假的国境，或者说是中国在世界帝国时代的遗迹或遗痕。”

宣统元年（1909）发行的清朝地图

第三，矢野仁一基于所谓的“德化主义”与“文明”的角度，认为“一直倡导德化主义与王化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中国非国论》一文中，先后举出了“礼乐典章是超越国家的过于高尚的政治和文化、政治只是读书人的游戏、中国人缺乏国民教育、科举制度是所学非所用”等6个所谓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言概之，矢野仁一认为，“用近代国家的标尺看，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境线、没有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完整的国家组织、没有国家责任感与言论责任感的非近代国家。”

在该文的结尾，矢野仁一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建议“中国政府一个主动抛弃尾大不掉的边疆地域，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

军阀割据的中国

这些“暴论”文章发表后，迅速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比如首相田中义一就在发表于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的论述大加赞赏：

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的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

田中义一

5）“吞并满蒙”的最终成型

经过几年的精心酝酿（拓展阅读：为了将东北据为己有，日本人动了哪些小心思？），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恶意炸毁了柳条湖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资料显示，关东军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占领了整个沈阳城区，仅依靠一个师团和满铁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的兵力，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拓展阅读：“异类战犯”石原莞尔与他的“中国野望”）。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正式成立，清朝皇帝溥仪成为“国家执政”。1934年，“满洲国”升级为“满洲帝国"，“执政”升级为“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拓展阅读：“满洲国”时期，日本人是如何奴化和蛊惑东北人的？）。

为了进一步与国民政府对抗，1935年11月，内蒙古德王访问“满洲国”，获赠步枪5千支，子弹200万发。于是，德王决定另起炉灶，建立蒙古政权组织。

次年2月，德王在自己的王府建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确定成吉思汗纪年并制定了“蒙古旗”。

1939年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权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与夏恭二人为副主席（拓展阅读：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至此，吆喝了近百年的“满蒙独立”，正式成为了现实。

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的德王

6）尾声

东北全面沦陷后（拓展阅读：“你的满洲，我的东北”：近代中国学者的“东北观”），时人普遍认为：

九一八事变是沉睡的中华民族深夜的第一声鸡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着只有家族而没有民族，只有地域而没有国家的弊病。

很快，中国知识界开始尝试以“中华民族”为旗帜，主张建立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成为了中国人民共同的身份象征。

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拓展阅读：拾遗：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

卢沟桥

最后想说的是，近代日本对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情，既可以视为是一种学术追求，但也决不能无视其重构“东亚新秩序”的内涵。

一旦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容易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更会演变成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这同时印证了过往多篇文章中讲到的一句话——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历史学科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